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穎：讓儒學回歸“具體的人”與“真實的生活”| 京華學記

李春穎，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國際儒學院副院長，北京市社會科學青年學術帶頭人，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拔尖人才”。研究領域為宋明理學、先秦儒學。

“要做‘現代漢語的哲學’。”

這是李春穎踏入中國哲學領域時，師長給予她的叮囑。這句話并非指向語言載體，而是強調一種思想的在場性：拒絕將經典視為僵化的教條或提供標準答案的工具書，而是要讓古老的智慧在當下的生命體驗中重新“活”過來。真正的儒學從不懸浮于抽象的理論中，它必須扎根于當下，關乎具體的人、真實的情感和鮮活的生活實踐。

在李春穎看來，在AI技術引發如此大規模討論的今天，從當下出發重新闡釋儒學經典尤為重要。虛擬世界越發達，那種基于真實人際互動、基于個體生命痛與憂的“厚實感”就顯得愈發珍貴。儒學的當代意義，恰恰在于它能引導我們走出算法塑造的繭房，在與他人、與世界的真實碰撞中，完成自我精神的重構與成長。同時，變化的時代語境也不斷啟發今天的讀者，要帶著各自的生活經驗與文本發生深度鏈接，讓閱讀成為一場生命的對話。唯有這樣，經典才能真正擁有鮮活的生命力。

今年3月，我們在中國政法大學見到了李春穎，和她從儒學復興聊起，談到該如何從當下出發重新解讀先秦儒學，也談書本之外那些更加鮮活的生命體驗。某種程度上，正是后者才真正塑造了我們的一生。以下是我們與李春穎的對話。

教育不是獲得答案，而是獲得答案的過程

新京報：近年來，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正在經歷一輪新的復興熱潮。有觀點認為中國人的信仰體現出高度的“實用主義”傾向——“得意時儒家，失意時道家，絕望時佛家”。你的研究領域橫跨儒學和佛教，你對這一觀點有怎樣的看法？

李春穎：這是一個特別好的問題。但我更愿意將這種所謂的“實用主義”，解讀為中國文化獨有的包容性與生命韌性。我研究的唐宋時期，正是儒、釋、道三家從碰撞走向深度融合的時代。所謂的“得意儒家、失意道家、絕望佛家”，表面上看似乎是隨境遇而變的“功利”選擇，實則恰恰對應了人生不同階段、不同心境下的內在需求。人的精神世界本來就是豐富的，儒家賦予我們入世的擔當，道家給予我們靜觀的智慧，佛家則為我們打開超越的維度。

常有批評聲音認為這種融合過于實用，不夠“純粹”。如果“純粹”就意味著排他的話，我覺得中國文化自古以來的包容性更接近圓滿。一個人的心靈成長，本就需要多維度的滋養。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感覺，十幾歲時讀《四書》覺得枯燥；當青年時再看，才恍然覺得古人早已洞悉了我當下的困惑；后來讀道家經典，也感嘆原來還有這樣一種跳脫出來反觀世界的方式。

這并非簡單的“實用主義”拼湊，而是中國文化為個體生命提供的一套完整的生存方案。它允許我們在不同的人生境遇，調用不同的智慧資源，共同豐滿我們的精神世界。這種“圓融”，恰恰是中國文化最深邃、最溫柔的力量所在。

電影《孔子》（2010）劇照。

新京報：這些思想其實每個追根溯源都有其原典，據你觀察，今天的互聯網中關于儒釋道的理解和討論中是否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誤讀？

李春穎：可能有觀點認為我們在讀傳統經典時要尋找一個“正確答案”，我恰恰認為不是這樣。

以《論語》為例，從漢代到近代，各種注釋版本不下幾百種，甚至經典版本之間也存在很多差異。這個時候我們要為經典尋找一種標準答案嗎？其實不是，每個時代的人在閱讀經典時，恰恰是為自身獲得精神的成長和內心的堅定。人生中的困惑從古至今一直存在，如何理解和接納自我，如何對待親情、友情、愛情和一系列社會關系，這些人生的根本問題是每個時代每個人都會遇到并需要自己去應對和解答。

經典之所以是經典，能夠流傳至今，就因為它真誠地面對人生根本問題并給出答案。這樣來看，閱讀是“反過來”的，不是我們給經典以正確的解答，而是我去經典中尋求對自身困惑的解答。經典生命力正在于此，它經由我們每個人鮮活起來。

從讀書到工作，我都在和古籍打交道，在和學生接觸時，我一直強調要把自己和經典做一個鏈接，帶著當下的困惑去書中尋找答案。比如整部《論語》就是一次次問答，我們把自己放在師生問答的情境中，設想自己提出疑問、嘗試解答，這時候《論語》中的對話就鮮活起來了。我們常說經典應該是“活”的經典，其實經典本身是靜態的，只有當讀者的生命經驗與文本發生碰撞，在閱讀中完成了自我精神的成長與重構，它才真正擁有了鮮活的生命力。

李春穎談對儒家經典的閱讀。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新京報：儒釋道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是怎樣的關系？

李春穎：其實歷史上不僅有儒釋道三家，還有法家、墨家、陰陽家等多學派思想，在漫長歲月中相互激蕩、彼此滋養。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五千年，正因為它從來都不是封閉僵化的，而是在歷史長河中不斷吸納、融合、創新，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

當前，“第二個結合”正是立足這一文明特質。馬克思主義作為“魂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本就存在高度契合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一個雙向賦能、相互成就的過程：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這一過程既堅守文化的“根”與“魂”，又面向未來發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力量。

新京報：你也在一線面向本科生上課。最近幾年，你有沒有觀察到更年輕的學生會以怎樣的方式來討論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這些傳統文化？

李春穎：我確實感受到了很大不同。當年我們學習儒家經典時，大學里有很多學生自發組織的讀書會，大家一起讀書，討論也很熱烈。現在隨著基礎教育越來越扎實，年輕的學生們來到大學課堂時，每個人的知識背景和古文功底都非常強，但他們的困惑點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他們成長在電子產品急速發展的時代，智能手機成為生活中最為重要的交互手段，很多作業都是通過手機布置的，學生們經常是打開手機查收作業并查找作業的答案（笑）。這樣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對真實生活的體驗變少了。

我在和學生交流中也發現，很多人不是拒絕交流，而是不習慣交流。這個時候我們再去討論古人的思想時，興趣點和問題意識就發生了轉變。無論儒釋道哪一家，都有密切的師生交流。很多學生會感慨，原來學習并不只是知識點的獲取，而應是人的全面成長，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教育常常不是獲得答案，而是獲得答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它既包括我們以怎樣的方式思考、實踐和解決問題，也包括我們是否結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否有師生之間的引導和啟發，當然還包括對自我的認識和接納，這是一個人的成長。

從當下出發，重新解讀先秦儒學

新京報：當我們談及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區別時，其中很大一個部分是中國哲學推崇“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思維模式。你曾對此做過專門的研究闡釋，可否談談這種模式具體如何影響了后來中國人的思維習慣？

以現代曲阜和儒家傳統為背景的電影《闕里人家》（1992）劇照。

李春穎：這是個經典話題，也是我這兩年一直在關注問題。其實，“天人合一”早在明清時期就是思想界的“高頻詞”了。回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界曾展開了一場深刻的文化反思：中國哲學的獨特性究竟是什么？金岳霖、錢穆、張岱年這些學界前輩，都將天人合一作為中國文化的根基之一。但有趣的是，雖然人人都熟知這一概念，可真要問它具體指什么，很多時候可能還是一臉茫然。所以，我就想繼續研究，看看它是如何作為我們思維的“底層代碼”。

我們當下所熟悉的主流認知框架，很大程度上源自西方近代以來的“主客二分”思維。在這種模式下，人被視為獨立的“主體”，而自然界和社會則被視為被觀察、被改造的“客體”。撕裂感正是“主客二分”思維在個體生命體驗中的投射。我們習慣以這樣的視角審視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甚至是人與自我的關系。

難道這就是唯一認識世界的方式嗎？顯然不是。這種思維模式雖然在歷史上極大地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但也顯露出了非常嚴峻的問題。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當下流行的心理話語——“與自我和解”，可是我們就是我們自己，為什么要和解呢？這背后已經說明我們潛移默化中已經把自己“分裂”成兩個了——理想的自我和當下的自我不斷交戰。

相比之下，中國傳統思想從來不倡導這種割裂，我們的底層邏輯是“萬物一體”。這意味著，人與天地萬物共生共存，遵循共同的規律，彼此之間相互關聯、相互滋養。

這種體驗其實深植于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會因為春天的一朵花開而心情愉悅，也會在一個壓抑的環境中倍感緊張。人從來都不是孤島，而是時刻處在與周圍環境、人、物的交互關系中。甚至我們的審美都是“天人合一”的，比如西方流行的故事模型，要么是拯救世界的“超級英雄”，要么是灰姑娘式的逆襲，核心都是個體對抗環境或命運。我們受歡迎的網絡文學大都不是這個套路，比如男頻最火的修仙小說，修仙要達到終極目標是一種天人境界，融入大道；女頻講感情，大都融在一個家族興衰、王朝更替的宏大背景中。

在我們的思維中，始終把人當成宇宙整體的一部分，這個“大我”在與世界的交互中，既成就了個人，也成就了他者。所以，“天人合一”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它是我們中國人處理自我、他人以及世界關系的“原生系統”。在這個系統里，沒有絕對的孤獨，也沒有無法跨越的鴻溝，因為我們本就“一體”。

新京報：你的研究還特別關注到先秦儒學中“情感”這個維度。在大多數讀者的印象中，儒家自古對“情”都有一種向內的“壓抑”，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整個中華文化語境中是羞于述情的。你的多項研究都是從情感角度重新解讀先秦儒學，當初是如何對這個議題產生興趣的？以及這個過程中有哪些有意思的發現嗎？

李春穎：我們常說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是非常追求適度和克制的，有適度的情感表達，有恰好合理的行為選擇。我研究的宋明理學，尤其講究克制，以性為本體以情為發用，這其實固定了我們對儒家思想的解讀方式。我們對儒家文化的解讀是不是只有這一個方面？

這就需要提到儒家發展歷史上的兩次高峰。一是先秦，另一個是宋明。宋明確實把儒家思想推向了一種極致的高度，無論是概念的清晰度、哲學體系的嚴密度還是思想的深刻性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我們今天理解儒家思想，大都是宋明的儒家，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經過宋明解讀的儒家。

明代鄧棨《孔子圣跡圖》題跋。

但當我們回到孔孟，會發現先秦的儒家思想和宋明時期并不完全一樣。比如孟子談性善，是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作為開端，惻隱、羞惡顯然是情感。先秦諸子開出的是一個非常豐富的儒家，宋代是在“天理本性”這個路徑上將其推到高峰。

那么回到先秦，有沒有更適合當下人需求的解讀方式。我老師楊立華教授常說，我們要做現代漢語的哲學，這不是語言表達方式的問題，而是要做當下人想看、能看且能理解的哲學。我當時嘗試從情感角度進入，這個探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但探索本身應該是有意義的。沒想到這一嘗試很快獲得了學界認可，發表的同主題論文入選當年的“儒學熱點問題”。非常感謝北京社科聯當年對這樣一個不成熟的想法給予立項，給年輕學者莫大的支持和鼓勵。

“二程對生理欲求與仁義禮智進行性命劃分，所依據的原則是能否‘由己’......簡而言之，二程在性命劃分上，屬于外在限定的是命，包括生理欲求的實現、天生稟賦的差異；取決于主體能動性的是性，即德性修養擴充。這一劃分原則與孟子天爵、人爵相似。” ——李春穎：《所稟即所值:朱子解<孟子>性命之辨章》，《哲學研究》2022年第10期。北京市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情感儒學與孟子性善論”。

紀錄片《文廟與書院》（2025）第4集《為生民立命》對程顥和程頤的講述。

新京報：除了儒家思想，你對佛教和佛學研究也有觸及，尤其關注唐宋時期的儒佛之辯。為什么格外聚焦唐宋這個時期？當時的儒佛之辯主要圍繞哪些內容？它對如今儒佛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又有怎樣的影響？

李春穎：我關注唐宋儒佛關系其實有兩個原因，一是博士期間我研究了一位南宋哲學家張九成，他是一個儒佛交涉的人物，既是我的研究對象，也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位儒者。

張九成一生坎坷，絕大多數時間遭貶謫，與多位禪師交游，卻從未改變過對儒學的信仰。我一度非常好奇，當一個人的信念不斷遭受外界打擊，心中珍視的一切不受外界認可，這時到底是怎樣強大的心靈才能始終堅持內心的選擇？我后來整理出版了他的全集。

《張九成哲學研究》

作者：李春穎

版本：中華書局 2024年1月

（本書獲第十八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另外一點是，我們現在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唐宋儒佛關系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歷史鏡鑒：中國傳統文化首次大規模應對外來思想的挑戰，在回應挑戰的同時學習、吸收、融會佛教思想，成就了中國儒學史上的一個思想高峰。這既是歷史上一次成功的經驗，也具有思想史的典范性，持續對此后中國哲學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中國佛教在會通儒佛時實際上是以佛教為本，以儒學為用，這必然會刺激儒家學者加強自身理論建設。因此宋代理學體系逐步完善后，以朱子為代表的理學家著重從本體層面回應、分判和攻擊佛教，即以天理之‘實’駁斥佛理之‘空’。” ——李春穎：《宋代儒佛之辯的邏輯演進》，《哲學研究》2024年第2期。北京市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情感儒學與孟子性善論”。

做“青春的儒學”

新京報：接下來聊聊你個人的研究經歷。你從本科到博士其實一直是哲學背景，那么從什么時候對儒家思想開始感興趣的？當時吸引你的主要是哪些問題？

李春穎：我中學時理科見長，哲學專業中與數學關系最密切的是邏輯學和分析哲學，我進入北大哲學系后最先感興趣的就是分析哲學。大二開始，我陸續聽一些中國哲學方向的課程，印象最深的是陳來老師講宋明理學、張學智老師講王陽明《傳習錄》、楊立華老師講四書精讀。這些一下觸動了我。

其實當年很長時間里，我心里有隱隱的困惑，我一直跟隨主流的腳步往前走，究竟要去哪里？生活難道是一個有終點的賽道，我們每個人都在參加計時賽嗎？

后來讀到郭象《莊子》注，他說每個人每個事物都有自己的“性分”——本性和能力所能達到的最大界限。我們不是要在某條路上勝過同輩人做到最好，而是要認識到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并勇敢且堅定地走下去。那時我意識到，中國哲學是我興趣所在，能夠把愛好作為工作對我來說是最合適的路徑。

湘西草堂，李春穎參與2025年文化紀實類探訪節目《中華書院》錄制。從左至右依次：李春穎、李響、楊立華、西川。

新京報：隨著求學和研究工作的深入，你的研究興趣發生過哪些大的轉向嗎？如今回看過往的學術經歷，你覺得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些對你而言非常重要的節點？這些節點上發生了什么？

李春穎：學術方法上的轉變倒是不多，我很幸運，自入門以來，遇到非常好的老師們，給予我學術上的引領受益至今。我的研究方向從宋明理學橫向拓展到儒佛關系，縱向延伸到孟子人性論，都是很自然的過渡。但回頭看來，有一些看似學術之外的經歷，對我也有比較大的影響。

我們現在常說文科做學問是孤獨的，其實不是，我從一進入中國哲學，就參與了北大的學生社團“儒行社”，我是最早的成員之一。湯一介先生和楊立華教授是社團指導老師，當時提出要做“青春的儒學”。大家行動起來，平時組織讀書會，假期一起去云南、河南等地支教。這個過程中我發現，當大家一起去做一件事時，具體地實踐，真實地參與生活，和只沉浸在書本中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腦科學研究也表明，真正塑造我們大腦神經網絡的，往往不是死記硬背的知識，而是那些鮮活的、真實的生命體驗。

在這個過程中，我結交了一群非常好的朋友，我們稱之為“友愛的共同體”。這使我的學術道路從不孤單，清華大學哲學系趙金剛、北京大學哲學系孟慶楠、王鑫、張梧，還有很多至交好友都是這期間結識的。無論是遇到困惑，還是想開始一個不確定的研究主題，立刻會有人回應，有人懂你，給你提出建議。這樣一份師友情誼讓我在學術道路上能越走越遠。

現在AI技術的發展和網絡生活的便利，都在“鼓勵”大家過孤立的生活，在一部智能終端上可以完成大部分生活、工作甚至情感需求，但真正厚實的情感，真實的生活體驗，是虛擬世界無法替代的。

——同題問答——

新京報：如果能超越時間的限制，你最想和哪位前人或古人（不限于學術界）一起共事，完成一項研究項目？

李春穎：我會想和王船山共事。去年暑假我去了位于衡陽深山中的湘西草堂，那里與我所見過的其他書院截然不同，隱匿于交通閉塞的山林深處，周遭是一片絕對的寂靜與孤獨。想象當年，船山先生就是在這種近乎與世隔絕的環境中，度過了他晚年著書立說的十七年，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孤勇，令人欽佩。

最讓我震撼的是他屋內那副自題對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在文明斷裂的邊緣，他覺得不是自己在寫書，而是千年的經典在責令他必須開辟新的思想境界；下聯“七尺從天乞活埋”，則是一種在絕境中守護文明火種的極致堅守。如果穿越時空，能與這樣一位在至暗時刻仍心懷光明、以命托道的儒者共事，哪怕只是片刻的相談，已是莫大的幸事。

新京報：你如何理解城市與學術的關系？北京這座城市和你的學術研究，有著怎樣的關系？

李春穎：城市不僅是學術發生的物理空間，更是滋養思想的土壤。對我而言，北京不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部活著的歷史書，一個巨大的、流動的學術共同體。

我小時候在北京生活，看到了北京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巨變。它最迷人之處在于歷史與現代的共生。在這里，高樓與胡同、車流與古跡并存，這種時空交錯的質感讓我時刻意識到：學者并非孤立的個體，而是歷史長河中的接力者。

就我的學術經歷來看，北京擁有得天獨厚的學術資源，這里匯聚了全國最豐富的古籍善本和頂尖的學術機構。比資源更寶貴的，是北京濃厚且包容的人文底蘊，高校林立，學術氛圍自由活躍。無論你的研究興趣是什么，在這里總能迅速找到志同道合的同行。大家可以隨時交流思想，讓學術研究成為一場持續的、共同的探索。

——李春穎書單——

《中國哲學簡史》

作者：馮友蘭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

這是中國哲學入門的“第一本書”。馮先生以極簡的筆墨，提綱挈領地梳理了千年思想的演進脈絡，讓讀者能夠快速把握中國哲學的整體架構和思想的內在邏輯。

另外我們說儒學發展史上有先秦和宋明兩次高峰。在宋明這個時期，我會推薦：

《朱子哲學研究》

作者：陳來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0年12月

陳來先生這本書是當代朱子學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對朱子的理氣論、心性論、格物致知論等內容進行綜合考察和全面分析，考據精詳、義理的透徹，確立了宋明理學的研究范式。

《中國哲學概論》

作者：張學智

版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5月

張學智先生的這部作品是構建中國哲學整體認知的“宏闊地圖”，開創性地運用縱橫結合的寫作方法，提煉出中國哲學獨有的核心議題與思維特質。

如果從道家方面，我會推薦大家讀一讀《莊子》。它不僅是一部哲學經典，也被譽為先秦最優美的散文，一定會給充滿壓力的生活帶來非常不一樣的、充滿想象力的精神空間。除了直接讀原典，也推薦大家讀楊立華老師的《莊子哲學研究》。

《莊子哲學研究》

作者：楊立華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

*受訪者為北京市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情感儒學與孟子性善論”承擔人。

記者/申璐

攝影/浦峰

編輯/羅東

校對/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