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袁殊刺殺李士群失敗，被捕后潘漢年指示：通知日本人救人

1946年初夏，上海黃浦江碼頭霧氣沉沉，一位戴草帽的中年男子在雨中等船，他手里提著一個小箱子，臉上寫滿倦色。登船前，他在登記簿上寫下“曾達齋”三字，卻在心里默念：“袁殊，回來吧。”此人曾以五重身份游走于最危險的夾縫中，生死數度只在毫厘之間。若說他一生的轉折點，非七年前那場失敗的暗殺公案莫屬。

時間撥回到1931年秋。上海愁云慘淡，顧順章的叛變令地下黨幾乎瞬間陷入癱瘓。就在這種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潘漢年在靜安寺旁的咖啡館遞上一枚不起眼的黨徽，對眼前年輕人輕聲提醒：“你可能終身不能自辯，但要記住，組織知道你。”年輕的袁殊點頭，抿一口苦咖啡，答聲“聽命”。自此，他踏上不歸路。

他起初靠舊識吳醒亞的引薦，打進中統；又憑流利的日語贏得日本副領事巖井英一賞識；隨后軍統、青紅幫也拋來繡球。不到三十歲，他身上已掛著五張不同的面具。人人以為他在“投機”，卻不知上海法租界的小弄堂里，每隔三天便有一份撕成紙條的日軍地圖悄悄塞進潘漢年的書包。

淞滬會戰爆發，他穿上海軍學生制服混入日軍陣地，抄回工事分布；夜深人靜，他又在上海灘的洋行樓頂，與軍統接頭商議狙殺漢奸的計劃。舞臺燈火通明，臺下卻遍布陷阱。袁殊明白，若失去與黨組織的聯絡，這出戲就是在拿命碰運氣。

1937年底，他終于通過馮雪峰重接潘漢年，黨籍得以恢復。雙方約定，一切聯絡只留暗語：“槐樹影”。日偽高層謀劃，隨時需要這樣的“影子”來傳聲。

到了1939年春，戴笠親點袁殊去除掉汪偽特務首腦李士群。李士群出身舊共，又善猜疑，軍統前后幾波槍手全折在他布下的口袋里。袁殊清楚，這活九死一生，卻不容拒絕。就在行動前夜，上海區長王天木被捕旋即倒戈，把計劃細節盡數抖出。76號特工總部連夜出動，袁殊在法租界被擒。

地牢潮濕，燈泡昏黃。李士群笑問：“跟了我，保命。”袁殊淡淡回一句：“命不值錢。”他真正指望的是牢外那條尚未暴露的線。探監時，他把半截袖口撕開，塞入妻子馬景星手中，低聲囑咐：“去找潘先生，告訴他‘槐樹的影子倒了’。”這句暗語一出，生死全押在潘漢年身上。

潘漢年接信后反復踱步，最終寫下一個電話：“巖井公館。”隨即吩咐：“告訴巖井英一，袁君是咱們的人，他若沒了，一切前功盡棄。”幾小時后，巖井攜日軍憲兵隊長直撲76號，李士群雖滿腹狐疑，卻不敢得罪日本副總領事，只得將“犯人”交出。此事震動上海諜報界：一個被漢奸設局擒獲的“軍統間諜”，竟由日本人親自保下，無人能說得通。

重獲自由的袁殊更加游刃有余。他借機提出“興亞建國運動”方案，打入汪偽中央，還被封為宣傳部副部長，得以旁聽日偽最高密談。不久后，他故意獻上一份“破獲地下共黨”的假功勞，幫自己加了幾分可信度。與此同時，他源源不斷地把日軍南進、美日交涉等一手情報送往延安和莫斯科。蘇德戰爭爆發后，他提供的“日本不北上”訊息，讓蘇軍從遠東調兵西進，史家至今津津樂道。

1941年香港危急，延安急令設法營救在港民主人士。袁殊用巖井名義開出通行證，八百余人魚貫而出，竟無一失手。有人問他擔不擔心露餡，他說：“越光明正大，越難讓人起疑。”

抗戰結束那年，袁殊扯下“漢奸”標簽，以軍統第三站站長身份繼續待在上海，表面效忠重慶，暗地把搜羅的日偽資產悉數交給地下黨。1948年，他悄然撤往解放區，國民黨這才如夢方醒，急急掛出通緝令，卻只能望江興嘆。

新政權建立后，考慮公眾觀感，他被建議化名“曾達齋”，品級只是旅級干部。外界以為他淡出視線，其實在李克農主持的情報系統里，他的日文筆記、對東亞格局的剖析，經常被拿去作參閱資料。有人打趣：“你這輩子寫稿費最高。”他擺手：“命都押上了，再要稿費不合適。”

歲月翻頁。1982年秋，他向組織申請恢復本名，理由很簡單：“沒有什么好羞恥。”獲準后，他特地赴江蘇嘉定，站在潘漢年故居前良久未語。同來的老戰友問他想什么，他只吐出一句：“活下來不易，得對得起他們。”

晚年家中只留一臺黑白電視機，播到諜戰劇，他常皺眉：“地下工作哪有這么響動？半天就暴露。”說罷自顧自笑，一切隨風。1987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北京。八寶山告別廳里，國家安全戰線同仁排成長隊，沒有音樂，沒有花環，只有一面被多次折疊又展平的黨旗覆蓋在骨灰盒上。袁殊，亦曾達齋，終于不必再更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