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國際數學家大會原定在美國費城舉行,卻引發了一場罕見的集體抵制,超過2000名數學家聯名請愿,要求大會遷出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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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一場本應促進學術交流的盛會,變成了對“學術燈塔”的信任危機?美國,還能讓全球學者安心參會嗎?
如果你對數學界的印象還停留在“安靜、理性、遠離政治”,那最近這場風波可能會讓你意外。
國際數學家大會,這個每四年舉辦一次、被譽為“數學界奧運會”的全球盛會,突然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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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從今年3月說起,一封請愿書悄然在數學圈內流傳,內容直白而激烈,如果2026年的大會仍在美國費城舉辦,簽署者將拒絕參加。
短短幾周,簽名人數突破2000,其中包括不少國際知名學者,為什么?不是學術議題出了問題,而是“地點”本身成了最大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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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愿書里提到一個讓人不寒而栗的細節:美國最高法院曾裁定,執法人員可以僅憑一個人的種族、外貌或語言,就進行攔截和盤問。
換句話說,一個看起來“不屬于這里”的數學家,哪怕手持合法簽證,也可能在機場、街頭被無故攔下,甚至遭遇更嚴重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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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危言聳聽。近幾年,確實有多起國際學者在入境美國時被拘留、遣返,甚至遭受人身侵害的案例。
一位歐洲數學家曾無奈地在社交平臺上寫道:“我只是想去普林斯頓講一節課,結果在海關被關了四個小時,理由是‘你的研究方向聽起來有點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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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環境,還能讓人安心做學問嗎?
如果說簽證和海關問題還算“技術性困難”,那更深層的擔憂,來自美國近年的對外政策走向。
請愿書中點名批評了美國在委內瑞拉、加勒比地區、中東、格陵蘭島等地的軍事與外交行動,認為這些行為破壞了國際穩定,也違背了科學交流應有的人道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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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引起爭議的,是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的一段話。當被問及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時,他冷冷地說:“現在唯一需要擔心的,是那些以為自己能活下來的伊朗人。”
這句話在數學界引起強烈反響,因為2026年的大會,理論上應該對所有國家的數學家開放,包括伊朗。
你讓一個伊朗數學家,怎么敢踏上美國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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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夸張,2019年,就有一位伊朗籍的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生,在入境時被拒絕入境,最終被迫放棄學業。
類似的案例,在過去幾年并不少見,所以,這次請愿不只是一場“安全擔憂”的集體表達,更是一種價值觀上的抗議。
當主辦國對部分國家學者充滿敵意,甚至可能威脅他們的人身自由與尊嚴時,國際學術組織是否還有責任換個地方開會?
其實,國際數學聯合會并不是沒有處理過類似危機。
2022年,原定在俄羅斯圣彼得堡舉辦的大會,因俄烏局勢緊張被臨時改為線上舉行,當時聯合會的理由是:無法保證國際參會者的安全與自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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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2026年,面對美國同樣甚至更復雜的風險,聯合會的態度卻變了,他們發表聲明說:“理解外界擔憂,但不會改變在費城辦會的決定。”
這種“雙重標準”,讓不少數學家感到憤怒。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邁克爾·哈里斯就直言:“在美國發動兩場非法戰爭之后,仍堅持在那里開會,這說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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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指出,2022年不去俄羅斯的理由,放在美國身上同樣成立,甚至更充分。
更有意思的是,哈里斯本人原本是本屆大會的小組討論成員,他主動表態支持遷址,等于是在用自己的學術身份“投票反對”主辦國。
這讓人想起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當時,國際社會對納粹德國的種族政策充滿疑慮,但最終還是決定如期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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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這屆奧運會成了納粹的工具,許多猶太運動員被排除在外,國際體育精神被嚴重玷污。
學術會議不是奧運會,但邏輯是相通的,一個東道國的政治環境,如果系統性排斥某些國家或族群的學者,那么在這個國家舉辦的國際會議,本質上就是在為這種排斥背書。
這股抵制浪潮,并不局限于數學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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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數學學會早在今年1月就宣布不參加2026年大會的相關活動。
他們在公告中特別提到了本杰明·富蘭克林,這位美國開國元勛曾長期生活在費城,是理性與學術自由的象征。
法國數學學會說:“我們珍視富蘭克林的思想遺產,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譴責一切對科學的不信任和學術自由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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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數學學會也發表了類似聲明,措辭更加直接:“美國的做法,妨礙了全球科學合作,違反了人員自由流動的基本原則。”
這些聲音表明,對美國學術環境的擔憂正在擴散到更廣泛的國際學術界。國際研究協會在其官網上,甚至專門設置了“赴美參會安全嗎?”的常見問題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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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視情況而定。”
一個極其模糊、也極其無奈的回應。
美國化學學會則提醒國際學者,赴美前務必核實旅行禁令和入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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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特茅斯大學主辦的一場學術會議更是直白地警告:“入境最終決定權在海關官員手中,極少數情況下,你甚至可能被要求撤回入境申請。”
這一切,都在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美國,正在從一個“學術高地”,變成一個“學術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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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說得很有分寸,但意思很清楚:如果你是一個想在自由、開放、安全的環境中做學問的學者,美國可能不再是首選。
數學,本該是最不受國界和政客影響的領域。一個公式,無論在哪里成立,都是真理。但數學家,終究不是公式。他們有國籍、有簽證、有膚色、有語言,也有恐懼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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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群世界上最理性的大腦,開始為一場學術會議的安全而集體請愿時,這不是他們的多慮,而是世界的悲哀。
未來的國際學術格局,是否會因此加速“去美國化”?目前還不好說,但可以肯定的是,信任一旦破裂,修復的成本,遠比換一個會場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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