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撫仙會晤到中巴五點倡議：中國式調解的不變初心和與時俱進

王鵬，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分中心研究員

2025年末，在中國倡議并主持下，中柬泰三國外長和軍隊部門負責人齊聚云南撫仙湖畔，就妥善解決柬泰邊境沖突舉行三方會晤。會晤后發表的新聞公報，為這場持續20天的流血沖突按下了停止鍵。從特使穿梭到外長通話，從停火協議到三方會晤，中國式調解在東南亞鄰國之間展現出了獨特的效能與魅力。筆者曾撰文指出，撫仙會晤所體現的中國式調解，其核心在于尊重當事方主體地位、堅持不干涉內政、以對話而非武力解決爭端。

時隔僅三個月，中東地區風云突變。2026年2月底，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地區局勢急劇惡化。面對這場本不應發生的戰爭，中國迅速展開高頻次、全方位的外交斡旋。2026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同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在北京舉行會談，雙方共同發表《中國和巴基斯坦關于恢復海灣和中東地區和平穩定的五點倡議》。從撫仙湖畔到首都北京，從柬泰邊境到海灣和中東地區，中國式調解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沖突形態中展現出不變的初心，同時又在危機應對的過程中實現創新迭代。本文試圖以五點倡議為切入點，結合2026年初以來中國圍繞中東局勢所展開的一系列外交行動，探討中國式調解的核心理念與演進邏輯。

一、不變初心：尊重主權、政治解決、公平正義、標本兼治

中國式調解的核心理念，在撫仙會晤和中巴五點倡議中得到了一以貫之的體現。概括而言，可歸納為四條基本原則：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堅持通過政治對話解決爭端；秉持客觀公正立場不偏袒任何一方；既推動熱點問題降溫，又努力化解矛盾根源。這四條原則，在2026年斡旋和調解中東危機中得到了充分印證。

（一）尊重主權：反對未經授權的武力打擊

撫仙會晤新聞公報開篇即明確會晤是三方共同參與，中方扮演的是歡迎、支持和提供平臺的角色，行動主體始終是柬泰雙方。這一表述體現了中國對當事國主權的充分尊重和不干涉內政的原則。而在此次中東危機中，這一原則同樣貫穿始終。

美以對伊朗發起軍事打擊次日，即2026年3月1日，王毅外長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電話時明確表示，美國和以色列在伊美談判進程中對伊朗發動襲擊不可接受，公然擊殺一個主權國家領導人、鼓動政權更迭不可接受，這些行為都違反了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害答記者問，指出襲擊并殺害伊朗最高領導人，嚴重侵犯伊朗主權安全，踐踏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中方對此予以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

這一立場在后續外交行動中持續強化。3月3日，王毅同以色列外長薩爾通電話，直接表示中方反對以方和美國對伊朗發起軍事打擊。3月11日，王毅同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電話時進一步指出，美國和以色列未經安理會授權對伊朗動武，明顯違背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同日，外交部副部長苗得雨集體會見海合會國家駐華使節，系統闡述中方立場：反對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對主權國家進行軍事打擊。

五點倡議的第一條即呼吁立即停止敵對行動，第二條呼吁盡快開啟和談，并明確提出伊朗和海灣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國家獨立和安全應得到維護。這與中國在戰前和戰后的所有表態一脈相承：無論沖突方是誰，無論其軍事力量強弱，國家主權不可侵犯這一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不能動搖。

（二）政治解決：對話談判是唯一可行途徑

在堅決反對使用武力的同時，中國始終強調政治解決的必要性。撫仙會晤的成功，正是建立在對話談判的基礎之上。從去年7月的三方非正式會晤到8月的安寧會晤，再到12月的撫仙會晤，中國始終鼓勵柬泰雙方通過對話化解分歧，最終促成了停火聯合聲明和三方公報。

在中東危機中，中國同樣不遺余力推動和談。戰前，中國已為此作出鋪墊。2026年2月14日，王毅在第62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中國專場”上發表主旨講話《攜手校準歷史巨輪的正確航向》，明確指出“伊朗局勢牽動中東和平大局，各方應審慎行事，避免引發新的沖突。”2月初，外交部部長助理劉彬、副部長苗得雨分別會見伊朗副外長加里布阿巴迪，均強調中方一貫主張通過政治外交手段和平解決伊朗核問題，反對武力威脅和制裁施壓。

戰爭爆發后，中國的立場更加鮮明。3月2日，王毅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通電話。3月8日，王毅在全國兩會記者會上系統闡述中方立場，將停火止戰作為核心訴求，并提出尊重國家主權、不得濫用武力、堅持不干涉內政、政治解決熱點問題、大國發揮建設性作用等五點原則。3月24日，王毅再次同阿拉格齊通話，明確表示所有熱點問題都應通過對話談判解決，而不應使用武力。談起來總比打下去好。3月25日，王毅同埃及外長阿卜杜勒阿提通電話時指出，中東局勢變化很快，美國和伊朗都在釋放談判信息，出現了一線和平的曙光。國際社會應積極推動沖突當事方開啟對話，只要談起來，和平就有希望。

五點倡議第二條還明確提出，對話和外交是解決沖突的唯一可行途徑。中巴支持當事方開啟談判，各方應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和談期間，沖突各方不應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這一表述將中國一貫主張的政治解決原則具體化、條款化，為后續和談提供了明確的規則框架。

（三）公平正義：不偏袒任何一方，兼顧各方合理關切

2024年3月7日，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介紹中國特色熱點問題解決之道時指出：“中方始終堅持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立場，不搞雙重標準，不拉偏架，更不謀取地緣私利。各國人民心中自有一桿秤，有了公信力，才有影響力。”

中國式調解的另一獨到之處在于，它從不選邊站隊，而是兼顧沖突各方的合理安全關切。在撫仙會晤中，中方對柬泰雙方一視同仁，既支持柬埔寨的合理安全訴求，也重視泰國的關切，最終促成了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在中東危機中，中國的立場同樣體現出這種平衡。對伊朗，中國明確反對美以的軍事打擊，反對擊殺領導人，并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3月5日，外交部副部長苗得雨前往伊朗駐華使館吊唁哈梅內伊，代表中方表示沉痛哀悼。3月24日，王毅同阿拉格齊通話時，阿拉格齊專門感謝中方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

對海灣阿拉伯國家，中國同樣重視其安全訴求。3月11日，王毅同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話時表示，不認同擴大打擊范圍，譴責無差別攻擊平民和非軍事目標，強調海灣阿拉伯國家的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應得到尊重。3月11日，苗得雨集體會見海合會國家駐華使節，重申這一立場。3月15日，中東問題特使翟雋會見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明確表示中方譴責一切無差別攻擊無辜平民和非軍事目標的行為，認為海合會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應當得到充分尊重。

五點倡議是這種平衡立場的具體化，其中的第二條同時提及伊朗和海灣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國家獨立和安全。第三條呼吁停止對能源、海水淡化、電力等重要基礎設施和核電站等和平核設施的攻擊，這既是對伊朗核設施安全的關切，也是對海灣國家能源設施遭受攻擊的回應。第四條專門針對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問題，這直接關系到海灣國家的能源出口命脈。中國式調解的公平正義，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體現在對每一方具體利益的關照之中。

（四）標本兼治：既推動熱點盡快降溫，又努力化解矛盾根源

在上述斡旋和調解過程中，中國始終堅持標本兼治。既重視推動熱點問題盡快降溫，防止升級外溢，又系統地、辯證地分析根源，綜合施策化解矛盾。這種“治當下”與“謀長遠”相結合的思路，是中國式調解區別于其他調解模式的重要特征，在撫仙湖會晤和中巴五點倡議中均有明確的實踐體現。

首先，就柬泰邊境沖突而言，中國通過7月三方非正式會晤、8月安寧會晤、12月撫仙湖會晤的連續調停，快速遏制沖突升級態勢，防止邊境摩擦外溢影響地區穩定。與此同時，針對柬泰邊界劃定分歧與民生發展失衡等根源性問題，中方積極推動柬泰重啟邊界總委員會第3次特別會議并發表聯合聲明，重申雙方堅定致力于全面落實停火協議，并為柬泰邊境沿線人民尋求和平、穩定與安全。同時，依托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框架，推動兩國邊境地區開展民生合作，通過改善當地民眾生活、加強雙邊經貿往來，從根源上減少沖突誘因，實現“停火”與“固和”的雙重目標。

其次，在中東危機斡旋及中巴五點倡議方面，標本兼治的思路體現得更為系統。面對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引發的地區動蕩，中方首先聚焦降溫止戰，通過高頻次外交通話、特使穿梭斡旋，呼吁立即停止敵對行動，允許人道救援物資進入受影響區域，直擊當下人道危機加劇的嚴峻現實，全力阻止沖突擴散蔓延，這是“治當下”的核心舉措。

在“謀長遠”、化解矛盾根源層面，中巴五點倡議層層遞進、環環相扣，精準針對中東危機的深層根源提出解決方案：針對地區國家主權安全訴求失衡的根源，倡議明確維護伊朗與海灣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踐行共同安全理念；針對能源爭奪、航道管控等核心利益分歧，倡議重點保護能源、海水淡化等重要基礎設施，確保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安全，兼顧地區國家利益與全球能源安全需求；針對單邊主義、叢林法則對國際秩序的破壞，倡議強調確保聯合國憲章的首要地位，推動建立基于國際法的全面和平框架，從制度層面化解沖突根源。同時，中方此前已推動沙特和伊朗實現歷史性和解，為中東地區和解奠定基礎，從根源上緩和教派對立、地緣對抗，與中巴五點倡議形成呼應，彰顯了“當下止戰”與“長遠固和”相結合的調解邏輯。

這種標本兼治的實踐，既避免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化調解困境，又通過綜合施策化解矛盾根源，為地區和平穩定注入持久動力，也進一步彰顯了中國式調解的務實性與長遠性。

二、與時俱進：從雙邊斡旋到聯合倡議

如果說撫仙會晤展現的是中國作為東道主，為柬泰兩國搭建對話平臺、提供調解支持，那么中巴五點倡議則展示了中國式調解在面對突發大規模危機時的新形態。這種與時俱進具體體現在三個層面：響應速度的顯著提升、斡旋形式的靈活創新、議題設置的精準聚焦。

（一）響應速度：從逐級響應到即時反應

回顧撫仙會晤的進程，中國從5月開始預防性溝通，7月局勢波動時進行三方非正式會晤，8月在安寧會晤中進一步鼓勵對話，12月沖突升級后立即啟動特使穿梭和外長通話。整個節奏是穩扎穩打、層層遞進。

相比之下，中東危機的響應速度明顯加快。2月底戰事爆發，次日王毅即同拉夫羅夫通電話協調立場，同日外交部發言人發表強烈譴責聲明。此后幾乎每天都有中國外交行動。據外交部官網信息統計，3月1日至4月2日的一個月內，王毅先后同俄羅斯、伊朗、阿曼、法國、以色列、阿聯酋、科威特、巴基斯坦、卡塔爾、阿富汗、埃及、加拿大、德國、歐盟、海合會輪值主席國巴林、沙特等十余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領導人或外長通電話。中東問題特使翟雋在3月8日至4月2日期間，先后會見或通話的對象包括海合會秘書長、沙特外交大臣、阿聯酋副總理兼外長、巴林外交大臣、科威特外交大臣、卡塔爾外交部國務大臣、阿盟秘書長、埃及外長、伊朗駐華大使、以色列駐華大使、俄羅斯駐華大使、瑞士中東事務特使等。

這種高強度、高頻次的外交行動，超越了傳統危機應對模式。中國不是等到局勢明朗后再表態，而是在事態發展中持續發聲、持續溝通、持續斡旋。3月23日，翟雋特使在北京舉辦專題吹風會，向中外媒體介紹穿梭訪問情況，明確表示只要沖突持續，中方的外交斡旋努力就不會停止。這種即時響應、持續投入的做法，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也反映了中國外交決策機制在應對突發危機時的高效運轉。

（二）斡旋形式：從單獨行動到聯合倡議

撫仙會晤中，中國是作為東道主和調解方單獨行動，邀請柬泰雙方來華會談。而此次中東危機斡旋的一個顯著創新，是中國與巴基斯坦的聯合行動。3月27日，王毅同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通電話，達爾介紹了伊朗局勢最新情況及巴方看法，感謝中方支持巴方斡旋努力。王毅表示中方贊賞巴方為推動局勢降溫不懈奔走，支持巴方繼續發揮斡旋者的作用。雙方同意共同推動停火止戰、恢復和談。3月31日，達爾到訪北京，與王毅舉行會談并共同發表五點倡議。

這一聯合倡議的形式值得深入分析。巴基斯坦是伊斯蘭世界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與伊朗、沙特等海灣國家均保持密切關系。中國則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與各方都有良好外交關系。中巴聯合，既發揮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政治資源優勢，又借助了巴基斯坦在伊斯蘭世界的宗教文化親和力與地緣近鄰優勢。這種組合，使五點倡議更容易被中東各方所接受。

王毅在會談中明確闡述了這一合作的戰略意義：巴方在伊斯蘭堡剛剛舉辦四方外長會談，就馬不停蹄到訪北京，共同討論如何緩和中東緊張局勢，中方對此表示歡迎。巴方為促和止戰奔走斡旋，體現了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的堅定意志。中巴雙方及時就重大國際地區問題進行戰略溝通，深化戰略協作，正是中巴命運共同體的應有之義。這表明，五點倡議不是臨時起意的外交姿態，而是中巴兩國在戰略協作框架下的制度化合作成果。

（三）議題設置：從宏觀呼吁到具體條款

撫仙會晤新聞公報以務實精神規劃了從停火到關系改善的五重路徑：停火止戰、恢復正軌、重建互信、改善關系、維護穩定。這些條款具有較強的操作性，但畢竟是在柬泰兩國已有雙邊溝通機制和東盟框架的背景下制定的。

對比而言，中巴五點倡議的議題設置更加直面戰爭的核心癥結。它不僅強烈呼吁和平，更是針對戰爭中最緊迫的問題提出了具體解決方案。第一條“立即停止敵對行動”，不僅要求停火，還明確要求允許人道救援物資進入所有受戰爭影響的區域。這回應了沖突中平民面臨的實際困境。第二條“盡快開啟和談”，不僅呼吁對話，還明確要求和談期間沖突各方不應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為和談創造必要條件。第三條“確保非軍事目標安全”，不是籠統地說保護平民，而是具體列出能源、海水淡化、電力等重要基礎設施和核電站等和平核設施。海水淡化對海灣國家而言是生存命脈，核設施安全則關系到整個地區的輻射安全。這種精準的議題設置，說明中方對地區局勢有深入的了解和研判。第四條“確保航道安全”，專門針對霍爾木茲海峽問題，要求安排民商事船只盡快安全過航，盡快恢復海峽正常通航。這直接回應了戰爭對全球能源市場的沖擊。第五條“確保聯合國憲章的首要地位”，則從制度層面強調多邊主義和國際法的重要性，反對單邊主義和叢林法則。

這種從宏觀原則到具體條款的演進，使中國式調解更具操作性。各方不再只是在原則上同意和平，而是可以在具體條款上找到共識基礎。正如王毅在3月25日同埃及外長通話時所說，只要談起來，和平就有希望。而談起來的前提，是有一套各方都能接受的具體框架。五點倡議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框架。

三、中國式調解的理論品格與實踐啟示

從撫仙會晤到中巴五點倡議，中國式調解展現出清晰的理論品格。它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基于對國際關系本質的深刻理解；它不是大國沙文主義，而是尊重各國平等的伙伴關系；它不是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務實的問題解決方案。在全球安全倡議的框架下審視，中國式調解的理論內涵更加清晰。

（一）全球安全倡議的中東實踐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核心是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五點倡議正是這一理念在中東的具體實踐。

共同安全，意味著不追求單方面的絕對安全，而是尋求各方的共同安全。中國在危機中沒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同時關注伊朗的主權安全、海灣國家的領土安全、國際航道的通航安全。王毅在3月8日全國兩會記者會上明確指出，伊朗以及海灣地區各國的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都應得到尊重，不容侵犯。這種等距離、全覆蓋的安全關照，體現了共同安全的理念。

綜合安全，意味著不局限于軍事領域，而是統籌考慮能源安全、經濟安全、人道安全。五點倡議第三條專門保護能源和海水淡化等民用基礎設施，第四條專門保障航道安全，第一條要求允許人道救援物資進入，都是綜合安全觀的體現。

合作安全，意味著不是靠單邊行動或軍事同盟來保障安全，而是通過對話合作實現安全。五點倡議第二條明確將對話和外交作為解決沖突的唯一可行途徑。王毅在多個場合強調，安理會的行動應有助于緩和局勢并推動對話，而不能給使用武力開通行證。

可持續安全，意味著不是暫時停火，而是建立持久和平的框架。五點倡議第五條提出，支持基于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和國際法，就建立全面和平框架、實現持久和平達成協議。這表明中國追求的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治久安。

（二）發展中國家集體發聲的示范意義

撫仙會晤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國與柬泰兩國的雙邊友好關系。而五點倡議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由中國和巴基斯坦這兩個全球南方重要國家共同發表。這不是大國對小國的施壓，也不是外部強權的干預，而是發展中國家為維護自身利益而發出的集體聲音。

王毅在4月2日同海合會輪值主席、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通電話時明確表示，中國愿同巴方一道推動平息戰火、恢復和平，實現地區持久穩定，維護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中小國家的正當權益。這一表述將五點倡議的意義提升到了全球南方的層面。中東戰事不僅影響地區國家，也通過能源價格、航運成本等渠道外溢，對廣大發展中國家造成沖擊。正如王毅在3月31日同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會談時所說，當前沖突擾亂國際能源供應，更讓發展中國家遭受重創。五點倡議的提出，本身就是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爭取話語權、維護自身利益的具體行動。

達爾在會談中表達了一個重要觀點：實現和平是正義之事，也是當務之急。只有在談判桌上才能找到解決方案。這番話道出了所有非沖突方的共同心聲。中巴聯合倡議，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范式：在面臨沖突外溢風險時，中小國家可以通過聯合發聲、集體行動來維護自身利益，而不是被動承受沖突的后果。

（三）國際法與國際秩序的堅定維護

五點倡議第五條明確提出確保聯合國憲章的首要地位。這看似原則性表述，實則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此次中東危機的直接起因，是美以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這一行為嚴重沖擊了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王毅在多場通話中反復強調這一立場：3月1日同拉夫羅夫通話時指出，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對主權國家大打出手，破壞二戰之后建立的和平根基。國際社會應當發出明確、清晰聲音，反對世界倒退回叢林法則；3月20日同法國總統外事顧問博納通電話時表示，中法應堅定維護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防止世界倒回叢林法則；4月2日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通電話時更明確表示，聯合國安理會的行動應著眼于緩局降溫，而不是給未經授權的軍事行動披上合法外衣。

上述表態揭示了中國式調解的深層邏輯：它不僅致力于結束一場具體的戰爭，更是為了捍衛二戰以來建立的國際秩序基石。如果大國可以任意對主權國家發動軍事打擊而不受約束，那么所有中小國家的安全都將受到威脅。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維護聯合國憲章的權威，既是責任所在，也是利益所系。五點倡議第五條，正是這一深層邏輯的集中表達。

結語

從撫仙湖畔到北京，從柬泰邊境到中東地區，中國式調解在2025年末至2026年初經歷了兩次重要檢驗。檢驗的結果是令人欣慰的：在東南亞，中國成功促成柬泰雙方停火并舉行三方會晤，為邊境沖突找到了政治解決出路；在中東，中國面對一場突發的、涉及多國的復雜戰爭，迅速展開高頻次外交斡旋，與巴基斯坦共同提出五點倡議，為停火止戰和恢復和談提供了具體框架。

兩次調解實踐，展現出中國式調解的不變初心：尊重主權、政治解決、公平正義、標本兼治。同時，也展現出與時俱進的策略創新：響應速度更快、斡旋形式更靈活、議題設置更精準。從單獨行動到聯合倡議，從宏觀呼吁到具體條款，中國式調解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當然，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五點倡議的提出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地區和平，還需要沖突各方的政治意愿，還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王毅在3月27日同達爾通話時坦言，啟動和談并非易事。但正如中國外交一貫秉持的信念，知難而進、迎難而上，才是負責任大國應有的擔當。

五點倡議的意義，絕不局限于中東。它展示了在全球地緣政治對抗加劇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團結協作、集體發聲來維護自身利益；展示了在武力至上的叢林法則回潮時，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仍然是維護世界和平的有力武器；展示了在沖突和對抗越發成為常態時，對話和談判仍然是解決問題的唯一可行途徑。這既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論邏輯，也是中國式調解的實踐邏輯。從撫仙會晤到中巴五點倡議，這條邏輯主線一以貫之、清晰可見。

（審核：李小華、戚易斌、衛蕓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