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最信任的荊州舊臣，在鄂州位高權重，卻落得自盡收場

建安二十年（215年）零陵攻守與郝普拒降、受詐降敵始末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孫劉兩家圍繞荊州歸屬的矛盾，在數年隱忍與反復交涉之后，終于徹底激化，演變為一場席卷荊南三郡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此事之起，根源在于此前劉備入蜀取益州，孫權遣使索要荊州諸郡，劉備卻以“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為辭推托拖延。在孫權看來，這分明是借地不還、有意搪塞，絕非真心履約；在劉備集團立場，則視荊州為北伐宛洛、東控吳會的根本重地，絕不肯輕易分割。雙方外交辭令雖仍維持體面，軍事實質上已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孫權久忍不甘，決意不再依賴口舌交涉，轉而以兵威強行收取荊州。據《三國志·吳主傳》《呂蒙傳》及裴松之注引《吳書》記載，是年，孫權正式部署軍事行動：命呂蒙總督前部精銳，統兵兩萬，徑直進入荊南，攻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這一部署，目標明確、行動果決，意在以最快速度造成既成事實，逼迫劉備在軍事壓力下坐下來重新劃界。

呂蒙率軍進入荊南境內后，戰事進展之速，遠超常人預料。長沙郡、桂陽郡兩處守臣，素知東吳兵勢強盛，又無堅強固守之志、無外援可恃，見吳軍旌旗遍野、軍容整肅、號令嚴明，未作激烈抵抗，便相繼開城歸降。《三國志·呂蒙傳》明載：“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短短旬日之間，荊南三郡已去其二，吳軍兵威大振、糧道暢通、士氣高漲，整個荊南形勢驟然傾斜，只剩下零陵一郡，仍在劉備所署太守郝普的堅守之下，屹然不動，成為劉備在荊南最后一塊屹立不倒的陣地。

零陵地勢險固、城垣修整、民戶充實、糧草頗有蓄積，更兼扼湘水航道、連接交州要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郝普自建安十六年隨劉備鎮撫荊州、受任零陵太守以來，在郡經營多年，恩信既行、吏治有序，吏民對其頗有依附之心。當長沙、桂陽相繼降吳的消息傳入零陵城內，郡中吏民不免震動，人心惶惶，市井之間流言四起，或言吳軍旦夕即至，或言劉備大軍遠在益州，無力來救，一時議論紛紜，動搖者甚眾。

在此人心搖動、內外危迫之際，郝普展現出一郡守將應有的鎮定與擔當。他一面召集郡中主要僚屬、軍吏、營帥，當眾申明守土之責、君臣之義，穩定城內軍心民心；一面下令緊閉城門、嚴守四隅、增置守備、修繕器械、清點兵甲、分配糧秣，將城中可用之兵盡數布置于城墻要害之處，晝夜巡警，不敢稍懈。凡有敢妄言降敵、動搖軍心者，一律按軍法從事，以肅號令。一時間，零陵城內雖處重圍之勢，卻號令嚴明、守備嚴密，呈現出決意死守、與城共存亡的姿態。

呂蒙在收取長沙、桂陽之后，隨即率部轉向零陵，將城池四面圍住，日夜打造攻城器具，擺出強攻姿態。零陵城高池深，郝普守備又嚴，若強行仰攻，吳軍必遭重大傷亡，且拖延時日，一旦劉備主力趕到，形勢便會逆轉。呂蒙久經兵事、智計深沉，深知此節，不愿付出慘重代價硬攻，決意以謀略屈人之兵，不戰而得零陵。

恰在此時，郝普舊友、南陽人鄧玄之正在軍中。呂蒙抓住這一人際關節，設下詐謀，決意利用鄧玄之入城游說，動搖郝普堅守之心。《三國志·呂蒙傳》裴注所引《吳錄》對此事記載甚詳，是此戰最關鍵、最富戲劇性的一段情節，亦是后世史家反復稱引的信實史料。

呂蒙特意召見鄧玄之，神色鄭重、言辭懇切，先以舊交之情穩住對方，再以利害之說動其心，隨后拋出一套精心編造、看似合情合理的軍情：“玄之，你可知如今天下大勢？劉備遠在漢中，已被曹軍大將夏侯淵重重圍困，自顧不暇，根本無力東顧；關羽在南郡，亦被我主大軍牽制，進退失據，自身尚且難保，何暇救援零陵？零陵已是一座徹底孤立無援的孤城。若郝太守執意死守，城破之日，兵戈縱橫、玉石俱焚，不僅自身身死名滅，更會連累全城吏民、家中老母妻兒一同遭難。你與子太有舊，入城勸他明辨安危、顧全宗族，方是正道。”

鄧玄之聽畢，信以為真，心中既驚且懼，當即答應入城勸說郝普。

鄧玄之入城之后，徑直求見郝普，將呂蒙所言一一轉述，言辭懇切、聲情并茂，反復陳說孤城不可守、外救不可望、死守只有死路一條。鄧玄之與郝普素來親厚，所言又合情合理、邏輯嚴密，毫無破綻可尋。郝普本就擔憂外援不至、孤城難久，聽得舊友如此一說，心中堅守之志頓時動搖，焦慮、惶惑、無奈交織于心，方寸大亂。

郝普屏退左右，與鄧玄之密議良久。他并非貪生怕死之輩，然一想到城破之后兵禍慘烈、百姓流離、宗族俱盡，便實在不忍。在鄧玄之反復勸說、利害剖析之下，郝普終于不再堅持死守，決意開城歸降，以求保全一城生靈與宗族家室。

次日，郝普按照約定，開城出降。呂蒙大喜，當即接入城中，置酒相見。正當郝普心緒復雜、愧悔交織之際，呂蒙卻手持孫權催促進軍的書信，當眾大笑，將實情和盤托出：“郝君，你受騙矣！劉備早已親率大軍東下，抵達公安；關羽亦已率軍進至益陽，兵勢甚盛，零陵根本不是無援孤城！我此前所言，不過是相欺之計罷了。”

一語既出，四座皆驚。郝普當場如遭雷擊，瞠目結舌，悔恨、羞慚、憤懣、懊惱一齊涌上心頭，據史書記載，其狀“慚恨入地”，幾無地自容。他一生守土為政，素重名節，此番并非戰敗而降，而是受詐誤判、輕信失計，致使白白丟城失地、損辱身份，其內心之痛苦、愧恨，遠甚于陣前失利。

此后不久，孫劉雙方再度議和，以湘水為界分割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吳，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蜀，史稱“湘水劃界”。和議既定，孫權將郝普遣還劉備。劉備雖知其受詐而降，非有心背主，亦惜其才干可用，故而未加嚴懲貶黜，仍使復歸職位，繼續參與荊州軍政事務。

只是郝普自己心中，那一場零陵受詐、慚恨降敵的經歷，已成為終身難以抹去的印記。他雖仍得劉備任用，卻自此多了一層心理陰影；而其性情中“易輕信、少深慮、重情義而疏于防奸”的弱點，也在這一戰中暴露無遺，為其多年之后在武昌（今鄂州）卷入隱蕃間諜大案、最終畏罪自殺的人生悲劇，早早埋下了最深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