縉云丨李明：一塊老玻板

一塊老玻板

文/李明

對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而言，“玻板”這個詞，大約早已從他們的語匯里悄然退場，如同一個褪色的舊夢，再也打撈不起。可在我這代人的記憶里，它曾是何等的體面與風光。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誰家書桌上若能鋪一塊玻板，那是要讓左鄰右舍眼熱的。板下壓著全家福，壓著孩子的獎狀，壓著從報紙上剪下的詩，便仿佛把整個日子的精氣神都壓在了里頭，亮堂堂的，叫人看了心里踏實。

我參加工作那年，特意擠到百貨公司的柜臺前，買下了平生第一件像樣的物件——那玻板長六十公分，寬四十五公分，厚五毫米，配著黑色的壓膜托墊，四角用深藍塑料片箍得方方正正。去村小報到的前夜，我在油燈下給它裹了一層又一層廢報紙，又包上自己的衣褲，像襁褓中的嬰兒般抱在胸前。上下客車，始終捂在懷里，生怕旁人碰著。就這樣一路捧著，捧上了高高的楊家梁。

沒想到，這物件竟真成了滿屋子的光。鄉親們圍上來，指著玻板下零星的照片問長問短。我尤其得意地介紹那張擺在正中央的黑白合影，那是我們六個接班的年輕人，在短訓結束、即將各奔東西的前夜，于安居食店對面的“二輕工藝美術服務部”留下的。照片正面，我題了一首稚嫩的打油詩：“嚴冬臘梅怒放，同志將散各方，攜手并進相館，留此笑影一張。”每次有人問及，我便不厭其煩地講起每個人的去向，仿佛那玻板里壓著的不是一張薄紙，而是我們整個的青春與前程。

后來，許是虛榮心作祟，怕人笑話自己接班的身份，我竟悄悄抽出那張“臟班子”（方言，即丟臉、丟人）的合影，揉成一團扔掉了。許多年后，我們六人再聚，竟無一人留存那張步入社會前最珍貴的影像。如今想來，那是我對老玻板犯下的第一樁罪，也是歲月對我最初的懲罰。

到了中心校，玻板仍是生活的必需。那時相機金貴，會照相的人少，每一張照片都來得不易，洗出來便如獲至寶，趕緊壓到玻板底下，日日看著，心里才覺安穩。

再后來戀愛了。女友被分配去了遙遠的東安，一個本不該她去的地方。怕她寂寞，我用背簍把玻板背了四十里山路，在她的土屋里尋來一張坑洼的辦公桌，鋪上白紙，把她學生時代的照片按年月擺進去，也偷偷夾進一兩張自己的。還在玻板左右邊框上歪歪扭扭寫了一副對子：“路遠天遙阻斷朋輩音訊多，人近心通常見笑貌憂愁無。”那半通不通的聯語，大約只有我自己能懂，懂那山長水遠里的惦念，懂那見字如面時的慰藉。

后來，我們在區里有了一個小家，玻板便又從東安飛到了新居。那時，一家九口擠在老河街四十平米的吊腳樓里，樓板吱呀作響，墻壁漏風，我仍要給這塊玻板尋一個妥帖的位置。仿佛只要它在，日子便還不算太潦草。

一九九六年，教育系統的第一例安居工程竣工。我終于從小吊腳樓里逃出來，第一次給玻板找到了一個不必借光也能看清照片的地方。里面的黑白照漸漸換成了彩照，遠親近鄰來了，頭一樁事便是圍著玻板指指點點，問這人是誰，那地兒是哪兒。我在一遍遍的講述里，竟也咂摸出幾分驕傲與樂趣。

時光倏忽。新世紀初，我響應號召，賒欠借貸在城北蓋了房。搬家那天，我不放心搬家工人，自個兒把玻板捂在胸前，帶到了新居。它跟著我，從村小到中心校，從東安到城區，從吊腳樓到安居房，如今又進了書房的電腦桌旁。里面壓著的，是多少年的精神寄托和美好回憶——從夫婦的結婚照，到孩子的滿月照，再到父母的壽辰照，還有我這些年當先進領獎狀的照片，層層疊疊，像一部家庭的編年史。后來照片越積越多，一些舊人舊事便在一次次的更替中被擠了出去，盡管這樣，老玻板仍壓得沉甸甸的，仿佛承載著太多它本不該承載的歲月，有些不堪重負了。

直到終于學會了電子相冊，學會了掃描，學會了在墻上布置照片墻。時代也從晶體管收音機，走到十四寸黑白電視，再到貼著彩色塑料膜的彩電，直至今日的液晶大屏幕。我們從手搖電話、腰掛BP機，一路走到了智能手機、平板電腦、云端存儲。如今再多的影像，也能分門別類地安放，再不占屋里一寸地方。

我的老玻板，終于退休了。

它先從書房退到雜物間，又從雜物間隱居進衛生間，自始至終，我們兩口子都舍不得扔。這塊寫滿故事的玻板，早已成了我們懷舊不離不棄的信物，那不是念舊，是念著那一路走來的自己。

夜深人靜，我常獨自面對它。那玻板面上，早已布滿細碎的劃痕，像老人臉上的皺紋，像歲月留下的掌紋。我透過那些斑駁的痕跡，看見一九八零年的蠟梅，看見東安土屋里的油燈，看見吊腳樓漏下的月光，看見安居房里第一次亮起的白熾燈……幾十年的人生，苦樂年華，都壓在這薄薄的一層玻璃底下，沉甸甸的。

回想過往種種，我不止一次以淚洗面，唏噓不能自持。不知那賦閑在衛生間角落里的老玻板，是否也和我一樣，在無人處默默回首，默默悵惘？

作者簡介：李明，重慶市作家協會會員、城口縣作協副主席，曾在《中國水利報》《重慶日報》等刊物發表作品，出版散文集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