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ZIA ART | 孫瑞祥：在暗箱中與繆斯對視

《繆斯與暗箱》展覽現場

孫瑞祥，《羅丹雕塑/夏娃》，2025年。

銀鹽明膠，221.5×143厘米，拍攝于上海羅丹藝術中心。

孫瑞祥的職業生涯始于巴黎。2004 年，他以時裝模特的身份進入歐洲時尚圈，后轉型為攝影師，為 Chanel 等品牌記錄時裝周。然而，在數字圖像泛濫的今天，他選擇了一條“逆行”之路——重回暗箱與暗房。

《繆斯與暗箱》展覽現場

“初衷是從2020年左右開始的，”他說，“我逐漸從委托攝影轉向整理自己的素材庫，直到最近幾年，真正把工作重心移回傳統的暗房工藝。”對他而言，膠片與暗房帶來的“限制”，恰恰是創作中最珍貴的部分。“數碼太便利了，反而容易讓拍攝變得隨意。膠片的稀缺性、不可逆性，讓我更投入、更珍惜每一次按下快門的瞬間。

《羅丹：現代雕塑的啟承》展覽現場

這種回歸，不僅是技術的回溯，更是一種精神的轉向。策展人沈奇嵐在前言中寫道：“暗箱重新召喚他，他重新迷上了古老的暗箱技術，回到攝影依然擁有魔法的狀態。與數字攝影的速度和控制力相比，暗箱如此緩慢、不可控，近乎笨拙。”在暗箱中，每一次曝光都是一次等待，每一次顯影都是一次對話。

孫瑞祥，《繆斯與暗箱》系列，2024年。

銀鹽明膠，16.5厘米×22.5厘米。

展覽題為“繆斯與暗箱”，但孫瑞祥心中的“繆斯”早已超越具體的人物形象。他將其描述為“一股持續引領他走向真實與自我的內在動力”，來自生命的多個階段：青年時期的自我、古典雕塑的輪廓、上海與巴黎的城市光影，以及生命旅途中的友人。

孫瑞祥，《繆斯與暗箱》系列，2024年。

銀鹽明膠，16.5 × 22.5厘米。

“選擇繆斯影像時，我們更傾向于那些‘若即若離’的狀態，”他解釋道，“不是討好鏡頭的、不是刻意拉近距離的。繆斯就是這樣，不能太近，也不能太遠。”這種距離感，構成了他作品中獨特的情緒張力。

而在所有繆斯中，母親成為他近期創作中最重要的精神線索。“母親這五年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癥，今年她搬進了養老院，逐漸不再記得家人。這個過程促使我反思許多問題——我為什么關注這些而非那些？我的世界觀從何而來？從心理學上說，母親無疑是影響最深的人。”

他帶母親去西部旅行，開車，讓她坐在后座看風景。“我想讓她記得，我們在路上。”他說。這些經歷也反映在作品中：模糊、失焦、過曝，不再是技術失誤，而是“正在消逝的瞬間”的誠實記錄。

孫瑞祥，《陌生的日子》系列，2024年。

銀鹽明膠，16.5 × 26.5厘米。

除了銀鹽作品，展覽中一系列裝置作品尤為引人注目：孫瑞祥將自己穿過的舊衣，用女性人臺重新填充、塑造，形成介于服裝與雕塑之間的形態。“這些衣服是我不同階段的‘外殼’，”他說，“我們用偏小號的女性人臺去填充，象征一個男性永遠在追求一個完美的女性形象——那可能是他自我投射的映射。”衣物中填充的材料，有些象征肌肉的變化，有些則呼應父親身體的痕跡。這些作品不再僅僅是攝影的延伸，更成為“記憶的雕塑”。

孫瑞祥，《靜日》系列，2025

如果說“繆斯與暗箱”是孫瑞祥向外探尋、與靈感對話的旅程，“靜日系列”則是一次徹底的內觀與回歸。該系列源于一次相機品牌的委托合作，卻意外成為他創作中一次重要的“精神調頻”。“那是一臺強調‘無為之為、無用之用’的相機，帶著些禪意。委托開始時，我并沒有找到明確的切入點。直到一個特殊的下午，我坐在工作室里那間專門為讓自己安靜下來而設計的房間，才意識到：攝影有時需要走得很遠，有時則需要拉得極近。”

孫瑞祥，《靜日》系列，2025

這個“極近”的距離，指向的是日常生活中最微小、最容易被忽略的痕跡。在“靜日系列”中，他拍攝的是工作室內的石塊、樓梯、樹木、干花，以及家人的照片和綠植——這些物件陪伴他多年，已然成為他生命與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攝影可以幫我們走得很遠，去看不一樣的城市，拜訪能給自己靈感的人；但它也可以拉得很近，近到只是停下腳步，看看身邊最細微的痕跡、材質和質感。”

孫瑞祥，《靜日》系列，2025

2026年，孫瑞祥計劃將作品帶去巴黎展出，但更多時間仍將投入暗房。“進入暗房工作后，常常一個人在一個房間里待上十個小時，只有安全燈的光。那是一個需要極度專注，也極度孤獨的狀態。”這種近乎修道士般的工作方式，使他進入一種更內向、更本質的創作節奏。他不再僅僅捕捉瞬間，而是學習與時間共處，在緩慢中凝視“消逝”本身。他珍惜這種孤獨。“獨處的時間越多，思考的問題就越深。當然，也需要適時換換腦子，旅行、看展、吃美食——別總是用工作的眼光看待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