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賦能民族地區教育發展的價值、困境及路徑

摘要：民族地區教育長期面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可以重塑民族地區教育公平圖景，驅動民族地區教育內涵式發展，進而賦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縱深發展。然而，人工智能在不斷賦能民族地區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仍面臨數字化基礎設施滯后與技術支撐不足、教師智能素養薄弱與技術教學融合脫節、應用制度欠缺與數據倫理潛在風險等困境。未來應“以點帶面”完善智能設施夯實融合發展底座、構建分層分類培訓體系提升教師智能素養、健全技術倫理制度筑牢數據安全防線，為民族地區教育數字化轉型提供新動能。

關鍵詞：人工智能；教育數智化；民族教育；智能素養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等文件中，都特別強調要促進人工智能助力教育變革。人工智能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新質生產力，正全方位賦能教育的改革發展。民族地區教育作為國家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提升民族地區人口素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鞏固民族團結的特殊使命。然而，受制于多重因素影響，民族地區教育仍面臨校際差距明顯、師資保障難度大與教育發展質量有待提升等問題。人工智能憑借其數據驅動和低成本優勢，為破解這些長期存在的結構性難題提供了技術支撐。因此，必須認清人工智能賦能民族地區教育的必然性，并探索出行動路向，更好地推動民族地區教育高質量發展、服務國家教育強國建設。

人工智能賦能民族地區教育的價值意蘊

以“智”促“均”，重塑民族地區教育公平圖景。教育公平是民族地區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基石。人工智能有助于打破地域和資源的限制，從根本上解決民族地區教育發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尤其是國家智慧教育平臺等云端載體的出現，打破了時空與地域壁壘，構建起“多元互聯、動態均衡”的新型民族地區教育發展共同體，使東部發達地區的優質課程與教材實時傳輸至民族地區學校。這種“云端援教”模式，有效填平了區域間、學校間的資源鴻溝，讓民族地區學生能夠“低門檻”獲取高質量教學資源，從源頭上促進了起點的公平。此外，人工智能通過大數據畫像與智能算法，構建起適配學習者認知特征的精準供給機制。這種數據驅動的教學模式，使民族地區教育關注點從“有書讀”轉向“讀好書”，確保了教育過程與結果的實質公平。

以“智”提“質”，驅動民族地區教育內涵式發展。人工智能對于推動民族地區教育內涵式發展，服務國家創新人才戰略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一方面，人工智能憑借其強大的數據處理與多模態生成能力，能夠為不同認知水平的學生提供“千人千面式”的個性化資源，并且引導學生在主動探索中完成知識建構，從而推動民族地區教育實現人的個性化發展目標。特別是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學中，智能語音評測有效降低了語言轉換的認知負荷，精準破解了民族地區教育中“教不準、教不會”的現實困境，使得大規模因材施教的愿景照進現實。另一方面，數據賦能的精準教研為本土高素質師資培育提供了堅實后盾，而基于大數據分析的布局優化與資源配置調控，則構建起以證據為中心的多維評價機制。這種由經驗主導向數據決策的模式轉型，極大激發了民族地區的教育創新活力，切實推動了教育從“有學上”向“上好學”的質變，真正落實了以“智”提“質”的內涵式發展目標。

以“智”鑄“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數智化轉型背景下，人工智能已超越了單純的新質生產力屬性，成為意識形態建設與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人工智能依托虛擬現實、增強現實及全息投影等前沿技術，構建起具身式的文化體驗場域。學生在虛擬場景中，通過多感官協同交互，得以身臨其境地感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脈絡，實現認同感從“認知”層面向“情感”層面的躍遷。與此同時，人工智能以其開放架構打破時空阻隔，消弭了物理分隔帶來的心理壁壘，促進各族學生在“云端”實現交往交流交融。此外，借助大數據畫像與輿情分析技術，教育者能夠精準捕捉思想動態并預判風險，構建數據驅動的精準思政模式，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潛移默化地融入教育教學全過程，構筑起維護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的堅實思想防線。

人工智能賦能民族地區教育的現實困境

數字基座建設滯后，底層技術支撐不足。目前，部分民族地區學校仍面臨數字基座建設滯后、底層技術支撐不足等困境。盡管在國家政策傾斜下，部分民族地區的算力基礎設施建設有所推進，但硬件更新維護的長效保障機制仍未健全。加之部分民族地區教育部門尚未建立專門的平臺技術支持團隊，學校在應用人工智能過程中遇到的技術問題難以得到及時解決，導致普遍陷入“用而難維”的困境。此外，國家智慧教育平臺在民族地區的推廣呈現出兩極分化態勢，校際使用頻率落差顯著。特別是牧區及偏遠地帶，受限于家庭網絡覆蓋不充分及學校線下數智化實踐活動匱乏，學生獲取數智資源渠道受限，導致區域間智能技術引進差異的“馬太效應”持續擴大。

教師智能素養薄弱，技術教學融合脫節。一方面，教師對人工智能應用的教育價值存在認知局限。一些教師習慣于傳統教學方式，認為人工智能技術輔助教學收效甚微，進而產生“不敢用、不會用、不愿用”的畏難情緒，無法有效利用國家平臺。加之部分學校師資結構性短缺，一些教師身兼多科教學，精力分散，無暇顧及學習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研修更新。另一方面，教師技術駕馭能力薄弱、資源整合水平不高，導致技術教學融合脫節，人工智能賦能教學互動流于形式。部分教師將人工智能淪為“表演道具”，僅通過視頻演示替代學生動手實驗，或將無關背景材料充斥課堂，雖然活躍了氣氛卻偏離了教學目標，導致“滿堂看”取代了“滿堂灌”，剝奪了學生深度思考與探究的機會。[1]甚至部分教師直接挪用未經本土化加工的網絡資源，忽視了學生現有的認知水平與地域文化差異，不僅造成理解障礙，更因信息過載分散了學生注意力，偏離了教學主題。

技術應用制度欠缺，數據倫理存在潛在風險。當前，教育領域的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制度存在明顯缺位，數據倫理存在潛在風險。盡管內蒙古、廣西等地已出臺了人工智能應用相關的政策文件，但這些政策文件多聚焦于產業經濟層面，缺乏與當地教育場景相適配的可操作執行標準，使得民族地區學校難以進行高質量教學創新和技術研發。[2]此外，人工智能由于受限于自身設計原理及用戶不清晰指令，在交互過程中會杜撰一些錯誤信息，誘發“人工智能幻覺”。[3]加之生成內容歸屬不明、標識不清，可能引發著作權糾紛和學術不端等問題，對數據與隱私安全、學術不端等數字社會倫理構成潛在威脅。

人工智能賦能民族地區教育的行動路向

“以點帶面”完善智能設施，夯實融合發展底座。建議可以推行“試點先行，以點帶面”的布局策略，逐步形成“試點探索—經驗總結—輻射帶動”的良性循環，為民族地區的智能設施建設探明方向。在具體推進過程中，教育相關部門應加強頂層設計，統籌算力資源，集中突破大模型訓練難題，并依托豐富的中華文化語料，特別是多民族語言資源，構建多語種教育資源庫，確保民族地區智能教育內容的深度與廣度。地方政府應以縣域為單位布局“智能節點”，負責本地學情數據的緩存與即時處理，通過微調“輕量化小模型”，大幅降低對高帶寬及昂貴硬件的依賴，提升系統的韌性與響應速度。學校應依據自身實際應用場景，實施分級配置與“適文化”改造，科學制定設備升級換代計劃，對現有資產進行效能評估與針對性升級，確保終端設備與學校教學環境相契合。

構建分層分類培訓體系，提升教師智能素養。構建分層分類培訓體系，提升教師智能素養，是推動民族地區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支撐。首先，民族地區學校應著手構建“通識奠基、學科深化、分層遞進”的教師智能素養培訓體系，將智能素養納入教師繼續教育必修模塊，依據教師技術基礎、學科屬性與角色差異設計差異化培養路徑。同時，通過問卷調研實時追蹤教師在教學實踐中的痛點與需求，并據此迭代優化培訓內容，確保培訓的針對性與實效性。[4]其次，民族地區教師必須順應形勢、主動求變，既要有能力根據教學內容等因素合理選擇與運用信息技術輔助教學，提高教學效率，又要避免對信息技術的過度依賴，防止出現理解窄化或使用不當等問題。最后，需研制契合本土教育情境的教師智能素養評估指標，構建教師專業成長數字畫像，以科學精準的評價和評估推動培訓體系的持續優化與教師智能素養的內涵式發展。

健全技術應用倫理制度，筑牢數據安全防線。為構筑數據安全防線，實現人工智能賦能民族地區教育可持續發展，國家應加強頂層設計，健全技術應用倫理制度。首先，教育部等主管部門應發揮核心決策職能，基于深入調研，出臺專門針對民族地區教育技術應用的一攬子倫理規范與政策文件，為人工智能賦能民族教育提供清晰的倫理路標與行動指南。其次，針對日益隱蔽的“人工智能投毒”、數據竊取等新型安全隱患，相關部門應強化技術反制能力，構建集防御、監測、響應于一體的動態監測網絡。鑒于民族地區教育場景特殊性與文化敏感性，所有投入使用的人工智能教育產品必須通過意識形態安全與民族文化適配性的雙重專項審查，將價值對齊作為技術研發與應用的前置條件，嚴防反對勢力的意識形態滲透，確保技術邏輯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統一。最后，建立獨立的第三方審計制度，利用“數據鏡像”技術將不可見的“黑箱”轉化為可觀測、可追溯的透明系統，切實提升數據的可控性與公信力，為民族地區教育高質量發展營造安全可信的技術環境。

參考文獻：

[1]王嬙，孫倩，次央.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推動民族地區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策略研究[J].中國民族教育，2026（02）.

[2]阿木古楞，蘇丹.元宇宙賦能民族地區教育的邏輯理路：何以必要、何以為憂、何以化憂[J].民族教育研究，2025（02）.

[3]孫立會，周亮.論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的主體性風險與規避——基于生成哲學的分析[J].現代教育技術，2024（08）.

[4]向安玲，趙麗芳.AIGC賦能民族地區教育的價值與路徑[J].民族教育研究，2024（04）.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重大項目“數字教育形態研究”（項目編號：VCA230011）的階段性成果。孫立會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程喬單位：沈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責任編輯：李景

作者：孫立會 程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