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伊朗伊斯蘭革命：教士集團如何一點點，從臨時政府手中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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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5日霍梅尼頒布教令，“根據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的推薦，按照源自伊朗民族決定性的、幾乎一致意見的合法權力”，任命巴札爾甘為臨時革命政府總理。

霍梅尼的決定是精明的。他不信任民族陣線：卡沙尼與摩薩臺之間的分裂，以及民族陣線拒絕支持“六月起義”這些痛苦的歷史畫面仍然記憶猶新；他更不可能將權力交付左派：無論人民圣戰者還是人民黨，在他看來都是伊斯蘭的敵人；他也不能直接任命烏里瑪接管政權：他們暫時還缺乏管理國家的經驗和技能，正統派烏里瑪也強烈反對他們直接插手國家管理。

1、精英主義與平民主義之爭

當聯合對于伊斯蘭革命的存續仍然必不可少的時候，霍梅尼不希望過早引起反國王聯盟的內部對抗。

巴札爾甘有著虔誠的宗教信仰以及長期與烏里瑪合作的歷史，又是一位不懈的民族主義者和堅定的反王權斗士，可以為民族主義者和烏里瑪共同接受。因此，霍梅尼選擇由巴札爾甘來組閣，并宣布“反對臨時革命政府就是褻瀆，是要受到懲罰的”。他后來承認，由于沒有更好的選擇，無奈之下才挑選了巴札爾甘。

巴札爾甘上臺的時候，伊朗正處在革命高潮時期的無序狀態。中央政府權威蕩然無存，軍隊和保安力量已經癱瘓，少數民族尋求自治分離，在邊遠地區，尤其是在土耳其人、庫爾德人和胡澤斯坦的阿拉伯人聚居地區，自治騷亂日益增長。

國家經濟混亂不堪：成千上萬的管理人員和官僚已經逃離國家；石油生產近乎停頓；罷工者不愿恢復工作，要求對革命期間遭受的損失進行補助；主要企業停工，因為業主已經逃亡并留下了大筆債務，或者是缺少原料與設備；失業人數很高；通貨膨脹蔓延。

臨時革命政府的歷史使命就是恢復秩序和生產，建立新的國家構架，引導伊朗由革命狀態轉入常態社會。雖然臨時革命政府試圖履行自己的職責，努力完成肩負的使命，并且得到溫和派的大力支持，但它未能切中時局，也缺乏實際權力來控制局勢的發展，面臨著種種障礙與牽制，只能任由事態走向自身意愿的反面而扼腕嗟嘆。

當時的伊朗，存在著精英主義與平民主義兩條思想路線的激烈競爭。面對高漲的平民主義激情與要求，臨時革命政府卻堅持走精英主義路線，主張以專家治國的穩妥方式重建伊朗，這種不適應只能導致它在與原教旨主義者的競爭中日益處于下風，決定了它的過渡性質。

一些國家的革命往往靠宣揚平等主義的、烏托邦式的理想來吸引大眾，通過保持民眾的持續興奮來推動革命的繼續發展，有時則通過制造一些國家危機，在大眾的歇斯底里中穩固革命的成果。平民主義提倡激進的變革方案，主張不加選擇地破壞巴列維王朝的一切，要求徹底割斷巴列維的伊朗與現實之間的聯系；提倡迅速地、報復性地懲罰前政權的當權者和感覺到的革命敵人；要求將管理國家的任務給予最熱心的革命者而非技術專家；堅持將真正的權力委派給輔助性的群眾機構而非政府機關來實施法律和秩序。

如1979年11月占領美國大使館所引發的人質危機所顯示的，什葉派平民主義運動還帶有強烈的仇外和反帝國主義情緒，將世界簡單地分為“我們”和“他們”，以一種與外部激烈對抗的方式來宣示自已的革命激情。平民主義是后國王時代最革命、最具有破壞性的意識形態，反映了下層階級、城市移民、中小店主和底層官僚的情感與要求。

與這一潮流相對的是精英主義的專家治國論。作為中間階級、實際上是精英階層對國家重建的理念，它懷疑大眾要求的合理性和平民主義者提倡的解決方案的可行性。精英主義堅持由專家在慎重研究之后進行社會重建；維持與巴列維時代積極因素的某種聯系，對舊王朝的政治經濟結構實施局部外科手術；對革命敵人實施有序的、合法的公開審判；所有輔助機構都應該服從中央政府，以建立中央政府權威和社會秩序；努力保持與外部世界的正常關系，爭取在和平環境中進行自身的建設。

2、原教旨主義者的優勢

原教旨主義者是平民主義的最大鼓吹者和支持者。他們順應大眾的要求，鼓勵下層民眾參加政治進程，并熟練地為平民主義披上宗教的外衣，利用什葉派教義的千年盛世和天啟福音來鼓動各個階層的民眾，尤其是城市移民和窮人加入自己的隊伍。

霍梅尼將什葉派平民主義貼上被剝奪者運動的標簽，這意味著原教旨主義者對普通民眾要求分享利益的自發情感與需要的肯定。霍梅尼一直在向臨時革命政府施壓，要求向“赤足者”(意指“赤貧者”)免費提供水、電和住房。住房基金會主管宣布“3年內，所有窮人都將獲得免費住房，否則你們可以殺了我們”。

貝赫什提堅持應該允許那些群眾小團體做一些通常由政府來做的事務：“如果他們想修一條瀝青路，就讓他們去做，即使這條路維持不會超過3年。這在3年內可以創造就業，減少泥土與空氣中的灰塵。真主保佑，然后我們將考慮修一條體面的瀝青路。”

應該說，平民主義確實是原教旨主義的表象特征之一，卻并非原教旨主義的本質，只是原教旨主義者籠絡民眾、獲取更多支持與威望實現自己權力意志的一種手段和策略。

包括臨時革命政府在內的溫和派，則主張精英主義路線，這一路線實際上是其階級背景的反映。臨時革命政府內閣成員起初是完全世俗的，后來，巴札爾甘吸收了來自教士集團的4名成員，即使如此，在巴札爾甘內閣中，仍然有37%的部長來自民族陣線，37%來自自由運動，13%來自伊斯蘭工程師協會，烏里瑪成員僅占13%。可見內閣中的壓倒多數來自職業中產階級，這就決定了它的執政理念與路線。

在充滿激情的革命歲月，臨時革命政府漸進式的道路難以為千百萬伊朗民眾接受，他們急不可耐地尋求奇跡般的解決之道。平民主義者和左派聯合起來攻擊臨時革命政府，視其為社會徹底變革的障礙。

對此，巴札爾甘承認，如果忽視法律、原則和管理的科學方法就意味著革命，那臨時革命政府確實不是革命的。在他看來，革命意味著一種根本的改變，但必須是自上而下的、有序的、深思熟慮的。溫和派未能把握革命中最強勁的脈搏，未能提出諸如分配財富和權力這樣一些深得民心的主張，但原教旨主義者做到了。

原教旨主義者能否解決穩定、秩序之類的緊迫問題對于權力爭奪而言無關緊要，他們對平民主義原則的堅持擴大了自己在民眾中的聲望，顯示了自己的革命立場，并暴露了臨時革命政府及中間派的“保守”性。

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的牽制是導致臨時革命政府軟弱無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帝國秩序崩潰后，伊斯蘭革命委員會扮演了臨時議會的角色，它負責制定各種各樣的規章制度，監督巴札爾甘政府的運行。誠然，作為伊斯蘭革命的產物，這兩個機構有著一些共同的目標：消除政變或君主制復辟的威脅；平定少數民族尤其是庫爾德人的分離運動；解除民間武裝；重建財政金融，防止經濟崩潰。然而，這兩個機構之間關系的特點是相互競爭與猜疑，而非協作與信任。

兩者之間的競爭態勢是由各自主導力量的根本差異所決定的。

3、專權之路

如前所述，臨時革命政府中占優勢的是職業中產階級和民族主義者，而控制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的則是烏里瑪和原教旨主義者。由霍梅尼任命的伊斯蘭革命委員會成員經常變動，批準巴札爾甘政府成立的伊斯蘭革命委員會中，有8名成員來自教士組織、5名來自自由運動、2名來自伊斯蘭團體、2名來自武裝部隊。

當巴札爾甘及其部長們自動退出伊斯蘭革命委員會后，烏里瑪尤其是伊斯蘭共和黨的力量優勢更加明顯。從1979年2月到11月，伊斯蘭革命委員會平均16名成員中有5~6名來自伊斯蘭共和黨，其他一些成員也大多站在伊斯蘭共和黨一邊反對巴札爾甘。

此外，1979年5月1日阿亞圖拉莫塔哈尼被刺身亡，9月阿亞圖拉塔勒喀尼去世，作為巴札爾甘的支持者和親密助手，這兩位享有較高群眾威望的革命領導人的離世，進一步削弱了伊斯蘭革命委員會中溫和派的力量，加強了原教旨主義者對這一重要機構的權力壟斷。

原教旨主義者希望借助臨時革命政府緩解危局、渡過難關，以推動伊斯蘭革命的繼續深入，但并不打算讓其獨立行事，更不可能將政權拱手相讓，他們對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的控制很好地適應了這一目標。伊斯蘭革命委員會將臨時革命政府當作擋箭牌，躲在幕后發號施令，甚至干預政府人事。

1979年4月，外交部長桑賈比發現他的部門完全處于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的一個下屬分委員會的監管之下，自己甚至無權任命駐外大使，因此憤而提出辭呈（由雅茲迪接任）。事實證明，有無冕之王霍梅尼的存在，有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的掣肘，臨時革命政府只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由于難以抗衡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的權力與競爭，巴札爾甘最終于7月19日將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的4名激進派烏里瑪延攬入閣：馬赫達維·卡尼擔任內政部長，拉夫桑賈尼、哈梅內伊和巴號納分任內政、國防和教育副部長，希望以此換取革命委員會對臨時政府的支持，但這一舉動仍然未能改變雙方的競爭態勢。

在這兩個機構的競爭表象之下，是伊斯蘭共和黨接管政權的野心，這一意圖沒有比在輔助機構的權力與責任問題上更突出、更明顯的了。

作為伊斯蘭革命的產物，自治委員會、革命法庭、伊斯蘭革命衛隊這些新建輔助機構的離心傾向令臨時革命政府苦不堪言，卻又鼓勵著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利用這些機構逐漸扼制了臨時革命政府及其他對手。

自治委員會最初出現于巴列維統治的最后歲月，當時，自治委員會的工作主要是組織、協調罷工和示威。王權垮臺后，他們實際上負責維持街區治安，監管本地秩序，并以抓捕、關押、處決前政權官員的方式來肅清反革命殘余。

自治委員會作為一種自發成立的群眾聯合組織，從一開始就缺乏組織管理，不受任何中央權威控制，其中一些由左派和人民圣戰者組織掌握，但大多以當地清真寺為總部，處于領拜人的指揮之下。

自治委員會無處不在，工廠、政府機關、大學等地方都成立有這樣的機構，僅在德黑蘭就有1500個這樣的委員會，正如巴札爾甘所言，“革命委員會（指自治委員會）到處都是，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甚至伊瑪目本人（指霍梅尼）也不清楚。”

由于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缺乏系統控制，有些自治委員會濫用權利，貪污、賄賂、隨意罰沒現象較為普遍。

臨時革命政府對自治委員會的這種無法無序狀況深感不安，試圖解散自治委員會，將其職能轉交國家警察，將其成員轉為政府雇員，但各地自治委員會拒絕服從臨時革命政府的管轄，不接受政府委任的官員。

原教旨主義者非但不反感自治委員會的活動，反而逐漸將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979年2月底，霍梅尼任命阿亞圖拉馬赫達維·卡尼負責自治委員會。3月，卡尼公布8點計劃以規范自治委員會的行動。4月，革命總檢察長宣布，未經授權，自治委員會的逮捕和罰沒是非法的，要受到懲罰。

不久，當局要求自治委員會成員必須有檢察長辦公室發行的證件，這實際上是給原教旨主義者以清除敵對分子的機會。11月，霍梅尼命令卡尼解散某些自治委員會，將其置于14個宗教區的監督之下，進一步加強整肅。

4、教士集團的維系支柱

原教旨主義者還壟斷革命法庭以重新實施沙里亞法。革命法庭是在巴列維垮臺以后建立起來的，從一開始就處在霍梅尼所信賴的代理人的掌控之中。革命法庭是后國王時期最強大、最令人恐懼的司法部門，他們以革命道德和伊斯蘭正義的化身自居，沒有辯護律師出庭就進行秘密審判，常常以“人間敗類”或“助長外國勢力”這樣的罪名當場處決嫌犯。

霍梅尼返回伊朗后幾天，在西方以“絞刑官”聞名的革命法庭負責人霍賈特伊斯蘭薩迪格·赫勒哈尼就在霍梅尼住所的屋頂處決了4名國王政權官員，指控他們是“人間敗類”。到1979年10月，根據革命法庭的命令已處決了約600人。

溫和派分子，尤其是巴札爾甘和阿亞圖拉沙里亞特馬達里、哈桑·塔巴塔巴伊·庫米、薩迪格·拉烏哈尼等人，強烈反對革命法庭不遵守應有的法律程序、缺少公開審判，有違背人權、草菅人命之嫌。

沙里亞特馬達里堅持，伊斯蘭法庭必須公開審判，被告必須有權享有辯護律師。巴札爾甘抱怨不經他的同意和批準就執行死刑，認為他們藐視伊斯蘭教法和傳統。

他要求伊斯蘭革命委員會通過立法，建立臨時革命政府權限之下的特別法庭來取代革命法庭。然而，這一呼吁并未得到響應。相反，左派堅決支持革命法庭的斷然裁決，卻沒有料到同樣的法庭不久就要將自己送進焚尸爐。

面對溫和派的指責，薩迪格·赫勒哈尼回答道：“革命法庭來源于伊朗人民的憤怒，人民不會接受伊斯蘭原則以外的任何原則。在革命法庭沒有辯護律師的容身之地，因為他們引用法律延誤時間，這將折磨人民的耐心。”

為了應對溫和派的日益不滿，安撫人心，霍梅尼在3月命令暫停當場處決，成立了一個以蒙塔澤里為首的委員會，以擬訂革命法庭的運行規則。在4月新規則頒布后，革命法庭恢復活動，但并未失去原先的權力。

原教旨主義者不僅控制了自治委員會和革命法庭，他們還掌握著革命衛隊。王權垮臺后，霍梅尼以敏銳的洞察力認識到，沒有武裝力量的輔助，伊斯蘭革命難以穩固、徹底；另一方面，武裝部隊盡管已經宣布中立，仍對新政權構成威脅。為此，霍梅尼采取了兩手應對措施。

第一，控制并維持武裝部隊的結構完整，清洗其中的不穩定分子。

霍梅尼建立了伊斯蘭國防委員會作為最高軍事當局，其成員都由他精心挑選；在軍營里設立了政治意識形態局，并向軍隊各系統派遣自己的代表，即大權在握的伊瑪目代表。政治意識形態局和伊瑪目代表只對霍梅尼一人負責，其責任是向官兵灌輸思想，清除異己，消除軍事政變威脅。

同時，加緊對軍隊進行清洗。在推翻王權后的前6個月，革命法庭處決了248名軍官：常規部隊77人、薩瓦克61人、警察86人、憲兵隊24人。此外，數百名軍官被監禁或流放，逃亡國外的則成千上萬。

清洗一直持續到1980年9月伊拉克入侵。經過這樣的清洗之后，武裝部隊可謂脫胎換骨，但結構仍然保持完整，除了鐵桿保皇力量帝國衛隊和賈維丹衛隊外，其他軍事單位都被保留下來。

第二，建立自己的武裝——革命衛隊。1979年3月到4月，巴札爾甘錯過了一個建立政府自身武裝、結束雙重權力，或者至少改變權力平衡、加強中央政府權威的機會。3月，面對庫爾德人、土耳其人等少數民族的分離起義和左派武裝力量的增長，霍梅尼批評了巴札爾甘的軟弱，要求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威。

4月25日，伊斯蘭革命委員會負責人之一阿亞圖拉馬赫達維·卡尼和警察首腦穆賈萊尼上校宣布，計劃招收4000名武裝人員充實常規警察力量。

然而，1979年5月1日，霍梅尼的親密助手、時任伊斯蘭革命委員會主席阿亞圖拉莫塔哈尼的被刺使得霍梅尼警惕起來，認識到安全保衛力量的重要性，因而改變初衷。在隨后的一周，原先處在溫和派雅滋迪松散控制下的武裝革命小組遭到清洗，重組了一支6000人的革命衛隊作為伊斯蘭共和黨的武裝力量。革命衛隊作為一支任由原教旨主義者使用的可怕力量，其成員主要來自下層階級，它狂熱忠誠于霍梅尼和革命理想，其任務是維持國內秩序，抵消常規武裝部隊的影響。革命衛隊最初以阿亞圖拉哈桑·萊哈提為首，后來被拉夫桑賈尼取代。到1979年9月，在拉夫桑賈尼的領導下，革命衛隊人數發展到11000~12000之間。1979年11月9日，哈梅內伊接任革命衛隊司令。

除了自治委員會、革命法庭和革命衛隊外，原教旨主義者還建立了被剝奪者基金會。該基金會于1979年3月根據霍梅尼教令建立，由此奠定了伊朗伊斯蘭基金會的組織基礎。后來伊朗又成立了多個基金會，如伊瑪目霍梅尼救援基金會、烈士基金會、薩迪克文化宗教基金會等，其中以被剝奪者基金會最大，這是一個跨行業的大型聯合組織，到1986年，其下屬企業已達1600多個，占整個伊朗工業生產總值的10%，資本基金的產權估計達4810億里亞爾，超過國家1986-1987年度預算的15%。

該基金會還擁有300多家商業公司(總共約有2000個各種各樣的經濟實體)，其經濟實力在伊朗排名第2位，僅次于國家的國有經濟組織（形式上是教士集體所有，實際上已融入國有經濟）。該基金會涉及的經濟部門有造船業、旅游業、電子產品（生產和銷售共10家公司）、汽車零部件生產（共14家公司）以及其他經濟領域。

被剝奪者基金會繼承了巴列維基金會的巨大財富，包括數百家公司、工廠、房產、農莊及在西方的大量財產，再加上沒收那些反革命分子的資產與財富，成為僅次于國家的一支強大經濟力量。原教旨主義者將自己的代理人安置到這一龐大財政網絡的管理崗位，并利用基金會的經濟能力動員下層民眾，擴大自己的支持基礎。

總之，在巴列維政權被推翻以后，原教旨主義者已經建立起一個國中之國：伊斯蘭共和黨是其領導政黨，伊斯蘭革命委員會是其國會中樞，革命法庭是其司法分支，自治委員會是其執行網絡，革命衛隊是其軍隊，被剝奪者基金會是其輔助收入來源。

這個類國家組織（指原教旨主義者控制的國中之國)與臨時革命政府并行對峙，它從臨時革命政府得到大量財政支持卻獨立于其權限之外。它是整肅常規官僚機構的主要工具，是摧毀各種反對力量的強大武器，是原教旨主義者逐漸壟斷權力的有力保障，也是一個對伊斯蘭共和黨的支持者尤其是窮人進行教化和動員的有效系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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