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她，就是守護我們免于恐懼的權利

文 | 難得君

今天是4月4日。

51年前的今天，1975年4月4日，張志新殉難，那一年她才45歲，比今天的我還小。

1979年3月21日，遼寧省委為她平反昭雪，追認為革命烈士

2019年9月25日，她被授予“最美奮斗者”榮譽稱號。

寫這篇文章，不是要消費一段沉重的歷史，而是想搞清楚一件事：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宣傳部干事，她究竟說了什么，需要被割斷喉嚨再槍決？

答案很簡單，她說的是真話。而聽不得真話的時代，才真正可怕。

一、她原本可以安穩地活著

張志新1930年出生在天津一個音樂世家。父親參加過辛亥革命，母親是教師。1950年，她被保送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俄語。1952年提前畢業留校，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來和丈夫一起被調往沈陽，擔任遼寧省委宣傳部干事。

如果她愿意安安穩穩過日子，憑她的學歷和資歷，這一生不會差。丈夫是哲學系團委書記，自己有體面的工作，一雙兒女聰明可愛，在北京有親人，在沈陽有事業。放在今天，這就是中產家庭的標配。

但時代的巨變來了。

1966年，運動席卷全國。一開始，張志新也熱血沸騰。但隨著運動推進，她發現不對勁了：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被游街示眾，群眾組織陷入武斗，學校停課工廠停工。最讓她想不通的是，連劉少奇這樣的國家領導人都被隨意打倒，而憲-法明文規定的公民權利形同虛設。

在一次批斗會后，她傷心地對同事說：“打倒了這么多人，難道他們全是敵人？這里面有名堂……”

今天看來，這話有什么問題？任何一個正常人看到那個年代的亂象，都會有同樣的疑問。但在當時，這就是“現行反革命”。

后來她被下放到盤錦“五七干校”勞動改造。站在荒蕪的鹽堿地上，她對同事說：“國家這樣亂下去怎么辦？人民還能吃飽飯嗎？”

好心的同事勸她趕緊認錯，這樣材料上還能寫“提高了覺悟，認識到了錯誤”，爭取作為“人民內部矛盾”從輕處理。

張志新拒絕了。她不愿為保全自己而說違心的話。

1969年9月，張志新被逮捕入獄。

二、監獄里的她，活得像個人樣

在被關押的五年多里，她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折磨。審訊者用皮帶抽打這個身高不到1米6的弱女子，強迫她跪在碎石上，她的頭發幾乎被拔光。

但比肉體痛苦更殘酷的是精神摧殘——獄方不允許她閱讀任何書籍，連《毛選》都被沒收。失去紙筆的她，就用牙刷柄在水泥地上刻下詩句：

今天來問罪，

誰應是領罪的人？

今天來問罪，

我是無罪的人。”

在這個暗無天日的地方，她保持著一個人最基本的尊嚴：每天堅持把頭發梳理整齊，把囚服疊得整整齊齊。看守嘲笑她“死到臨頭還窮講究”，她平靜地回答：“人活著就要活得像個人。”

她還在獄中寫下上萬字的《一個共產黨員的宣言》，說：“對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一些問題發表意見，提出看法，是忠于黨的表現，是一個普通黨員對待路線斗爭應盡的義務和權利。”

三、行刑前，她被割斷了喉嚨

1974年8月，張志新被判處無期徒刑。

到了1975年4月3日，一紙手令將無期改判為死刑，立即執行。

4月4日，清明節前一天。張志新被反綁著雙手拉出牢房，兩個彪形大漢將她按倒在地，一把刀野蠻地切進了她的喉管，鮮血噴涌而出。

她拼命想要說話——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然想用最后的力氣表達自己的信念。但喉管被割斷，她永遠也發不出聲音了。

兩個小時后，這個45歲的女人被押往大洼刑場，倒在了槍口下。

有人可能要問：既然都要槍斃了，為什么還要割喉？

答案很簡單：因為害怕。他們怕她在刑場上喊出真話，怕圍觀的人聽到真相。

手握暴力的它們，竟然害怕一個被五花大綁的弱女子開口說話，這本身就是最可悲的注腳。

四、遲到的正義

1976年，動亂結束。

1977年，任仲夷調到遼寧主持工作。當時“兩個凡是”影響很大，平反冤假錯案面臨重重阻力。

任仲夷說：“這個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給予平反。”有人請正在遼寧視察的華國鋒為張志新題詞，華國鋒未予理睬。但任仲夷不為所動：“不題詞可能有別的考慮，這不要緊，我們還是按省委的決定干。”

1979年3月，遼寧省委為張志新徹底平反昭雪，追認為革命烈士。4月，沈陽回龍崗革命公墓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烈士的母親在墓碑上題詞：“探求真理，貴在實踐，忠骨毀滅，浩氣長存。”

最令人心碎的是她的孩子。

女兒曾林林在母親死后才得知真相：當年被迫在“處決同意書”上簽字時，她說的那些“劃清界限”的話，都是老師事先教好的臺詞。多年后，曾林林說：“媽媽用生命教會我，說真話需要勇氣，但沉默就是幫兇。”

2019年9月25日，張志新被授予“最美奮斗者”榮譽稱號。

但遲到的正義，還是正義嗎？

五、紀念她，就是守護我們免于恐懼的權利

51年過去了。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當年那個樣子，但有些東西值得我們警惕。

在互聯網時代，極左思潮改頭換面重新泛起。有人把愛國異化為排外，將討論等同于背叛；用宏大敘事掩蓋個體苦難，以集體名義剝奪個人權利。這些現象與當年迫害張志新的邏輯如出一轍。

一個人說真話，需要勇氣；一個國家聽得進真話，更需要胸懷。

張志新的故事之所以被一代代人記住，不是因為她有多傳奇，恰恰是因為她太平凡了——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一個普通的母親，一個普通的宣傳干事。她只是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說了一些正常人都會說的話，結果就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然后是生存的權利。

在沈陽回龍崗革命公墓，張志新的墓碑上沒有華麗墓志銘，只有簡單的生卒年月。

但每個清明，總有人悄悄放上新鮮的百合花。

這些無名獻花者只是想表達：紀念這位為真理而死的女性，就是守護我們免于恐懼的權利。

正如她在獄中留下的那句話：“若痛苦能換來真理，我愿欣然承受。”

這不僅是她個人的選擇，更應當成為一個文明社會的集體信念。

因為我深深地知道，她的死不是為了讓我們在清明節掉幾滴眼淚。她是為了讓我們——活著的人——能夠不必擔心被割喉，也能堂堂正正地說話。

這個世界不需要烈士，這個世界需要的是能夠說話的人，以及愿意聽真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