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日本戰犯越獄逃亡兩月，裝小販無人識，卻因一句話暴露身份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晨，冷風從蘇州河面刮過。乍浦路橋口，晨霧彌漫，兩名便衣警探推著一輛空黃包車，慢慢靠近橋堍。忽見一名裹著舊棉袍的矮個男人搶上前來，彎腰握住車把，低聲道：“先生，我來幫你推，免得費勁。”他眼神閃躲，嗓音沙啞，卻透著一絲異樣的生硬。警探對視一眼，放緩腳步，任他賣力攀坡。

橋面半途，坐在車上的“商人”遞過一張面額五千的舊鈔：“拿三千回來。”棉袍男人楞了下，只找了兩千。他陪笑解釋：“現在大餅三千呢，只能找二千。”這一句話，咬字拖長的“大”字帶出異國腔，瞬間刺痛了警探的耳朵。“就是他。”暗號交換，兩人翻身而下，一左一右扣住男子雙臂。男子掙扎厲害，卻無奈雙拳難敵擒拿，驚恐中只喊出一句悶哼。至此，潛逃七十三日的要犯——日本戰犯法中野久勇，落入法網。

消息在警署里炸開了鍋。三十多天來，上海、嘉定、太倉一線布滿告示，全城搜捕皆無果，誰能想到他竟然藏身橋頭，靠給車夫“助推”謀生？辦案人一面松了口氣，一面追問：堂堂一個特高課科長，為何淪落至此？故事只得從頭說起。

中野久勇生于一九一一年，關東軍憲兵出身，三十多歲便竄至崇明島，出任特高科長。特高科翻譯過來，就是“特別高等警察”，專司諜報、鎮壓、策反。崇明島地下黨和游擊隊勾連江南，日軍如芒在背，中野以酷刑聞名：捆綁石塊沉江、竹簽穿指、灌辣椒水，樣樣上手。民國二十九年七月的“崇明大屠殺”，兩百多名村民被他主導處死；區長黃乾亨被折磨致死后拋入長江。抗戰勝利，島民聯名舉報，國民黨當局將其拘押于江灣的戰犯收容所。

說是收容所，條件卻寒磣。平房圍著低矮電網，看守士氣低落，囚衣也無，一半人穿著舊軍裝或洋服，真假難辨。解放戰爭已烽火連天，上海警備力量抽調前線，剩下的衛兵連夜里也常縮在爐旁取暖。中野盯準薄弱環節，十二月十四日深夜謊稱“廁遁”，摸黑潛入辦公間，翻窗越墻遁去。天寒地凍，巡邏缺崗，他鉆進弄堂深處，不見了影子。

逃出生天后，第一步是換掉那身惹眼的西裝。他跑到南京路舊貨店，賣衣得了筆現大洋，順手購來灰布長衫，頂著一條舊羊毛圍巾，搖身變作“沿街小販”。白天混跡市井，夜里蜷在北站候車室，連覺都睡不安穩。沒幾天就高燒發冷，他買了幾包散裝阿司匹林，硬撐著走向嘉定，打算找從前結識的黑市同行。

運氣卻和他開了個惡劣玩笑。嘉定城門把守的憲警見他無證件，又從懷中搜出白色粉末，當場以“持毒”名義拘留。審訊中，他自稱“廣東商人王壽章”，自圓其說居然過了第一關，隨后輾轉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海地方法院，各自羈押十幾日，依舊沒人識破。到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法官認定粉末確為阿司匹林，當庭釋放。一次烏龍，讓他更加膽大，卻也埋下敗筆：從此缺少盤纏，他只得在乍浦路、老垃圾橋一帶靠推車討生活，日賺三四百元，住在三角地菜場席棚里。

另邊廂，上海警察局因久捕無功壓力山大，連續開會推演。有人據日僑回國登記冊推斷中野未離境；也有人認為越獄者剛脫牢籠，未必敢遠走。情報網撒向碼頭、車站、教堂、棚戶，最終一名耳尖的探員發現“橋頭苦力”口音怪異，報告上級。于是就有了乍浦路橋的那場“假乘客”逮捕行動。

押回警署，活捉的戰犯依規先送提籃橋監獄。法官石美瑜火速開庭審理，中野要求先吃五張大餅，被準許后才上了被告席。面對累累證詞，他堅持“皆出上司命令”，并把刀口推向憲兵分隊長大庭早志。公訴方呈上黃乾亨遺骸照片與幸存者口供，血跡斑斑，觸目驚心；辯方再巧舌也難自辯。三月下旬，軍事法庭當庭宣布死刑。

一紙判決傳到崇明，鄉親們連夜敲鑼打鼓，懇請把行刑地點設在本島。出于安全考量，上海方面決定就地執行。四月八日晨曦微亮，中野與大庭被押出牢門。行至刑場，兩人高唱《君之代》，想以此壯膽。大庭腳步虛浮，唱到一半便栽倒，被法警架著勉強站穩。檢察官朗聲宣讀罪狀，詢問遺言。中野冷笑：“吾無罪。愿我之死，促中日親善。”話音未落，槍聲兩響。塵土飛揚，憲兵上前補射，畫上句號。

從江灣的松懈到乍浦路橋的疏忽，國民黨當局的管理漏洞昭然若揭；而島民的血淚與公案的終結，也讓這場追逃不再只是警匪故事。戰火散去，法網恢恢，在押戰犯縱有千般伎倆，也難逃正義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