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法憲回憶：林彪、江青集團的明爭暗斗

來源：選自《從“童懷周”到審江青》[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作者：汪文風

揭穿林彪、江青集團之間從相互勾結到相互爭奪的事實，揭穿江青所謂她是與林彪集團做斗爭的謊言，經與中央“林彪、江青集團兩案審理領導小組”辦公室一組聯系，我們專門與林彪集團的重要成員、原空軍司令員吳法憲談了話。

吳法憲是個既矮又胖的老頭，簡直看不出人們心目中的將軍形象。在隔離審查期間，他吃得不壞，活動又少，大概也是無所用心，就發展成一個滾圓滾圓的圓球體。

他的態度倒是不錯，承認自己的確是罪大惡極，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災難，說黨和政府怎么辦他也不過分。

對于我們提出的問題，他能夠本著事情發生發展的邏輯，一個一個地說清楚。他說得很耐心，很仔細，我們也感到，他沒有耍花招。他盡量地要跟我們拉近乎。通常，談話與談話者之間除隔著一張桌子之外，還有四五步的距離，這是因為管理方面擔心發生行兇的事才這樣安排的。而每當提審吳法憲時，他都一邊回答我們的問話，一邊挪動木椅。經過吳法憲幾次挪動木椅，逐漸使他坐的椅子緊靠上了我們的桌子，跟我們伸手可及了。

吳的情緒總是很好的，說話像講故事一樣，還伴隨著微笑。他有時嘲笑他們那一伙和他本人的荒唐，有時諷刺江青集團那些文攻武衛人物的可恥，當涉及到他自己，他又表現出很難堪，很難以啟齒的樣子。

吳法憲跟江青集團那些人還是有所不同的。他曾經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南征北戰，沖鋒陷陣，跟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國民黨進行過浴血斗爭。他對于“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干部、群眾遭到陷害，而其中追究起來竟有他本人的過錯和罪行，談起來還是比較痛心的。這是他真情的流露。

吳法憲的問題主要是一個“變”字。他從人民的功臣變成了人民的罪人，不完全是出于對衣食住行的求奢，而是出于對權勢的欲望。他巴結林彪，巴結葉群，巴結林彪、葉群的兒子林立果，甚至他這位年過花甲的老將軍，還去攙扶身強力壯的林立果登長城。這是他頭腦中的一種封建依附意識在特殊條件下所起作用和惡性發展的結果。

1970年8月21日廬山合影，左起：李作鵬、林立果、邱會作、葉群、吳法憲。

林彪與江青的勾結，大體上始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所謂林彪委托江青搞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當時，林彪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江青也要利用林彪的特殊地位（當時，林彪雖是國防部長，但是他是不能隨意調動我們所有的部隊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口口聲聲說要請一尊“神”，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江青與林彪相勾結的暴露。緊接著，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經過密謀策劃，又搞了歪曲、篡改黨的歷史而為其篡黨、篡政、篡軍奪權服務的《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史》。

吳法憲說，這件事原來是交給他去組織寫作班子的，事先曾說明只許寫什么，不許寫什么，誰誰誰可以寫，誰誰誰不可以寫，誰誰誰應該寫成個什么樣子等等。他們要搞的，完全是一部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脫離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脫離中國人民革命斗爭史實的杜撰的東西。這部臆造的所謂歷史稿，后來竟成了林彪、江青集團據以打倒誰、保護誰的藍本和護身符。

吳法憲說，連這么一個東西，林彪、江青集團也搞了兩手。他們除讓吳法憲組織了絕密班子寫作之外，又在高級黨校搞了另外一套寫作班子，寫了另外一個東西。自從江青、康生伙同聶元梓搞出的第一張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實為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大字報）之后，到1967年1月他們又搞了所謂“上海一月風暴”。奪權之風從上海蔓延至全國，由此江青集團的羽翼逐漸豐滿起來了。他們利用這一形勢，廣泛安插親信，奪取權力。而在奪權之中江青集團由于與林彪集團分贓不均，又引起了林彪集團內一些主要人物的不滿。

林、江從合伙到分裂在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時，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見到江青、張春橋把他們能夠掌握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頭子、打砸搶分子、流氓分子，紛紛塞進了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員會當中，而沒有把林彪集團掌握的造反派頭子、打砸搶分子弄進去，就更加憤慨。于是，黃永勝、吳法憲就暗中串聯，邀約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團某些頭面人物的票。

到點票時，江青、康生一伙發現他們的得票都少了。康生大怒，就把汪東興同志叫去，追問是怎么回事，要查票，查對沒投他們票的人的筆跡，看看究竟是哪些人，鬧得烏煙瘴氣。

這是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從違法亂紀，合伙篡黨篡政篡軍奪權，到分裂開來，正式競相搶權的開始。

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但是，“中央文革”的成員，如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都是江青、康生安排的，沒有一個聽陳伯達的。不僅如此，江青還利用“中央文革”的會議，給陳伯達小鞋穿，讓陳伯達當面難堪。

處在相當孤立無援狀態下的陳伯達，情知林、江兩個集團的矛盾終會導致破裂，就投靠林彪去了。

林彪和陳伯達

林彪說過，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靠的是這兩桿子，鞏固政權靠的也是這兩桿子。當時林彪認為，在他的麾下，槍桿子是不成多大問題的，缺乏的是筆桿子。實事求是地說，陳伯達還是寫過幾本書的，并不是像后來有些文章說的文句不通（當然陳伯達寫的東西中個別的也可能有過不通的文句）。

所以陳伯達投靠林彪，林、陳一拍即合，彼此都有需要，各人都很高興。因此陳伯達在林彪支持下，到一些部隊去講演，進行活動，由此結下了林、陳集團。

在江西廬山召開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以林彪、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并裹脅部分中央委員為一方，故意不理睬毛主席六次說過的自己不當國家主席的，而硬要設立國家主席，并且把這一條提到了贊成不贊成這個主張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水嶺的高度，提到了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界線的高度。當然這些人的情況不同，有的是陰謀家野心家，名為樹毛主席，實為樹自己，或者為自己找個靠山。有的則是上了林彪、陳伯達的賊船。

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從大多數干部的情況來看，他們還是屬于上當受騙的。

另一方，是以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為主的。他們知道毛主席多次說過不當國家主席，也情知他們幾個人這時難以當上國家主席，于是，他們順著毛主席的話，也反對設國家主席。由此，兩個罪惡集團之間展開了明爭暗斗和互相坑害。

林彪、陳伯達雖然說毛主席是天才，應當就任國家主席，但是早就有人暗地里宣揚過，林彪是個天才（林彪自己也說過他的兒子林立果是天才），應該當國家主席。葉群就對她的同伙說：“不如此，把林彪往哪里擺”。真是一語道破了“天”。

但是，盡管如此，林彪、陳伯達公開打出的旗號，還是歌頌毛主席是天才，擁護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的，這就把江青、康生們置于十分尷尬的被動地位上。

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勢均力敵、不相上下的斗爭格局，像一個天平，重心在往林彪集團的方面傾斜。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出來說話了，表面上看，毛主席批的是陳伯達，實質上，他也是在批林彪“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廣大干部對前幾年發生的共產風、浮夸風、平調風等問題，就進行了批評。這成了大會的主要精神。劉少奇同志提出了一個天災人禍的論點。他指出，天災人禍，人禍是為主的。毛主席雖然接受了，但思想上看來還是不大通。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林彪發表了與大會批評共產風、浮夸風、平調風等精神相對立的講話，博得了毛主席的好感。然而，自從他擔任國防部長，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他弄巧反拙。他對毛主席的過分贊譽，什么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什么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特別是他廣泛搜集的“政變”經，當然騙不了具有豐富革命斗爭經驗的毛主席。他的所作所為，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覺。

毛主席早就在給江青的密信中，對林彪設下了一個大疑問。他雖則繼續給予林彪以高位，甚至給他更高的榮譽，卻時時刻刻都在觀察著他，研究著他。

毛主席對陳伯達，從延安時期開始，就有所不滿。廬山會議上，林彪、陳伯達要把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反掉，使江青也不好過，這是當時毛主席所不愿意的。因此，毛主席予陳伯達以狠狠的一擊，實質上打的還是林彪。這一下，使林彪集團潰不成軍，一蹶不振。

至于對這一斗爭，后來說天才論是林、陳集團的理論綱領，設國家主席是政治綱領。他們的目的在當時就是搶毛主席的班，奪毛主席的權，看來這只是一種發生問題以后定下的調子。因為誰如果反對毛主席，就必然激起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極大仇恨。只說是他們反對江青、康生一伙，是達不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憤慨的效果的。因為在那個時候，整個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還沒有任何力量，敢于公然與毛主席的豐功偉績、威望、智慧和力量相抗衡，更不要說反掉毛主席了。

林彪和江青

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陰謀集團，都是打著毛主席的旗號以售其奸的。林彪和陳伯達的所作所為，主要還是與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搞個人迷信上作競爭，在爭寵爭權。在爭取更加優越的地位和條件上削弱對方，以便在身體多病、年老體衰的毛主席身后，奪得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陰謀集團，在各自都意欲要求對中國進行封建法西斯的統治這一罪惡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

林彪要搞父傳子那一套，說馬、列、毛、林，他的兒子林立果是第五個里程碑。這是要實行封建加資本的封建法西斯的罪惡統治。

江青肆意地鼓吹呂后實施了漢高祖的政策，武則天繼承了唐太宗、唐高宗的善政。實際上江青是想要當女皇，也就是要搞封建法西斯的統治。

他們在廬山會議上撕破臉皮，打得頭破血流，同樣是打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迎合毛主席當時某些“左”的思想，以取得信任。他們骨子里的東西，還是企圖搞父傳子，妻襲夫的封建皇權那種繼承方式。

廬山會議以后，毛主席到南方各省視察，召集地方、軍隊的領導人開會，就林彪的問題向一些同志打招呼。這是因為林彪、陳伯達的問題，是當時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他抓住了主要矛盾。

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也密切地注視著形勢的發展和變化。那個《“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政變計劃，是在林彪探得毛主席的行蹤和措施以后，狗急跳墻搞的一個孤注一擲的反革命罪惡行動綱領和計劃。前一部分，是他們也看到了搞極“左”的人必然脫離群眾，不得人心，是為了在陰謀一旦得逞之后用以籠絡人心的。后一部分，才是他們實現陰謀的行動指南。

但是，在粉碎林彪集團之前，《“五七一”工程紀要》僅是一個未見天日的東西。大概除了林彪、葉群、林立果、周宇馳、余新野等人外，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交代時，都說沒有見過這個東西。從事實和時間上推算，這種說法，可以認為是合乎情理的，是比較可信的。

《“五七一”工程紀要》雖然猛烈地攻擊了一些過去的“左”的東西，攻擊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正像一句俗話所說的，撩開了他的屁簾，難道還會看不出那條狼尾巴嗎？林彪、葉群、林立果，長期以來的所作所為，林、江從合伙到分裂，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團武裝政變的陰謀敗露后，林彪乘飛機叛逃，結果墜毀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溫都爾汗，難道不是以極“左”的手段來禍國殃民嗎？顯然，所有這些，都是為了達到欺世盜名的目的。

廣大人民群眾和干部很清楚，弄得國弱民窮（當然主要是從1842年鴉片戰爭以來清朝歷代的統治者、北洋軍閥、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罪惡，但也有我們工作上的錯誤，不能推脫其責，更有林彪、江青集團的搗亂和破壞），陷害大批干部和群眾，在國際上搞孤家寡人政策。這些，林彪集團比之江青集團干得并不遜色。所以，后來在林彪夫妻、父子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于蒙古的溫都爾汗后，黨內外公布《“五七一”工程紀要》之時，盡管其中從文字敘述的意思來說，有撻伐“左”的錯誤和“文化大革命”的東西，群眾一下子就看透了那無非是林彪集團為了籠絡人心，實現其篡黨篡政篡軍的目的，搞的一場欺騙而已，因此群眾是對之深惡痛絕的。林彪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都是利用毛主席的“左”的錯誤，將其推到極端的“左”，以達到搞亂全國、篡黨奪權的目的。因此周恩來同志主張批林、陳，要批“左”，以清除“左”的影響，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完全正確的。

但是，一批判林彪、陳伯達的“左”，就會聯系到江青，就會聯系到“文化大革命”，這是毛主席不會同意的。毛主席說林彪篡黨奪權是右，是右得不能再右。毛主席這樣說，是有道理的。因為從《“五七一”工程紀要》的許多內容來看，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依我所見，要把思想傾向上的錯誤與反革命陰謀集團分開。就反革命陰謀集團來說，它是“左”也“左”得，右也右得的，它無非是隨著一種錯誤的思想傾向出現，并利用這種錯誤思想傾向以達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目的而已。而錯誤的思想傾向，則多屬于人民內部的問題。對錯誤思想傾向要循循善誘，指明危害，使大多數人從中解脫出來，而且是自覺地解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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