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周總理與國防科研十六字方針||朱光亞

周總理與國防科研十六字方針

朱光亞

我作為國防科技戰線上的一個老兵，對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的這些往事的記憶是猶新的。周總理對于尖端科學技術事業的關懷，以及他嚴謹的科學態度和工作作風，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由于工作關系，我很幸運有較多的機會聆聽周總理的教誨。第一次是在1962年12月4日召開的中央專委會上。專委會是11月成立的，這已經是第三次專委會會議了。

1962年11月，毛澤東在《關于建議成立中央專門委員會的報告》上作重要批示。

會議在西花廳舉行，周總理和專委會的領導同志圍坐在一起，商討關系到國家安危的大事。那個時候我們二機部的領導劉杰、錢三強等同志向專委會匯報了原子能工業生產建設的情況，以及研制原子彈兩年規劃的問題。我列席會議，并作了補充匯報。當時我們國家一方面受到核大國的威脅，一方面經受著國內經濟上的困難，形勢是非常嚴峻的。能不能夠加快發展我們自己的原子能工業，已經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聽完匯報以后，周總理指示我們：在我們的科研工作中，必須實事求是，循序而進，堅持不懈，戒驕戒躁。他講了一段很深刻的、對我們大家有很大的鼓勵和鞭策的話。

那天的會議從上午一直開到下午，周總理就留我們吃午飯，他和我們同桌就餐，吃的是用大盆裝的燉肉丸子熬白菜豆腐，還有幾碟咸菜，我的印象很深刻。

好幾年以后，余秋里同志告訴我們說，這種大盆菜是周總理創造的國務院的傳統飯菜，既有營養，又很簡便。這種傳統的飯菜在國家經濟好轉的年月里，一直是沒有變化的。有一位在周總理身邊工作的同志還給我們講過一個小故事，那就是1963年的一次晚餐，也是這樣的飯菜，大家都入席了，后到的賀龍元帥進了餐廳以后，看了一眼每一張桌子上的這個菜，很風趣地對周總理說：“總理啊，國家經濟都好轉了，你這兒的飯桌上怎么還沒有體現出大好形勢啊？”周總理說道：“大好形勢是靠大家奮斗得來的，將來國家富強了，也不能丟掉艱苦樸素的傳統啊。”周總理歷來生活簡樸，就是在飯桌子上，也有警示我們的風范。

周恩來與專委會成員賀龍、聶榮臻和張愛萍。

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這次專委會的內容后來就成為全國人民的行動，不到兩年時間，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就試驗成功了!

干我們這一行，一得之見是多得很的，說起來也有道理，但不見得全面。由總設計師聽了各種意見以后，經過分析平衡，最后謹慎拍板。總設計師也不是一個人，還有一個總體的設計部，一個大班子，就是系統工程的班子。他們運用系統工程，衡量各種因素，選擇最優的方案。總設計師聽了各方面的專家意見，又看了總體設計部的報告，最后下決心拍板。拍了板，誰再有意見也不算數了。這就是周總理和聶帥給我們的規定。我們現在的總設計師都是這么鍛煉出來的。總設計師要有風度，正如錢學森所說的要有“大將的風度”。

從1962年11月中央專委會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周總理親自主持召開了9次會議，及時地解決了生產科研和建設中許多重大問題。

周總理主持第5次會議的時候，聽取了匯報，肯定了二機部前兩年的工作成績之后指出：兩年規劃的完成，專委會有很大的責任，但是，主要的責任還是在你們二機部的領導上，二機部的領導自上而下都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計劃科學性，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即“三高”指示，這成為指引我們前進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

周總理要求我們科技戰線上的同志“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即國防科研工作“十六字”方針），特別是在執行大型任務時更應如此。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的典范。每次搞試驗之前，他要聽匯報，總是仔細地詢問可能影響成敗的各個關鍵環節，而且還要求我們把各種不利的，或者意外的因素考慮到。比如，原子彈要做試驗了，已經掛上飛機了，氣象起了變化，怎么辦？我們對氣象是有很嚴格的要求的。萬一原子彈投不下來又怎么辦？飛機帶彈返回機場的時候，原子彈會不會又意外地掉下來了？脫鉤了？諸如此類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又應該采取什么可靠的安全措施等。

有時周總理得不到滿意的回答，他就說，我們暫時休會，給你們一定時間，你們回去找更多同志一起研究。直到我們有了比較令人放心的答案以后，他才決定再復會，作出決定。這樣的事不止一次。他多次很嚴肅地重申“十六字方針”，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搞試驗關系重大，絕對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馬虎。我們國家還很貧窮，做什么事情，都要考慮周到，略有失誤，都會加重人民的負擔。

正是周總理嚴肅而又親切的教導和榜樣的力量，培養和鍛煉了國防科技隊伍嚴細的作風。此后，每一次重大的科研試驗，我們都要重申“十六字方針”，都要按照周總理的指示開展群眾性的預想預防活動，提方案定措施，做到“彈不帶隱患進試驗場”，“衛星不帶隱患上天”，這使我們在相當一個時期在同一個類型的尖端科學技術試驗中，成為世界上成功率比較高的國家。

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宣布我國首枚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喜訊。

周總理一心想的是祖國的繁榮富強，人民的幸福安康，世界的持久和平。他諄諄告誡科技戰線的同志們，我們發展核動力，首要的是安全。他明確提出，核電站的建設，應當遵循“安全、實用、經濟、自力更生”十個字的方針。這里面首先強調的就是安全。

記得1970年7月，當時我已經轉到國防科委工作了，用于核潛艇的核動力陸上模式堆運行試驗準備就緒。周總理派專機把有關人員接到北京匯報有關工作。那次會開了兩天，周總理在這次會上著重審查了起動運行的安全，要求每一個環節都要認真地研究，指示二機部要請本部門以外的一些專家來挑毛病。正是這次審議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的專委會上，周總理還指出，這是開發利用核動力的起點，也是奠定核電站的基礎。

1970年11月的一次專委會會議上，周總理聽取了上海市研制核電站問題的匯報。1974年3月底到4月中旬，周總理主持的最后一次專委會會議。那次會議分兩次開，時間拉得比較開，也是讓大家回去反復再研究。會議第一項議題就是審查上海市代號為728工程的核電站建設方案，也就是現在已經建成的秦山核電站建設方案。那個時候我們都知道周總理已經病了，但是他仍然跟聶帥一起，審查肯定了上海的方案。

周總理還非常重視基礎科學研究，對我們經常強調，要大力培養年輕人，以發揮科學人才的作用。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相繼訪華，我國外交局面打開以后，有不少美籍華人學者來訪，巴基斯坦總統的科學顧問也來過。這些來訪的客人對我們科研工作提出了不少建議，強調應該重視科學理論研究，適當地安排長遠性的課題和基礎性的理論研究工作；要開展學術交流，大力培養年輕人，注意發揮原有科學人才的作用，等等。周總理認為這些意見建議都很好，一再指示我們，指示有關單位，要很好地討論這方面的建議。

當年10月，中央就決定派一個科技代表團到美國訪問。代表團由著名科學家貝時璋、錢偉長、張文裕等組成。出發前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代表團成員，我也有幸參加了那次接見。周總理同大家很仔細地討論了好幾個問題，特別交代大家要注意的事項。在這之前，張文裕、朱洪元等科技工作者曾聯名寫了一封信給周總理，提出他們對發展我國高能物理的明確主張，反映他們工作中的一些困難。周總理不久就親筆回信，指示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預制研究，應該成為科學院要抓的主要項目之一。這樣，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中國科學院建立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事就很快定下來了。

周總理時刻想到的是廣大的人民，也想到我們科學工作者。給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發生在“文革”之初，當時周總理提出，要把1964、1965、1966年三次核試驗的情況拍成電影播放出來。后來八一電影制片廠承擔了這個任務。在釣魚臺的禮堂審查這個片子時，我們去了，周總理也到了。周總理問我們：你們現在生活情況怎么樣？是不是有人抄你們家了？很關心我們的處境。他還問這個片子這樣行不行，能不能再選一點鏡頭，讓我們人民群眾更高興一些。他認為有些鏡頭太短了，太少了，能不能在不妨礙保密的情況下盡可能多選一點。這件事給我很大教育。我當時就對周總理說，頭兩次試驗可以盡量多選一些爆炸煙云的鏡頭，第三次少選一點，因為第三次進行了一些新的探索試驗，我們沒有把握。后來，這部片子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精神，盡可能多選了一些鏡頭，就公開放映了。

來源：中國政協文史館，文章選自《你是這樣的人——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 （鄧在軍主編，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朱光亞（1924～2011），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國工程院原院長、黨組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