今晚24點后油價再漲！我國的油價構成和美日等國有何不同？

作為全球第一大能源進口國，在發改委的不懈努力下，本輪受伊朗局勢影響的國內汽、柴油價格，截至今日24點后每噸僅再次上調420 元和400 元，較國際油價正常波動情況下的國內油價盯市零售價格每噸少漲380元、370元！

我今天就和大家簡單聊聊發改委的成品油調價機制，以及為什么深陷能源危機和通脹危機下的美日等經濟體，他們的油價相對而言，似乎還是比我們調控后的價格更低，而要厘清這兩個問題，需要回歸我國油價定價機制本身與全球能源市場價格傳導的底層差異，以及油價之上的民生考慮。

一、我國的市場化油價調控機制

當下的國內成品油調價機制，一直嚴格遵循 2016 年完善并沿用至今的《石油價格管理辦法》，實行 “十個工作日一調” 的市場化定價機制，調價幅度與掛靠的國際市場原油價格波動直接掛鉤。

而3月以來的價格上調觸發因素，主要是受國際原油價格持續上行影響，這導致了對應國內調價周期內原油變化率持續正向擴大，最終觸發了這一些列的持續上調！

而所謂的“價格調控”，主要是對沖國際油價的劇烈波動，為國內能源市場與實體經濟構建一定的 “安全緩沖區間”。

畢竟，當前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已超 72%，國際油價的暴漲暴跌，會直接傳導至物流、交通運輸、工農業生產等實體經濟核心領域，加劇全產業鏈成本波動。而我們現行機制中，也設置了 “天花板價”（130 美元 / 桶）與 “地板價”（40 美元 / 桶），這些都是為了在極端行情下，能夠對沖國際市場風險。也就是說，當國際油價突破 130 美元時，國內成品油價格少漲或不漲，而當國際油價跌破 40 美元時，國內價格即不再同步下調。

簡單而言，就是前者保民生，后者保本產能，同時將價差收益納入油價調控風險準備金，用于應對后續油價波動。

而數據顯示，僅 2022 年國際油價暴漲期間，我國就先后 6 次暫緩成品油調價，累計少漲幅度超每噸 2000 元，而本次調價是國際油價在正常波動區間內的順價調整，符合既定規則。

二、國內外油價為何價格差異較大？

首先，我們不去比海灣、東南亞的產油國，因為他們一向是油比水便宜，我們只是對比美、日等經濟體，去看看大家的價格差異到底是如何造成的。

首先，稅費結構差異，肯定是價差的核心變量。當下，我國成品油價格中，包含消費稅、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等多項稅費，其中汽油消費稅按 1.52 元 / 升、柴油按 1.2 元 / 升定額征收，疊加 13% 的增值稅及附加稅費，稅費合計占終端零售價的比例長期穩定在 35%-40% 區間。

而反觀美國，其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石油生產國與凈出口國，成品油稅費極低，聯邦汽油稅僅 18.4 美分 / 加侖，疊加各州平均 30 美分 / 加侖的稅費，折合每升稅費僅約 0.9 元人民幣，且無增值稅，僅這一項就形成了每升近 2 元的基礎價差。而小日子成品油稅費占比約 30%，雖高于美國，但仍顯著低于我國，且無定額消費稅的剛性成本，價格彈性更高。

接著，美國憑借頁巖油實現了能源自給自主，本土原油產量穩居全球第一，原油開采、煉化、零售全鏈條本土化完成，供應鏈短、運輸成本低，且煉化產能過剩，市場競爭充分，基礎成本天然偏低。因此，實際上美國對于進口并不是物理性依賴（進口主要是讓煉化有利潤），而是價格深度綁定，這也導致美國經濟與石油價格的關聯性很大，而這也是美國不依賴，卻被霍爾木茲海峽和曼德海峽深度影響的原因！

而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超 72%，進口原油需承擔遠洋運輸、保險、關稅等多重成本，疊加戰略石油儲備的剛性投入，原油到岸成本本身就高于美國本土。小日子雖同為原油進口國，但其煉化行業集中度高、技術效率全球領先，單廠煉化規模大，單位加工成本或低于國內平均水平，因此進一步壓縮了終端價差。

接著，美國、日本的成品油定價完全市場化，終端價格隨國際原油價格實時波動，暴漲暴跌的特征極為明顯，價格一旦走高，就需要石油儲備進行動態管控，甚至需要收儲企業同步配合。

而我國的定價機制，核心是 “平滑波動、兼顧兩端”，既傳導國際油價變化，也避免極端波動沖擊實體經濟。很多公眾只看到國際油價暴跌時，國內油價因地板價機制未同步大幅下調，卻忽略了國際油價暴漲時，國內因天花板價機制少漲甚至不漲的對沖效應。

此外，國內成品油價格中，還包含了農村道路建設、偏遠地區供油保障的交叉補貼，這也是美、日市場不存在的成本項，畢竟西方經濟是建立在市場本身調控上，而我們是建立在宏觀計劃下的市場，大家的區別還是有的！

最后，就是能源戰略與政策導向的長期差異！這點在歐盟最顯著，為了綠色和ESG等，以及基本摧毀了自己的傳統能源工業和網絡。而我國的成品油定價，雖然和歐洲有些類似，始終與 “雙碳” 目標、能源轉型戰略深度綁定，但并不像歐盟那么激進，且我們的地緣背靠俄羅斯、中亞，安全度比較高！

所以，我們能堅持適度的成品油價格，也能夠引導全社會減少燃油消費，推動新能源汽車、清潔能源的替代進程！而美國的政策核心是通過低油價刺激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作為 “車輪上的國家”，低油價是其拉動內需的核心抓手之一，也是歷屆總統的民生衡量指標。而日本則更側重通過技術升級實現節能，對油價的調控更多聚焦于市場穩定，而非能源轉型的強引導，政策導向的不同最終也反映在終端價格差異上。

所以，對于公眾而言，既要看到油價上調帶來的出行成本增加，也要理解定價機制背后對沖邏輯和保障供應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