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的一個陰雨早晨,上海外白渡橋上行人稀少,榮毅仁把車停在橋頭,撐著傘看黃浦江里霧氣翻卷。四個月前,申新九廠完成公私合營,他剛剛把最后一筆定息悉數上交國庫。那一刻的輕松與不安交織在一起——企業交出去了,未來會怎樣?他琢磨著,不遠處鐘聲敲了九下。
霧還沒散,消息就傳來:毛澤東準備年內到南方巡視,順便抽空看看上海的民族工商業者。陳丕顯找上門,笑著遞給榮毅仁一張名單,說中央考慮讓幾位“紅色資本家”出面,多談談合營后的感受。名單里排第一位的,就是他。榮毅仁拍拍文件袋,心里明白,這不只是講話,更是一場考驗。
1957年1月4日,市人大二屆一次會議預備會議在西藏中路的大會堂舉行。代表們剛落座,警衛就匆匆遞進一份電報:陳毅副總理已從北京起飛,直奔上海。人群炸開了鍋——熟悉陳毅的聽說他愛“順口溜”,都猜他又要端出幾句“麻辣話”。
結果比猜的還熱鬧。1月6日上午,陳毅一腳跨上主席臺,話音洪亮:“毛主席托我帶句話——請同志們投榮毅仁一票!”四川口音拖得長長的,像大鼓書的慢板,聽得人直樂。接著他補上一句,“這不是我私心,是國家大事。”一句“國家大事”,把會場氣氛瞬間拉回嚴肅,連遞水的小工都停住腳步。
坐在臺下的榮毅仁心里卻直犯嘀咕。選他副市長,真能服眾嗎?他曾說“只舉一只手贊成共產黨”,多少人記得。會場上,一位老工人代表小聲對鄰座嘟囔:“資本家也能當市長?”另一位回答:“人家現在又叫‘紅色資本家’,毛主席說的話還能錯?”這幾句隨意的對話,被后排記者悄悄記下。
投票那天是1月9日。上午十點,簽到完畢,主席團宣布計票開始。木箱咚一聲放在通道中央,白底紅字選票摞得齊齊整整。代表們或快步前行,或低頭躊躇,走到箱前卻都沒猶豫,呼啦啦一股腦投入。有人說那聲音像雨點落檐,嘈雜卻痛快。
半小時后,計票結果亮出:贊成票四百九十七,反對票僅二十七,棄權零。有人追問那二十七張反對票來自誰,沒得到答案,連晚報都只用一句話帶過。可見多數人并不糾結少數異議,大局已定。
當天下午兩點半,宣讀新一屆市府班子名單。念到“副市長榮毅仁”時,掌聲先在后排爆開,又迅速傳到前排,像潮水順堤沖過。陳毅側過頭,沖榮毅仁伸大拇指,半開玩笑半認真:“小榮,上海的擔子,不輕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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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毅仁站在主席臺側面,雙手垂在褲縫線上,額頭微汗。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早已不是單純的實業家,而是一個政策樣本,一個橋梁角色。一旦做得不好,不只砸了個人招牌,還會讓無數徘徊觀望的私營企業家心里打退堂鼓。想到這,他把背挺得更直。
選舉結束第三天,毛澤東在中南海打電話到上海,第一句話是:“榮先生,聽說你‘當官’了,恭喜!”榮毅仁一時不知怎么接,電話那頭笑聲朗朗,“別急著感謝,關鍵看你怎么干;工商業者能管好上海,就是給全國做示范。”簡短幾句,又輕松又壓力十足。
2月初,市政府第一次常務會議。馬路上寒風厲害,會議室里卻熱氣騰騰。議題既具體又麻煩:成衣出口缺外匯、工業原料緊張、修理碼頭急需鋼材……榮毅仁拿著厚厚的卷宗,一頁頁掀。有人質疑他“外行管理內行”,他沒回嘴,只在記錄本上劃一道道杠。會后,他跑了三天三夜,敲遍幾家機電廠的大門,生生從庫存里摳出三百噸鋼材,先解了碼頭燃眉之急。消息傳到北京,陳云只說一句:“還算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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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夏天,黃浦江漲潮。堤岸加固工程因水泥緊缺停擺。榮毅仁當即把自家尚未兌付的兩千噸進口水泥指標讓給市政建設局。副市長辦公室貼出一張告示:本屆市府每位領導都要帶班下工地,先檢查現場再開批示。此事隨后被多家中央報紙報道,外資商行的人議論:資本家管城市,居然不要錢?風評就這樣慢慢翻轉。
年底,國家紡織品產量統計公布。上海公私合營紡織企業同比增產百分之二十二,其中申新系統貢獻最大。工業部分析報告提出:“榮毅仁模式”值得在沿海城市推廣。有人問他秘訣,他搖頭:“不存在‘秘訣’,就是把賬算細,把活干實。”再問,他卻笑著擺手,“要說真有什么高招,那就是聽毛主席的話。”
1959年秋天,榮毅仁被調往北京擔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離滬前一晚,他回到外白渡橋,看江面燈火點點,恍惚與三年前的迷霧重疊。橋邊海風嘩啦啦吹,他抬頭望北,不自覺地念出一句:“副市長只是階段,工廠才是一輩子的牽掛。”說完便轉身離去,腳步聲被風浪掩沒,只余橋燈在水面搖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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