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擊戰，項英有何作為？陳毅直言：紅軍的命運全寄托于他

1934年中央紅軍主力踏上長征路，留下三萬人在南方拖住幾十萬國民黨追兵，這個九死一生的活，落到了項英頭上。那時候沒人看好這幫留守的隊伍，說白了就是給主力打掩護的擋箭牌，大概率要全軍覆沒。誰能想到三年之后，這幫人不但活了下來，還攢出了一支抗日勁旅，就連中央政治局都專門發文件表揚。陳毅后來直說，那時候南方紅軍的命，全攥在項英手里。

主力出發前，給項英的任務是守住中央蘇區，等主力打回來反攻。說白了主力自己都不知道長征最終能走到哪，留守隊伍得先把敵人釘在蘇區，給主力爭取轉移時間。項英手上攏共三萬人，對面是二十萬裝備精良的敵軍，只有腿傷未愈的陳毅幫忙，一開始陳毅連正式職務都沒安排。

主力從瑞金十個渡口南渡貢水，全程調度都是項英一手安排的。他調兵牽制追兵，收容掉隊傷員，轉運彈藥糧草，沿路設了好多個醫務所、收容站，就是死死捂住主力轉移的消息，不讓敵人察覺。那陣子他還唱了一出空城計，把幾十萬敵軍唬得摸不著頭腦，不敢貿然往前沖。

很多人后來批評項英，說主力一走就該立刻分兵打游擊，為啥非要硬打陣地戰。這話其實站不住腳，不全對。一方面，中央給的命令明明白白就是保衛蘇區，沒中央批準，項英不敢隨便改動任務。另一方面，留守部隊本來的使命就是佯裝主力拖住敵人，你一散開，敵人立馬就知道主力走了，追兵直接咬上去，主力根本撤不出來。

可陣地戰的代價確實太大，牛嶺一仗打輸之后，蘇區的縣城和交通要道接連丟失，三萬人打沒了一大半。陳毅那時候急得不行，天天跟項英說要換思路，項英一開始聽不進去，還說陳毅悲觀失望，直到連著給中央發了四封急電都沒收到回信。那時候中央自己長征都焦頭爛額，哪顧得上后方的留守隊伍。

等到遵義會議結束，新中央終于回了電報，明確要求立刻轉入游擊戰。項英二話不說就安排九路突圍，可惜大部分隊伍都沒能沖出去，原先的三萬人，最后輾轉到贛粵邊油山的時候，就剩下幾百人。

到了大余縣長嶺村，項英開了一次改變命運的會，這也是他徹底轉變思路的轉折點。他說部隊必須化整為零，機關要縮編，打法也要徹底換，只做劃算的買賣，不打賠本的仗，打不過就往老林子里鉆，抽空放冷槍拖垮敵人，留下種子就是勝利。

打游擊戰最可怕的不是敵人大規模搜山，大軍來了躲起來就行，最嚇人的是身邊人叛變。1935年原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被俘后投敵，他知道項英陳毅就在贛粵邊，干脆帶著衛隊化妝成游擊隊，還拉了叛變的交通站長何長林帶路，摸到了陳毅的駐地附近。

幸好哨兵提前識破，大喊著開槍報信，項英和陳毅立刻登山轉移，敵人后來帶一個營搜了兩天，連個人影都沒找到。就這一聲喊，保住了南方紅軍的命脈。

那之后時不時就有人動搖，有的不辭而別，有的直接投敵。項英陳毅也沒硬攔著不讓走，反而開門見山跟大家說，游擊戰爭太苦，打死餓死病死隨時都可能，想走的自愿回家，還給發路費，只要不叛變就行。

說完這話，本來動搖的人都留下來了，不少人紅著眼說，領導都能堅持，我們憑啥走。最后剩下的三四百人，全是最堅定的骨干，質量比原來高太多。

那時候游擊隊窮得叮當響，只有從瑞金帶出來的一批黨的經費，金條鈔票都綁在項英陳毅的腰上，時間長了有人背后議論，說領導腰上鼓鼓囊囊，是不是想帶著錢自己跑。

項英陳毅干脆把所有錢都擺到桌子上，召集全隊開會說，這些錢全是黨的，不是哪個人的，現在分給最可靠的同志分開背，萬一我們犧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錢必須留給黨用。從那之后，隊伍里再也沒人說閑話了。

就這么在深山老林熬了三年，直到1937年夏天，陳毅才從香港傳入的雜志上看到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消息，這是和中央失聯之后，第一次間接摸到中央的方針，當時陳毅激動得直接拍了大腿。

七七事變之后局勢大變，陳毅先和國民黨地方縣長接觸談判，順利接上了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的線，項英隨后趕到南昌，和國民黨商談停戰改編的事。最難的不是和國民黨談判，是說服散布在南方八省十幾個游擊區的隊伍下山，這幫人長期和外界隔絕，對國共合作根本不信，陳毅去傳達指示都差點被當成叛徒處決。

這事也就項英能辦成，憑著他在全黨的歷史地位和威信，一支一支聯絡，一遍一遍說服，最后把零散的十幾支游擊隊全整合了起來。陳毅后來直說，能把南方八省游擊隊捏成一塊，順利完成改編，項英是第一功臣。

那三年項英整兩年沒脫過衣服睡覺，身上的衣服被樹枝掛得破破爛爛全是補丁，天天和戰士一起挖筍摸魚，一起挨餓一起淋大雨，那時候他才三十六歲，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愣是在山溝里熬了過來。

項英后來去延安匯報工作，主動檢討了自己早期決策的錯誤，這份坦蕩，在當時真的不多見。南方八省的游擊隊最終整編為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那三年苦熬出來的家底，成了后來抗日的重要力量。

參考資料：江西人民出版社《回憶中央蘇區》，人民出版社《贛南三年游擊戰爭》，江西黨史資料《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