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掉80座廣場，仍然欠6000億！萬達為什么永遠還不完債？

三年時間賣掉超過80座萬達廣場，回籠資金接近千億，連上海顓橋這樣的核心商圈項目都作價20.48億出手，常德、常州、遂寧的多座廣場直接抵給中建系償還工程款，酒店管理、金融股權悉數轉讓。

一番斷臂求生之后，萬達集團總負債依舊停在6000億關口，短期償債缺口保持在284億到529億之間，賬面現金僅100多億，連到期利息都難以覆蓋。

2026年萬達不得不以12.75%的年化利率發行3.6億美元高息債，每年光這筆債務就要支付3.2億利息。

曾經的商業帝國走到這一步，很多人都想不通，賣了這么多家底，為何債務窟窿始終填不滿，這場還債長跑仿佛看不到終點。

萬達的債務困局，根源要追溯到十年前的高速擴張期。

那時候萬達的擴張高度依賴銀行資金，七成建設資金來自貸款，高杠桿支撐起全國布局的速度，也埋下了沉重的利息包袱。

2014年萬達在港交所上市，股價沖高后又跌破發行價，王健林決定私有化退市，計劃回歸A股獲得更高估值，這場資本布局最終變成了困住企業的枷鎖。

2021年萬達引入太盟、騰訊、京東等16家機構380億Pre-IPO資金，簽下嚴苛對賭協議，約定2023年底前珠海萬達商管完成上市，否則要支付最高440億回購款。

此后萬達四次沖擊港股IPO全部失敗，對賭條款徹底觸發，380億投資款瞬間轉化為剛性債務，每年還要承擔8%的利息。

永輝、蘇寧、融創等合作方相繼發起追討，索賠金額合計超過180億，司法執行與股權凍結接踵而至，萬達的資金鏈被牢牢鎖住。

很多人誤以為賣廣場的千億資金可以直接償還集團債務，實際情況卻完全不同。

2025年5月打包出售的48座萬達廣場作價500億，看似一筆巨款，可項目本身附帶大量抵押貸款，扣除這些負債后，真正能歸集團統籌使用的資金僅有200多億。

上海顓橋萬達廣場賣出20.48億，扣除項目貸款后，可用于償債的資金不足一半。

三年累計出售80多座廣場，整體回籠資金約900億，最終能用來償還集團層面債務的不到400億，大部分資金剛到賬就被項目自身負債消耗殆盡。

比資產變現縮水更致命的，是利息帶來的持續吞噬。

萬達商管有息負債規模在1400億左右，每年利息支出70億到100億，平均每天要支付兩到三千萬利息。

2026年發行的高息美元債，進一步推高了融資成本，經營性現金流連利息都難以覆蓋。

出售資產回籠的資金中，超過六成用于支付到期利息與剛性兌付，僅有不到三成用來償還本金，債務總規模自然難以下降。

加上商業地產行業進入下行周期，核心資產估值持續縮水，杭州拱墅萬達廣場掛牌14.8億，幾乎與十年前的拿地成本持平，裝修投入全部虧損，急售之下只能接受低價，資產變現的效率越來越低。

為了守住最后的基本盤，萬達選擇轉型輕資產模式，出售廣場產權但保留運營權，依靠每座廣場每年約2000萬的管理費維持運營。

目前萬達仍管理著400多座廣場，出租率保持在90%以上，這部分收入成為唯一穩定的現金流來源。

可輕資產轉型也意味著收益大幅縮水，從自持收租變成賺取管理費，利潤空間被大幅壓縮，失去了資產增值的收益，造血能力遠不如從前。

2023到2025年萬達累計償還6000多億有息債務，負債率從90%降至65%，境內公開債券全部清零，境外債務也成功展期至2028年，沒有出現拖欠工資與申請破產的情況，勉強維持著企業運轉。

真正讓萬達陷入循環困局的，是三重壓力的疊加擠壓。

高杠桿擴張留下的存量債務基數龐大，每年利息支出如同無底洞；對賭失敗帶來的剛性回購義務，讓資金持續外流；行業下行導致資產貶值，變賣資產的收益不斷縮水。

銀行授信從3000億驟降至不足800億，信用評級下調讓融資成本居高不下，股權凍結與司法執行封堵了資產處置通道，形成了資產凍結、融資切斷、經營擠壓的死循環。

王健林身家在2025年一年蒸發820億，從1408億降至588億，71歲的他依舊奔波各地尋找轉機，可市場信心難以恢復，招商與融資處處碰壁。

2026年被視作萬達能否走出困境的關鍵一年，短期償債缺口依舊高達200多億，剩余核心資產已經不多，再無大量優質廣場可以出售變現。

商業地產市場回暖時間不確定，REITs融資通道未能有效打開，輕資產運營的利潤難以覆蓋債務利息。

萬達用三年時間賣掉80座廣場，終究沒能擺脫6000億債務的束縛，本質上是高杠桿擴張模式在行業周期下行時的必然結果。

賣資產只能緩解短期流動性壓力，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債務結構失衡的問題，這場漫長的還債之路，還要在不確定性中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