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想管管不動、想脫脫不開：印度為何拿中企沒辦法？

本文共438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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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南德·P·克里希南（Anand P. Krishnan）

編譯|林熙泇

審核 |胡可怡

本期編輯|龍風穆

本期審核 |江怡 陳玨可

編者按

加勒萬河谷沖突后，印度雖高調收緊對中資企業的限制，實則既無法推動中企運營“印度化”“本土化”，也難以迅速擺脫對華經濟依賴，陷入“想管管不動、想脫脫不開”的尷尬境地。作者認為，這種無力感是兩組因素疊加的結果：一方面，中企總部高度集權，海外子公司人事安排帶有明顯民族中心主義色彩，不愿將關鍵管理權交由當地人。印度要求中企任命印籍董事或高管，恰恰觸及了中企全球經營模式中最核心、最不愿松動的部分。另一方面，印度的多數“指令”更接近政策倡議，缺乏強制約束力，同時其經濟結構本身也制約了對中資采取更強硬、一致的政策。具體而言，印度在關鍵零部件、資本和專業技術上對華高度依賴；本土企業難以承受迅速脫鉤帶來的短期陣痛；生產激勵計劃設計粗糙；中央過度集權抑制地方經濟活力；私營部門又不愿在研發上承擔相應責任。在產業替代能力尚未形成之前，印度對中資企業的強硬管控更多停留在政治信號層面，難以轉化為可持續的制度性約束。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以供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環球網

加勒萬河谷沖突后，印度政府迅速采取行動限制中國投資，嚴格審查中資企業在印經營活動，并積極推進相關行業本土化。其意圖指向明確——以監管層面的強硬姿態對外傳遞政治信號。但政策執行過程中卻暴露出了十分殘酷的現實——印經濟對外高度依賴，疊加其自身結構性短板，極大制約了印度政府監管、管控中資企業的實際能力。在印度國內產業深度嵌入由中資主導的供應鏈、專業技術體系的情況下，印度如何能真正有效維護本國經濟主權？

2020年夏，中印在加勒萬河谷爆發造成人員傷亡的邊境沖突，在印中資企業隨之陷入經營困境。隨著中印雙邊關系趨冷、互信赤字蔓延至經濟領域，印度政府于2020至2023年間頒布指令，要求中資企業吸納印籍人士進入董事會。但中資企業對此普遍態度消極。印度行政體系效率低下，加之經濟上對華資源依賴，極大制約了印度政府推行其意志的實際效果。

東亞跨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用人與招聘策略，普遍受儒家文化中等級秩序、忠誠倫理及集體主義等價值觀影響，因此，民族中心主義仍是其人力資源配置政策的主導模式。近年來，日韓企業逐步轉向多中心主義（polycentrism）的用人策略，而中企仍延續民族中心主義做法（ethnocentrism）。這一現象固然與中企全球化擴張起步較晚、對國際人力資源實踐的吸收相對滯后有關，但其根本原因在于黨與企業的緊密聯系，企業戰略目標與國家大政方針高度協同。為實現戰略可控性、規范知識轉移，確保海外經營與國內領導層目標保持一致，中企海外崗位的選派、晉升與任用，往往將政治可靠性、對總部及黨政體制的忠誠度作為核心考量。

一、限制、審查與本土化

印度政府對中企的限制措施早在加勒萬沖突之前、全球進入新冠疫情防控階段時便已啟動。2020年，印度政府修訂了外國直接投資（FDI）政策，規定與印度接壤國家的實體及個人在印投資均須獲得政府審批，事實上終止了非戰略領域的自動準入通道。這項被稱為“3號通告”（Press Note 3）的政策調整，出臺背景是中國人民銀行增持印度HDFC銀行股份，印方宣稱此舉旨在“遏制中國投資者對印企的投機性收購與兼并”。 進入后加勒萬沖突時代，一度高漲的抵制中國產品輿論雖迅速消退，但取而代之的是針對中資的監管審查持續收緊——印度政府以涉嫌逃稅、洗錢、非法匯兌境外資金等為由，對中資企業，尤其是電子行業中企，采取了一系列懲罰性措施。

2020年6月19日，莫迪總理通過視頻會議主持了一場全黨派會議來討論加勒萬沖突事件。圖源：網絡

印度政府推行的另一項舉措，與其實行自力更生、將印度打造為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的制造業強國的目標相契合，核心在于推動中企運營“印度化”。具體措施包括：引入印度股權合作伙伴、吸納印度合同制造商、擴大從印度的出口規模、只聘用印度本地分銷商，甚至一度醞釀由印度高管擔任企業最高層級的關鍵管理崗位。然而，隨著2024年10月中印就實際控制線巡邏問題達成協議并在多個層面恢復接觸后，這些本土化舉措的推進力度有所弱化，尤其是在任命印度籍高管方面。

實際上，印政府正考慮放寬在印中資企業非技術類管理崗位的中方人員簽證標準。長期以來，盡管印度致力于降低對華經濟依賴，扶持本土供應商、出臺激勵政策擴大電子元器件的國內制造規模。然而，印度政府既無力約束中資企業，也無法促使其遵守相關指令，這為印度實現降低對華依賴的長期前景蒙上了陰影。中國的出口管制及供應鏈“武器化”，意在抑制印度的制造業雄心、拖慢其自力更生步伐。因此，印度此番政策轉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面對中方行動時的無力感。

二、為何印度人無緣進入企業董事會？

為何印度人無緣進入企業董事會？值得注意的是，印政府的各項“指令”（directives）更近似政策性倡議，而非具備強制性、約束力的規制措施。政策本身缺乏剛性，使得在印中資子公司得以回避有效執行。中資企業在印經營中排斥印籍人士進入高層管理與董事會，這一做法本質上是其全球經營的共性特征，根植于公司治理理念，由組織體系、制度環境、文化傳統與戰略導向共同塑造，核心邏輯在于對海外子公司實施集中化管控（centralised control）。

近十年來，中國跨國企業總部已逐步構建起一整套針對海外子公司，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子公司的管控與合規工具體系。這些舉措包括：在全球各區域、各層級及各職能部門統一推行關鍵績效指標，并將考核結果與獎懲直接掛鉤。其他做法還包括：以效率與集權為核心實現全球運營標準化，對海外子公司進行權限劃分，避免其形成獨立權力中心——例如在架構上使其相互依賴，而最終決策權與戰略制定權均掌握在中方母公司手中。中國跨國企業還圍繞公司核心理念開展常態化培訓與示范引導，定期輪換高層管理人員，并要求其定期回國述職；多數外派高管在三年左右便會調回國內。

中國跨國企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敘事與管控機制：基于“集中管控對整體有利”這一方針，借助物質獎勵加以引導，并以職業操守與共同價值實施道德感召，進而在全球范圍內推行標準化管理，以獲取海外子公司的認同與服從。企業總部實施的強集中與全域統一化管理，是企業與國家治理體系深度聯結的必然結果，這一模式顯著壓縮了海外子公司的自主經營空間，也限制了包括本地高管在內的管理團隊授權。人事配置與選聘中的民族中心主義并非單純的人力資源策略，而是核心管理手段。盡管等級秩序、忠誠與集體主義等價值取向并非中企所獨有，但在特定政治制度的影響下，這些要素表現得更為突出。

身居海外高管職位的中方外派人員，本質上承擔著戰略執行及體系整合職能，而非單純的技術專家，其核心職責在于持續推動海外子公司的經營活動同企業目標、國家戰略保持高度協同。伴隨中國跨國企業在海外不斷深耕，管理層招聘雖已出現本土化趨勢，但仍主要集中在中低層崗位。本土化雖被視為中企全球化經營和業務布局拓展的重要標志，其實施范圍卻相對有限，通常僅局限于銷售、市場推廣與營銷宣傳等業務環節。因此，即便中資企業宣稱響應“印度制造”倡議，實際上仍對其在印子公司推進“印度化”的要求置之不理。

三、印度官僚體系低效

為回應印方的關切，中資企業做出了一些有限的策略性調整，比如任命印度經銷商、和印度代工廠開展生產合作，以此營造合規履約的表面印象。但在管理層面，中企并沒有進行實質性的改革。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調整雖說能起到一定的包裝效果，卻也反映出一個現實——印度在資本、關鍵零部件以及專業技術領域，很難真正擺脫對華依賴。與此同時，這也讓外界開始質疑，印度的行政機構和政治階層，是否有能力理解并規范中企進入印度市場。

印度工商界及整個經濟產業生態，雖認可在“自力更生”政策上需與印度政府保持步調一致，卻也呼吁放寬中方專業人員的簽證條件。如今相關呼聲進一步升級，各界紛紛要求重新審議“3號通告”對中資投資設置的嚴苛限制。顯然，印度需要采取更具針對性、更為全面的政策來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將管控范圍限定在戰略及國家安全相關領域，通過明確審批時限提升決策透明度，并由議會對相關主管官員實施監督。

印度外長蘇杰生（S. Jaishankar）早在 2023 年 2 月便曾明確指出：作為經濟體量相對較小的國家，印度無力與中國正面對抗。這一論述也側面印證了無論印度政府還是工商界，在應對對華經濟依賴上均感束手無策，難以施展拳腳。實際上，印度立志成為“全球供應鏈樞紐”的制造業雄心，其理念內核實則源于對中國經濟與工業化發展路徑的借鑒。正是察覺到印度在模仿中國的發展經驗，并對這一地緣政治對手的經濟崛起心存警惕，中國方面才試圖在印度制造業的關鍵環節設置障礙。

與此同時，反觀印度國內，其自身也存在諸多經濟短板：本土企業難以承受短期陣痛，中央政府過度集權束縛了各邦的經濟活力，生產激勵計劃設計粗糙、缺乏合理性，印度私營部門也不愿在研發領域發力盡責。這些問題共同導致印度錯失了提升自身能力、為應對中國挑戰做好未來準備的機遇。此外，印度工商界對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以及國內日常政治動態，也存在明顯的認知盲區。這種認知缺失，讓他們產生了錯誤預期，誤以為2024年中印部隊在拉達克東部完成脫離接觸，就意味著中印關系回歸常態。

當前，特朗普政府在對印經貿關系中推行貿易武器化政策，全球經濟面臨逆風，印度總理辦公室正重新評估“3號通告”（注：3月15日，印度政府已對“3號通告”進行了校準式修訂，標志著對華投資限制局部放寬），并尋求為更多中國投資放寬準入。據悉，電子及耐用消費品領域將采取更為寬松的政策，相關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有望提高至49%。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中國投資逐步開放的做法，也需放在莫迪總理對“印度產品”重新定義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凡在印度境內生產、凝聚印度勞動者汗水的產品，無論企業為本土還是外資，均視為印度產品。

總而言之，受制于自身經濟現實與行政監管能力短板，印度對在印中資企業實施的監管與管控，恐難取得實質成效。

作者簡介：阿南德·P·克里希南（Anand P. Krishnan），印度希夫?納達爾大學（Shiv Nadar University）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喜馬拉雅研究卓越中心研究員，同時擔任德里中國研究所客座副研究員。

本文編譯自 《印度世界》（India’s World）2026年3月刊 文章 ，原標題為Not Amenable to Control:Chinese Corporates in India，原文鏈接：https://indiasworld.in/issue-3-volum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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