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張學良得知兒子要回大陸，再三叮囑：一定到了北京，再回東北

1980年初夏，海峽西岸的金門島風浪很大。杵在岸邊望遠鏡上的老人頭發花白，身旁的趙一荻提醒他小心腳下，他卻擺擺手：“就看一眼，離家這么近。”鏡頭那端，廈門的樓群朦朦朧朧，五星紅旗在風里抖動。張學良忽然笑了，又忽然不語，思鄉的潮水把他整個人都吞沒。

九一八事變后，他離開東北已半個世紀；1946年被押往臺灣后，腳下這片海成為他與大陸之間最沉默的阻隔。金門歸來，他曾用李商隱的“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寫字送友人，羅祖光看后搖頭嘆息：“老帥是動了歸心。”那一年，張學良七十歲。

十年過去，兩岸關系出現松動。李登輝在1988年主政后，宣布解除對張學良的軟禁。自由的空氣剛吹進院子，他就忙不迭地托好友王冀給北京寫信，希望能拿到一封正式邀請函。計劃很細：先到北京，拜訪老朋友，再北上沈陽，回帥府、去撫順瞻仰父陵，還想在東北大學做一場演講。沒想到，邀請函先落到臺北當局手里。李登輝舉著那封信質問：“你是不是又想來一次‘西安事變’？”房間里空氣凝固，張學良低頭再未言語。

第一次回鄉機會就這樣折在政治縫隙。1991年春天，他索性隨妻子赴美“探親”。機場燈光下，記者追問他是否要直飛北京，他只說：“總有機會回去看看。”大陸媒體隨即表態歡迎，臺灣報紙卻連日議論。為免事態擴大，張學良公開聲明暫不啟程：“我不想讓任何人為難。”

接下來的三年，機會與變數纏斗。1992年，他又打點行囊，卻碰上日本天皇訪華的檔期，他咬著牙放棄；1993年，為了配合即將舉行的“汪辜會談”，他再度按下暫停鍵。身旁的趙一荻長期臥病，他自己也開始出現骨刺、肺疾，旅程看似簡單，實際難比登天。

就在這一年春天，一通電話把老人心中擱淺的船又推回海面。遠在美國的獨子張閭琳告訴父親，自己受邀參加北京的技術研討會，順便想到東北看看。電話那頭沉默幾秒，隨即傳來沙啞卻激動的聲音：“到北京后，再回沈陽。一定得替我去爺爺的陵，替我看看老房子！”

張閭琳的身世頗為曲折。抗戰期間，趙一荻為避禍將他托付給蘇格蘭裔好友伊雅格，孩子在美國長大，連中文都說不利索。1959年才能探親赴臺，正眼見父母相擁才知自己來處。對祖國的記憶，對他而言更像一塊模糊拼圖。

1994年4月20日，張閭琳攜妻子先落腳香港，三日后抵達北京。官方以普通外籍專家規格接待，機場迎接的只有外專局工作人員和幾位老朋友。沒有紅地毯，沒有鎂光燈，連行李車都顯得再普通不過。他們住在東長安街邊一處招待所，第二天即被安排前往運載火箭研究院參觀，期間與嚴謹的航天工程師交換技術心得，“中國這些年變化太快。”他在座談會上連用三個“想不到”。

北京逗留七日后，依父親囑咐，張閭琳飛往沈陽。遼寧方面本想用警車開道、大禮接駕，外專局打來電話：低調為宜。最終，一輛深色林肯在清晨的霧氣里駛入桃仙機場，他的行程只在小范圍內通報。第一站是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彈孔斑駁的舊炮筒讓他沉默良久。下午進入帥府，跨進高大的照壁，他伸手撫過青石欄桿，輕聲自語：“母親年輕時就在對面樓住過。”

兩天后，他來到東北大學舊址。站在校門口，他抬頭望見門額“東北大學”四字，字跡飄逸，那是青年時代的張學良一筆一劃寫下。校內師生不多言語，只圍攏致意，有人遞上白綢，請他題字。他執筆半晌，寫下“勿忘國恥，自強不息”。旁人看得心頭發緊，這大漢子卻寂然放筆。

沈陽行程結束，張閭琳按計劃前往撫順東郊陵園。車至陵前，他走下車，風正烈，他把父親交代的挽聯擺好，長跪不起。陪同人員都退在遠處，只見他輕聲用并不標準的東北話念道：“爹，閭琳替父親回來了。”

1995年6月，閻寶航百年誕辰紀念活動在沈陽舉行，張閭琳再度赴會。這一次，他順道補訪了奉天老城的幾處遺跡，還與楊虎城之子楊拯民把酒言歡。酒過三巡，楊拯民低聲說：“要是令尊能來就好了。”張閭琳抿了口酒，沒有回應，只把杯子放得很輕。

兩次回鄉見聞整理成厚厚一摞照片和手稿，他帶回夏威夷。張學良翻看那些相片——帥府的磚墻、撫順墓園的松柏、東北大學的舊樓——指尖微顫，一頁一頁翻，又一頁一頁合上。不久，他提筆寫下一行小字：“鶴有還巢夢，云無出岫心。”隨后讓人轉寄東北舊部，自此再未提歸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