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李達被開除黨籍，他病重時給毛主席寫信：請救我一命

　　1966年8月24日，武漢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的一間普通病房里，一位老人悄無聲息地走了。

　　床頭掛著一塊紙牌，寫的不是他的名字，而是兩個字——"李鬼"。沒有醫生，沒有護士，脈搏微弱得幾乎感覺不到。

　　這個人，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毛澤東親口稱贊過的"理論界的魯迅"，是中共一大的親歷者——李達。

　　要搞清楚李達是怎么死的，得先知道他是誰。

　　1890年，李達出生在湖南零陵一個佃農家庭。窮人家的孩子，靠著旁人資助讀完了學，后來又留學日本。在日本，他啃馬克思的書，翻譯了《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等著作，把這些東西一本一本寄回國內——那個年代，這件事本身就需要相當大的勇氣。

　　回國以后，他做的事情更大。1920年，他和陳獨秀等人一起，在上海組建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發起組。

　　第二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李達是組織者之一，在會上當選中央局宣傳主任。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起點，也是李達人生最輝煌的節點。

　　但隨后，他和陳獨秀在國共合作問題上鬧翻，1923年，李達自動脫黨，從此在黨外漂了二十多年。這段歷史，后來成了壓垮他的那根稻草之一。

　　1949年，局勢明朗了。毛澤東親自給他寫信，邀他加入新政權。信里說的話很有意思，大意是：咱們的"公司"現在生意興隆，歡迎老股東回來入股。李達重新入黨，由劉少奇介紹，黨中央和毛澤東親自批準。

　　新中國成立后，李達先后擔任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校長，同時兼任中國哲學會會長、中科院學部委員、全國人大常委。

　　寫下《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主編《唯物辯證法大綱》，毛澤東稱贊這些書"對于用通俗的言語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

　　一個前黨員，靠著四十年的學問和忠誠，重新站到了黨的核心圈子邊緣。看起來，他的晚年應該是平靜的。

　　但李達不是那種會把嘴巴閉上的人。

　　大躍進年間，武漢大學搞"教育革命"，學生下地勞動，討論"花生地里出哲學"。李達忍不了，一再催學生回來上課，說：都去勞動，大學還算什么大學？武大的"教育革命"經驗被推廣到全國各地，毛澤東視察時還表揚了。但李達卻從沉默，變成抵制，最后變成公開反對。

　　1961年，他在會議上直接開炮，歷數武漢大學教育的失敗。一批"左"派隨即被調離武大，但李達在整風運動中的激烈言辭，也把一批人得罪了個徹底。

　　更要命的是1966年初。林彪和陶鑄都在鼓吹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李達看完報紙，直接搖頭：是頂峰？那就不發展了？這違反辯證法。旁邊人提醒他，這是林彪說的，中南局的決定也是這么寫的。李達沒收回半個字：錯誤的東西，不管哪個說的，都不同意。

　　這句話說出去，退路也就斷了。

　　1966年1月22日，李達回到武漢大學。這本不是必須的行程。就在幾個月前，中央組織部已經通知他留在北京，專任全國人大常委，不再當武大校長，房子都找好了，書和衣物也運過去了。

　　但他放不下一件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下卷還沒寫完，那是毛澤東交給他的任務，助手陶德麟還在武大等著他交代編撰方向。他說，去一趟，交代完就回北京。

　　他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走進武大的校門。

　　到了4月，氣氛開始變了。李達想帶全家離漢去京，走不了，申請被壓下來。接著，他發現自己已經被軟禁。

　　1966年4月18日，王任重以湖北省委名義，向武漢大學派出工作組——這是全國第一個"教育革命工作組"，矛頭直指李達。王任重親自給批判李達的材料加按語，上報中央，鄧小平的指示隨即落地：批判李達分三步走，先黨內，再學校，最后登全國性報紙，公開批判。

　　三步走的方案，是一個徹底收網的計劃。

　　武大隨即宣布：打倒李達、朱劭天、何定華"三家村"。來自湖南老家的"貧下中農代表團"趕來批斗，哲學系的部分師生也加入進來。李達站在臺上，被人一遍遍扣上"叛徒"的帽子。

　　所謂"叛徒"，指的是1923年他脫離陳獨秀的黨。李達對秘書劉長森說：我是叛徒，叛的是陳獨秀的黨，不是毛澤東的黨。說完，就再也沒怎么開口。

　　批斗還沒停，另一邊，人民日報已經動起來了。8月4日，頭版發出署名"新華社記者"的長篇報道，講武漢大學數學系如何在與李達、朱劭天等"黑幫"的斗爭中成長——鄧小平"三步走"的最后一步，落地了。

　　李達在武大，再無容身之地。

　　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暢游長江。消息傳遍武漢三鎮，李達聽到了，心里動了一下。毛澤東就在武漢，就在幾公里外的東湖。他們認識幾十年，一起在一大的會場上拍過板，毛澤東寫給他的信存了好幾封。李達想了又想，最終沒動。他沒有去。

　　第二天，7月17日，毛澤東離漢返京。就在當天晚上，湖北省委在東湖召開常委會，全票通過了一個決定：開除混入黨內的地主分子李達的黨籍。

　　這個決定，沒有經過任何基層黨組織討論，沒有聽取李達本人的任何申辯。決定里給他戴的帽子是"地主分子"，不是"三反分子"，也不是"叛徒"——用這個帽子，是因為這個帽子可以開除黨籍，還可以"遣送原籍管制勞動改造"。

　　7月19日，躺在床上的李達，做了一個決定：給毛主席寫信。

　　信很短，只有幾十個字：主席：請救我一命！我寫有坦白書，請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隊取閱為感。此致最高的敬禮！李達七月十九日。

　　他先讓妻子石曼華去送，石曼華告訴他，門口有人監視，出不去。他轉頭找秘書劉長森，把信遞過去，說自己年紀大了，身體太差，隨時可能出事，讓劉長森馬上送到毛澤東下榻的東湖客舍。

　　劉長森走出門，直接把信交給了工作組。

　　工作組的人拆開信，讀完，沉默了很久。這封信是寫給毛主席的，誰也不敢扣押，但誰也不敢直接送出去。他們商量對策，拖了整整十天。

　　直到7月29日，工作組才把這封信換了個信封，通過機要渠道寄往北京，收件人寫著：中共中央毛主席。

　　信到了北京，又經過轉手，變成了一張條子。8月10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看到這張條子：李達（武漢大學）要求主席救他一命。

　　括號里注明"武漢大學"，是因為當時還有另一個李達——劉鄧大軍的參謀長、時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的李達上將，要區分開來。

　　毛澤東看到的，不是那封親筆信，是一張轉述條子。他拿起特制的粗紅鉛筆，在條子上寫下批示：陶鑄閱后，轉任重同志酌處。

　　同一天，陶鑄接到批示，寫下四個字轉出去：即送任重同志。從李達寫信，到毛澤東批示，過去了整整二十二天。這個批示，最終沒有救任何人。

　　批示下來以后，相關部門批準李達住院治療，用的名字是"李三"——"李達三家村"，三家村反黨集團之意。這是他們給他安排的化名，帶著明顯的羞辱。

　　8月22日，已經病入膏肓的李達，才被送進武漢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的普通病房。此前，他的住院申請被拒絕過不止一次。他曾經對工作隊說：印度戰俘有病，也會給他治好再送回去。就算把我當敵人，當俘虜，也應該讓我治病。

　　沒有人理他。

　　進了醫院，床頭掛的牌子，寫的是"李鬼"。外科主任裘法祖后來回憶，他某天路過內科病房，看到一間大病室里只有這一個老年病人，床頭是那塊寫著"李鬼"的紙牌，沒有醫生，沒有護士，他按了一下老人的脈搏——十分微弱。

　　1966年8月24日，李達在這間病房里停止了呼吸。享年七十六歲。

　　死后第二天，武漢大學召開了聲勢浩大的聲討大會，宣讀了中共中央批準的處分決定：開除黨籍，按地主分子送回原籍勞動改造。他的妻子石曼華和女兒當天被逐出住所，從此拉板車、挨批斗，被強制勞動改造六年半。李達死了，但這件事還沒完。

　　196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九大開幕式上提到"一大代表"，說：還有一個叫李達，在早兩年去世了。語氣平淡，如同一句注腳。

　　1973年，石曼華給周恩來寫信。周恩來批示，李達的案子需要重新調查。

　　1974年1月，武漢大學為李達舉行了追悼會。

　　但真正的平反，等到了1980年。那一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中共湖北省委的決定，為李達平反昭雪，恢復黨籍，徹底推翻了一切不實之詞。

　　1996年9月12日，也就是李達去世整整三十年后，他的骨灰從武漢九峰山遷到了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和他曾經并肩建立的那個黨，算是和解了。

　　有一個細節值得回頭看。

　　李達在病重時，曾反復對妻子石曼華說：如果病好了，就一起去北京，當面找毛主席，把這些事說清楚。

　　他臨終前交代助手陶德麟的，不是喊冤，不是訴苦，是一件事：一定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下卷寫完，這是毛主席交給我的任務。

　　一個被開除黨籍、被關押審查、病床上連名字都不讓用的老人，念念不忘的，是一本書，是一個他信奉了一生的主義，和一個他再也見不到的故人。

　　這大概是這段歷史里，最讓人沉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