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日本都已經打到華北，蔣介石為何還要對日親善？一文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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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在蔣介石對蘇對日猶豫不決的同時，兩個形成鮮明對照的信號，推動了促成日蘇相互牽制之外交戰略的對蘇接近方面。

1、“聯蘇制日”的構想

第一個信號來自蘇聯。1934年3月8日，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就蘇聯對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楊杰為首的軍事視察團的接待情況向蔣介石發電，同日，楊杰本人也致電蔣介石報告：

“到俄備受接待。考察結果，如飛機唐克兵工業之偉大，軍事教育之整齊，詢（均）為始料所不及，足征國防力能集中，建設誠有一日千里之效率。”“彼等以中俄切實親交為兩國之福利，故甚盼相互間之提攜。”隨之，楊杰建議，“自九一八后倭寇已成眾矢之的，外角大勢內察輿情，實有多聯與國，共圖此猶之需要。且日俄乃我強鄰，在目前環境上觀察，聯此制彼，實于國策有利無損，故復交之后尤需有更進一步之合作。”

另一個信號來自日本。

4月17日，日本外務省發表所謂“天羽聲明”，宣稱：中國若利用他國排除日本，惟有加以排擊；各國如對中國采共同行動，縱令為財政援助或技術援助，日本亦必反對。對此，蔣介石等視之為公然“要我們中國做日本人的保護國”的獨霸行徑，內心的憤慨不言而喻。4月21日，蔣介石致電汪兆銘說，“對彼外務省宣言不能輕視，請預定以后應付步驟，并令我各國駐使竭力向各國活動，表示反對日本獨霸東亞與破壞門戶開放之條件。此后彼不久必對我有所要求，務請預防并徹底研究對策。”

來自蘇聯與日本的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表示，促使國民政府內部“聯蘇制日”的呼聲再次高漲起來。5月4日，立法院決議要求中央“決定抵抗計劃”，為打破日本獨霸東亞的陰謀而“堅持與第三國協作”。

翌日，蔣介石自記：“對俄則聯絡其感情，對英則確切合作。”5月8日，駐英公使郭泰祺也特地致函中樞指出：中國在外交上制日之策只有兩途，其一是與英美合作，但目前英美兩國在戰債等問題上有隔膜，且互不信任，故合作時機尚不成熟。其二是謀中俄合作，目前最應努力。理由是，“俄國與日本戰事終不能免，且于我不似英美之遠隔重洋，實際上較易援助”；另外，“俄國年來努力內部建設與國際和平，已恢復其國際信用，與我尤有共同之利害，在一種互不侵害之信約下，確有切實合作之可能”，故中俄關系此時實較中美中英關系更為重要。

至于在中共問題上的障礙，郭泰祺認為，蘇俄現在似暫已放棄其世界革命之積極主張，蘇俄大使云“俄方對中國共產黨希望與作用幾乎全在于緊迫時對日”。據此，郭泰祺建議，“我國自與蘇俄復交后因國內共產黨之障礙對俄未能謀切實提攜之道”，現在中樞應該利用蘇俄重視防日之心理與政策，謀收“復交之實效”，故應請正在國內休假的駐蘇大使顏惠慶“早日返任秉承中央之定策謀中俄共同御侮之方”。

其后，蔣介石竭力催促顏惠慶盡快返任，并于6月下旬主動邀請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出席早宴，向其明確表示：中國歡迎蘇聯加入國聯，此將更便利于中蘇間的合作；中國人民相信蘇聯人民，并希望進一步改善相互關系。

他還向鮑格莫洛夫保證：“中蘇兩國是近鄰，中國對蘇聯，就像對友鄰一樣。倘發生不測，中國將永遠支持蘇聯，并竭盡一切可能證實這種友誼”。鮑格莫洛夫事后向當局報告說，“同蔣介石的這次談話基本上證實了我們關于蔣介石的立場已有某些改變的情報”。

7月13日，蔣介石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的秘密會議上再次論述“聯外制日”外交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強調：中日紛爭不是簡單的中日問題，而是整個太平洋問題及世界問題。其中，日本之對美對蘇關系尤其重要。日本的對華侵略必然招來列國的干涉以至導致世界大戰。

其理由，首先在于中國現在處于“列強公共殖民地”的地位，身受列強之共同侵略與壓迫，而日本的對華侵略以獨占中國權益為目標，故必然連帶侵犯列國在華權益。

其次，日本的最高目的是做東亞盟主獲得太平洋的霸權，其陸軍以蘇聯為目標，海軍以英美為目標，因此日本的敵國不只是正面的中國，還有背后的美國和左右兩側的蘇聯、英國。由于地理及資源關系，日本要和美蘇決戰，必須先征服中國，而要征服中國，又必須先戰勝同中國處于相關關系之中的英美蘇等國。

這樣，蔣介石再次指明：日本的最大弱點在國際關系，中國的最大優點亦在國際關系；今日在實力上尚未具備抗日條件的中國，必須從利用國際大勢之中尋找活路。

2、聯蘇制日還是聯日制蘇？

其后，蔣介石為究明蘇聯目前對蔣及國民黨的看法和對中日關系的態度，于7月下旬親自委托蔣廷黻利用考察歐洲的機會，盡量集中時間于蘇聯，向蘇聯當局探究中蘇合作的可能性。蔣廷黻出發后，四個方面的問題增加了其使命的重要性。

第一，繼7月下旬有關新疆“盛世才確已勾結蘇俄與俄成立新協定”的消息，8月，圍繞蘇聯對新疆地方政府的借款問題，中蘇之間又生糾紛。面對“盛世才引虎自衛”和“俄陰謀分裂我國土”的形勢，蔣介石周圍認為“唯有仍從蘇俄之外交入手”。蔣介石也贊成他們的看法，認為改善中蘇關系不僅能為中國外交增加新路線，還可避免新疆問題的復雜化。

第二，9月18日蘇聯加盟國聯并被選為常任理事國。在“俄在國聯現如天之驕子，國聯重彼輕我，俄能從中刁難，以障礙我之進行”的情況下，蔣介石認為，在“已賈怨于日”后，中國如果“復開罪于俄，結果將適得其反”。

第三，第五次剿共戰爭在歷經一年多的作戰后取得了成功，中國共產黨被迫開始長征，長期困擾國民政府對蘇關系的對中共問題的顧慮，當然亦隨之相應減少。

第四，自美國政府1934年6月實施其白銀政策以來，中國銀價暴漲，白銀外流激增。據日本外務省當時調查，美國此舉造成中國“金融梗塞，物價下落，貿易減退，關稅收入激減”。

9月，國民政府向美提出抗議，美對此置之不理。中國人對美國及西方的感情又因之惡化。借駐英公使郭泰祺對蘇聯外交官的談話來說：三年多來中國一直尋求支持并希望西方合作，“然而遺憾的是不得不承認，西方實際上對中國毫無作為”，因為美國收購白銀的“混蛋政策”，中國目前在財政方面正經受嚴重危機，“英國政府并不比美政府稍好，也是用花言巧語，靠做一些決議來安慰中國”，“總的說，中國現在普遍的情緒是最好不再理睬西方”。

在上述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蔣介石更加重視蔣廷黻訪蘇之行的成否，10月上旬他通過孔祥熙直接要求蘇方與蔣廷黻“開誠洽談”。10月16日，蔣廷黻實現了與蘇聯外交當局的會談，以“蔣介石非正式代表的身份”，向其轉告了蔣介石希望中蘇合作抵御日本的傳言，其中強調“蔣介石認為中蘇兩國由許多共同的利益聯系在一起，他認為如果蘇聯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什么打擊或損害，中國也必將被殃及。”

在進行上述“借蘇制日”工作的同時，蔣介石并沒有放松相互牽制戰略之“借日制蘇”的側面。

至少從1934年4月上旬開始，在對日政策方面，蔣介石特別“注意其不許我中立與未解決我問題以前不敢對俄開戰之二問題”，苦思“如何乃能打破此難關而可至于中立”。

8月，蔣介石在“倭俄戰息日急，焦灼萬狀”的情況下，再次確認，“對第二次倭俄與世界之戰中國應取之方針：甲，不參戰，始終立于中立之地位；乙，先退而后進，先守而后攻。”

關于理由，他認為可如此對日說明：“如強我參戰，則中國人民反對，非僅單獨剿赤之功虧于一簣，而且單獨收復新疆間接增倭便益亦皆不能。必使我國單獨對俄，于彼方有便益。否則是強我國民同情于赤匪以助俄也。”

總之，蔣介石確定，“如能不參加日俄之戰，維持中立地位，則民族復興即在此十年。否則萬不得已，受敵來攻，則亦取單獨作戰方式，而不加入其任何一方，留有自由旋轉之余地，此為處分戰時唯一之道也。”

9月16日，聽楊杰報告訪蘇之行后，蔣介石指出“俄求合作之心甚急，而其嫁禍于華之劣性未已也”。為此，蔣介石亦針鋒相對，在通過蔣廷黻向蘇表示協作對抗日本之同時，于11月再次考慮“應急與倭寇乘機諒解，以促進倭俄之沖突。”基于這一目的，他示意陳布雷以徐道名義撰寫〈敵乎友乎〉的論文，并發表于《外交評論》，“以促倭方之醒悟”。

在這篇論文中，蔣介石勸告日本：從世界大勢和中日兩國之過去、現在及將來著眼，中日輔車相依，只可攜手，不應敵對；雙方關系之惡化或戰爭之爆發，結果惟有中日兩敗俱傷，而蘇聯等第三國則乘機漁利。據此論點，該文還呼吁日本和中國共同改正錯誤，打開僵局。

中日蘇關系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迎來了1935年。

3、對日再次親善的背景

1935年初的中國對日關系，是以“親善”為特征的。

基于日蘇相互牽制戰略，1935年1月，蔣介石在再次強調“先其所愛，微與之期”是中國對日戰略的關鍵的同時，考慮“對倭說明以華制華之謬見與以夷制夷之誣妄以及以華制夷之得計”。

聯系此期蔣介石日記中的相關內容來看，他所說的“以華制華之謬見”，是指日本支持“西南派”等各種反蔣勢力顛覆南京國民政府的活動；“以夷制夷之誣妄”，是否認日本長期來對中方聯外制日外交的指責；“以華制夷之得計”則是提醒日本：要解決作為其最大心病的蘇聯問題，必須首先和中國建立起協作關系。

要言之，以對日改善來打消日本對國民政府的疑慮，對內促其停止和西南派等反蔣勢力的勾結，對外促其早日對蘇開戰，是蔣介石1935年初推動對日親善外交的主要動機之一。

與此相應，蔣介石推動對日親善外交的第二個背景，是力圖借此緩和日本的對華壓迫，以確保“安內”建設的時間。

這是因為，1934年末日本軍方舉行大連會議以后，關于日本積極策劃加速侵華步伐的情報使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產生了嚴重的危機感。

1935年1月16日，汪精衛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四四○次會議上指出：日本自退出國聯后，對國聯的義務到本年3月即中止，以后已不負條約上之任何責任，得以為所欲為。

2月，他在內部會議解釋對日親善外交的理由時又說：1935年是日本退盟到期及海軍軍縮會議成敗關鍵之年，故實為危機所在。“日本所顧慮的，即于對美俄開戰以后中國之態度如何，萬一起而參加必感掣肘，又鑒于吾國民眾之反日運動，于是深感不安。”

據此，他強調說，為做好對日準備，中國目前應該實行“策略的退嬰”，否則，“將必使日本之穩健派失敗而激烈派橫行一時，吾人之準備計劃將因以破壞。”

在同月的另一次內部會議上，汪精衛還補充說，“國際方面只有利害只有斗爭，能力所及未有不吞食或蠶食者，如中國不作準備不力求充實，是在國際地位中一支肥羊，任何強國均欲侵食，毫無疑義。現在正是列強爭欲吞中國之時也，我們要趁此時機竭力準備，使我在國際上有狼的作用，則兩虎相爭時吾等之作用大矣。”蔣介石也在日記中一再強調：日本欲望無厭，方針決不能變更，吾人惟在爭得時間，望其略為緩和而已。

由上述兩點可知，1935年初登場的國民政府的對日親善政策，實質上是含有防日、抗日和消除日本后顧之憂、促進日蘇戰爭的策略因素的。但是，我們同時還要看到，有了這些策略因素，并不等于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就不具改善中日關系的誠意。

首先，對中日之間的紛爭，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此時還沒有把依靠自力作軍事解決作為優先選擇，而仍然對以中日兩國在反蘇防共等問題上的共同利害來說服日本，求得和平解決，寄予一定的希望。

其次，正在此時，日本外相廣田弘毅于1935年1月22日在國會發表了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所謂“親善演說”，這一事實也增強了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對日方的期待，提升了他們說服日方的熱情。

檔案顯示，在廣田演說的第二天，剛剛接到駐日使館報告的汪精衛就在國民黨中政會第四四一次會議上贊揚說：廣田“關于中國的說話較為合理，為數年來所未有”。蔣介石也在1月31日和2月1日、3日的日記中反復提及“倭寇態度似可漸緩和，或有交還東北主權可能”。基于這一觀察，他還連續會見日本的駐華公使和武官，力說中日兩國應以道義為重，希望能以誠懇“感召”日本。此種樂觀的展望，與他不時表露的對日本“欲望無厭”的憂慮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折射出他的矛盾心態。

第三，從事實看，廣田演說之后，在蔣介石、汪精衛的主導下，國民政府在對日親善上作出了切實的努力。

譬如，蔣介石于1月30日晚宴請中央負責人，席上，由汪精衛出示了一份關于對日外交方針的提案，“內容大致在不喪權之原則下，謀中日之親善，以打開目前之難關”。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邵元沖等人對此提出疑問，認為中國“應有最低之限度與最后之決心,及從基本上充實國力”。但深受蔣介石信任，被委以華北對日外交重任的黃郛竭力為日本解釋，認為現在日方軍政意見均已一致。

4、親日的努力

2月1日，蔣介石在答中央日報記者問時，也再次肯定廣田演說“亦具誠意”，并呼吁：“中國過去反日之情感，與日本對華優越之態度，皆應共同改正，方為敦友睦鄰之道。”

在2月6日的國民黨中政會第四四三次會議上，常務委員提議：根據蔣介石會晤日本人的談話，今后應切實勸告停止抵制日貨及反日團體的活動。對此提議，一些與會者“頗有不滿”。辯論的結果，會議決定將此案移交國民黨中常會拍板。

在翌日舉行的中常會上，仍然“頗有討論”。但是，“以此事既經領袖方面（如蔣汪）所允諾，一般中央委員對于日本之著著進迫實亦感無他法應付之今日，故亦不便作根本上之反對。”最后，中常會不僅通過了該案，還決定由中央分批召集各級黨部指示辦理停止檢查日貨及各種抗日組織活動的辦法。

隨之，2月11日和15日，國民黨中常會連續舉行了幾次省市黨部負責人會議，汪精衛每次都到場演講緩和對日運動的理由。當邵元沖在會上發表反對意見后，汪還為之“怫然”。

經過上述思想工作后，汪精衛在2月20日舉行的國民黨中政會第四四五次會議上，披露了國民政府對廣田演說的答覆要點：

（一）不承認偽國和割讓東四省（為）最低限度，如果日本再有種種要求我們總盡力去對付，這是我們今年的外交方針。譬如日本說中國教科書上都有排日和侮辱日本的地方，但教育部也在日本書籍上搜集到不少日本侮辱中國的文字，日本如果提出時，我們也可以給他看。不過這種帶侮辱性的謾罵文字，我們原應該刪去，不必要他們來質問。我們教兒童要愛國救國，除歷史上的事實外，固不宜有侮辱的文字。

（二）關于廣田外相的演說，我們說明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需要統一和建設，無論對內對外都希望和平，而且也希望各國和平。因此我們對于友邦很愿意相互提攜。從前總理曾經說中日兩國必須要提攜以共謀發展，但二十年來兩國間糾紛愈來愈多，這是中日兩國所應共同引為遺憾的。

（三）對于廣田外相之演說，認為與我們素來主張相吻合，我們相當的滿意，只要誠意來謀和平，則中日兩國間之一切問題必可得到合理之解決也。

翌日，中國的主要報紙發表了以上述要點為基調的汪精衛對日親善談話。

與此同時，蔣介石還特地指示時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的王寵惠在返歐赴任時取道東京，以同日本當局交換意見，探明真意。

王在和蔣、汪及黃郛等人詳商方針后，于2月19日至3月5日訪問了日本。據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王寵惠訪日報告手稿，期間，王寵惠遍訪了日本首相岡田啟介、外相廣田弘毅、內大臣牧野伸顯、貴族院議長近衛文麿、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民政黨前總裁若槻禮次郎、陸軍參謀次長杉山元、海軍大將加藤寬治等各界巨頭。

其中，在2月26日與廣田弘毅外相的會談中，王寵惠“依照奉化所討論之順序及南京所定之原則”，向日方提出了國民政府關于中日關系的三大原則：

（一）中日兩國完全立于平等之地位，彼此尊重對方國際法上之完全獨立。往時外國強迫中國允許之一切不平等條約為中國全國人民所痛恨，日本既將與中國實行親善，請先取消對華之一切不平等條約以為其他外國之模范，尤望實時表示先取消對華領事裁判權，然后中國人民皆知日本有實行中日親善之誠意。
（二）中日兩國均應維持真正之友誼。中日兩國既將以誠意實行親善，則施于對方國之非友誼行為，例如破壞統一、治安、妨害人民衛生等，皆應禁止。聞近來浪人鮮人在平津一帶販賣嗎啡白丸等毒物者甚多，凡與此相似或更甚之一切非友誼行為，切望嚴行禁止。
（三）中日兩國外交方式應歸正規。近來日本對于中國，關于外交事件屢有非外交機關之人以暴力壓迫中國，實非兩國邦交前途之福，切望兩國外交方式復歸正軌。

據王寵惠訪日報告稱，根據中央所定方針，本來他還應該和日方討論“戰時接濟”問題，但因日方拒談歸還東北問題，所以他也就不提戰時接濟，“以為異日之交換條件”。

后來的事實證明，王所說的“戰時接濟”，實質是指針對蘇聯的中日協作。

與東京的王寵惠相配合，在國內，蔣介石和汪精衛于2月27日聯名通告嚴禁反日運動，國民黨中政會也向各報刊發出了禁止排日和抵制日貨言論的通知。同時，蔣介石還屢電中常會，要反對對日親善政策的邵元沖辭職。2月27日邵獲悉此電后，“以此時佞臣國賊方群以媚倭為護符，余實不能作應聲之蟲”，決定向中常會辭職。

但翌日他的辭職信尚未送到，中常會就已討論中宣會換馬的問題了。另外，蔣介石除委托即將赴日的蕭叔宣武官把自己的照片帶贈松井等“日本各友”外，還特地于3月2日公開致電汪精衛，表示贊成他2月20日關于對日問題的前述談話，以向各界表明蔣汪在對日政策上完全一致。

綜上所述，1935年初，由于圍繞中日關系的多種因素錯綜復雜，也由于正反兩個方面的信息交叉起落，蔣介石在對日認識及外交戰略上的矛盾心態相當激烈。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此期他和汪精衛共同主導的對日親善努力，其根底既有對日本“抗”與“防”的一面，又確有“親”與“和”的一面。這兩個方面不僅都是真的，而且在廣田演說后蔣汪還都更多地致力于后一個方面。

然而，作為當事國的日本卻對此作出了不同的判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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