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爭奪戰”背后的監護權之爭

　　圖①：2024年5月，北京市門頭溝區檢察院辦案檢察官前往阿芳所在社區，告知其相關法律知識。

　　圖②：2024年10月，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辦案檢察官向相關人員了解情況。

　　圖③：2025年1月，北京市檢察院辦案檢察官就案件涉及的法律問題進行研討。

　　“某監護人不顧失能老人利益出售其房產，北京檢察機關受理監督申請，依法提出抗訴，再審改判買賣無效。”今年3月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代表最高檢作工作報告，在“維護特定群體權益”履職部分提到了這樣一個案例。

　　記者了解到，該案中，失能老人是弟弟，主動擔任其監護人的是哥哥。哥哥在獲得弟弟監護權后11天，就將弟弟的房屋賣出。北京市三級檢察院一體履職，通過調查核實查清售房款并未用于弟弟的治療及生活，哥哥涉嫌侵害弟弟的合法權益，遂依據民法典“最有利于被監護人”原則與公序良俗原則，對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提出抗訴。法院再審后改判，為弟弟守住了房產。

　　“失能老人作為特殊弱勢群體，其權益保護需要司法制度筑牢防線。監護不僅是權利，更是法定責任，背離‘最有利于被監護人’原則的行為，都應依法予以糾正。”北京市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祁治國說。

　　驚變

　　失能的公公不見了，房子也要沒了

　　2022年，老周突發腦梗，之后無法行走，也無法辨認身邊的人。因老周早已離婚、獨子小周已于2019年去世，老周的兒媳阿芳（化名）、孫女與老周共同生活，并照顧其生活起居。

　　突然有一天，老周的哥哥帶人到老周家中，將老周強行接出，之后向法院申請宣告老周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2022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指定老周的哥哥作為老周的監護人。

　　十多年前，老周和哥哥因為老家的房子打過官司，多年來關系一直不好。老周被接走后，阿芳一直尋找他，但始終未能找到。想到老周生活無法自理，阿芳非常焦急。

　　2023年初，阿芳突然收到法院傳票——她作為“第三人”，被卷入一起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直到此時，她才得知自己和女兒現在居住的、同時也是老周名下唯一的房產，已經被老周的哥哥以替老周支付醫療及看護費用為由出售。買房人從沒來看房，直接向法院起訴要求她們騰房。

　　如果買房人要求騰房的訴訟請求得到法院支持，阿芳和女兒就要被趕出家門。

　　阿芳馬上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撤銷老周哥哥的監護人資格，并指定自己為公公的監護人。“我公公有醫保和退休金，再怎么樣也不至于賣掉他的房子啊！況且老人曾經有過遺囑，兒子沒了，這房子是要給他親孫女的。”但在法庭上，阿芳拿不出確鑿的證據。2023年4月，法院駁回了阿芳的申請，理由是阿芳未取得監護人資格，無權申請撤銷老周哥哥的監護人資格，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監護人存在嚴重侵害被監護人權益的行為。

　　追蹤

　　揭開“房款去哪兒了”的秘密

　　2023年6月，阿芳來到門頭溝區檢察院申請檢察監督。

　　該院民事檢察部門辦案檢察官馮希翻閱本案及相關案件法院卷宗時，敏銳地察覺到了不尋常之處：買房人小楊在買房前從未到實地看房；老周哥哥作為監護人，以老周的名義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合同中約定買方僅支付房款的14%，付款后三日內賣方騰房；小楊在合同約定的騰房期滿后第二日就將老周訴至法院，要求法院確認房屋買賣合同有效并判令阿芳騰房；卷宗中有一份《說明》顯示，老周哥哥收到30萬元賣房款后，又向小楊的老板老劉退回20萬元。更奇怪的是，小楊在起訴狀中竟寫了只有老周家人才知曉的一些生活細節——素不相識的買家，如何知道賣家這些隱私？

　　“一個無民事行為能力的老人，名下唯一房產被出售，這是重大財產變動，過程中存在諸多不符合常理的地方，而且這些錢真的像老周哥哥所說，全部用于老周治病和看護了嗎？”馮希意識到，諸多反常背后也許另有隱情，可能隱藏著對失能老人合法權益的嚴重侵害。

　　馮希認為，應該聚焦監護權歸屬和房屋買賣疑點等問題同步開展調查核實，查明真相。隨后，門頭溝區檢察院辦案組兵分兩路：一路主攻查明案件事實，詢問案件當事人，到公安機關調取老周哥哥帶人強行帶走老周時阿芳的報警記錄、公安機關出警記錄，前往社區調查老周與阿芳、孫女生活期間的實際狀況；另一路奔赴多家銀行，查詢當事人及相關人員銀行流水，查證涉案房屋房款來源及流向。

　　調查的突破口，鎖定在房款上。據辦案組成員、門頭溝區檢察院檢察官陳立介紹，隨著交易明細浮出水面，一個資金轉移網絡逐漸清晰——在小楊的每筆購房款打入老周哥哥賬戶前，小楊的老板老劉都會通過其前妻或朋友的賬戶，將等額款項轉入小楊的銀行賬戶。此外，老周哥哥的銀行流水顯示：30萬元賣房款到賬當日，他就轉回給老劉20萬元；后續賣房款到賬后，老周哥哥還向小楊轉賬2.36萬元，而這筆錢恰好與小楊起訴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一案的訴訟費數額相同。

　　“從轉賬時間來看，也是疑點重重。因為我們發現那筆2.36萬元的轉賬時，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正在二審審理中，法院一審判決并未生效，此時老周哥哥作為被告，向原告小楊支付訴訟費，不符合常理。此外，老周哥哥在收到房款后，陸續向其女兒、與其女兒有經濟往來的人轉賬，并為其女兒購買了高額保險，老周的售房款就這樣流向了老周哥哥本人和其親屬賬戶。”陳立說。

　　同時，辦案組還調取了老周的醫療記錄，發現老周的實際治療花費僅為數萬元，其醫保和退休金足以覆蓋，根本無需賣房用于看病。陳立指出，老周哥哥在獲得監護權后僅11天就將老周的房屋賣出，非但未將所得錢款用于正常醫療支出和改善老周的生活，反而通過取現、購買個人保險等方式隨意處置，嚴重違背監護職責。

　　曙光

　　檢察支持起訴，兒媳成為公公的監護人

　　記者了解到，阿芳要求撤銷老周哥哥監護人資格一案適用特別程序，即法院審理非民事權益糾紛案件所適用的特殊審判程序，一審即終審，既不能上訴，也無法啟動再審，只能重新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而相關法律規定，指定監護人應當遵循“最有利于被監護人”的原則，綜合考慮與被監護人的生活情感聯系、監護能力、被監護人本人真實意愿等因素。這也是檢察機關評估監護人人選的根本遵循。

　　早在2021年9月，老周就立下書面遺囑，將名下房產留給自己的孫女。在阿芳向檢察機關提供的一份老周在住院期間的錄音中，老周曾表達想回家和孫女生活的意愿。

　　“法律應當尊重老周的真實意思表示。”馮希告訴記者，經辦案組向老周曾經所在的社區了解，阿芳與老周在共同生活期間相處融洽。綜合法律規定、老周意愿、社區意見，以及老周哥哥嚴重侵害老周權益的事實，檢察機關認為，指定阿芳作為老周的監護人，更符合老周的利益。

　　然而，民法典明確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的監護人是配偶、父母、子女、其他近親屬。阿芳作為老周的兒媳，想要成為老周的監護人必須經老周住所地的居委會同意。于是，門頭溝區檢察院與社區多次溝通，介紹相關法律規定。最終，社區為阿芳出具證明，同意其擔任老周的監護人。

　　鑒于老周已無法正常表達，原監護人具有侵害老周合法權益的事實，老周因自身原因無力維權，門頭溝區檢察院經向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下稱“北京一分院”）匯報，于2024年4月10日作出支持起訴決定，支持阿芳和老周向法院申請撤銷老周哥哥的監護人資格。2024年5月6日，門頭溝區法院作出判決：撤銷老周哥哥作為老周監護人的資格，指定阿芳為老周的監護人。隨后，老周被阿芳接回來照顧。

　　回到涉案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一審法院判決后，阿芳提出上訴、申請再審，均被駁回。眼看著房屋面臨強制執行，阿芳充滿了無助：“這是我們唯一的家，搬出去，我們能去哪兒？孩子的爺爺以后怎么辦？”就此，門頭溝區檢察院引導阿芳向北京一分院申請對生效裁判的監督。

　　落槌

　　再審認定房屋買賣合同無效，房子終于保住了

　　監護人的變更，能否撼動已然生效的房屋買賣判決？抱著最后一絲希望，阿芳于2024年9月向北京一分院遞交了監督申請。

　　此時，擺在北京一分院辦案組面前的，是一個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家庭矛盾與民商事交易交織的“死結”。“家事無小事，表面是一戶失能老人的安居問題，背后卻承載著社會的公序良俗與法治溫度。”該院辦案檢察官王瀟瀟深知此案的分量。

　　北京一分院辦案組充分發揮檢察一體化履職優勢，第一時間調取了相關證據進行系統性審查。根據民法典規定，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但是，本案中近一半涉案房款先后被老周哥哥轉給案外人，并未用于失能老人的醫療和護理。王瀟瀟認為，可以初步鎖定“監護人非為被監護人利益處分財產”這一核心抗點，但她并沒有感覺輕松：“這起案件的監督涉及很多法律問題。‘最有利于被監護人’原則該怎么用？到底怎樣算‘越權’，怎樣又構成‘有理由相信’的代理？失能老人的生存權和市場交易的安全，天平該往哪邊傾斜？都需要進一步探討。”

　　帶著這些問號，北京一分院辦案組一方面深入研究相關法律規定，一方面主動就法律適用、價值平衡等問題向北京市檢察院匯報。2024年11月，北京一分院以有新證據推翻原判為由，依法提請北京市檢察院抗訴。

　　“經過前期的調查核實，案件事實逐漸明了，下一步就是要將這些零散的信息整合成完整的證據鏈，精準提出抗訴意見。”北京市檢察院辦案檢察官白晶在接到這個提請抗訴案件后的第一時間，進一步明確了辦案方向。

　　據了解，檢察機關核查老周的退休金賬戶和醫保報銷記錄后發現，老周的退休金雖然不算多，但完全能夠覆蓋他日常的醫療和護理開支，老周哥哥賣房時所謂的“急需用錢治病”理由站不住腳。辦案組心里有了底：老周哥哥處分財產的緊迫性存疑。

　　在仔細查閱涉案房屋買賣合同后，北京市檢察院辦案組再次發現了端倪：一是房屋售價明顯低于市場價；二是房屋買賣合同約定，交房時間為簽約后第4天，逾期每日須按房價總額的萬分之四支付違約金，遠超合理履約可能。“明明知道房子里住著失能老人的兒媳和孫女，短期內根本搬不走，老周哥哥賣房時為什么要簽這樣一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合同？這并不符合常理。”白晶進一步解釋，“反常的背后，往往藏著別的意圖。”

　　結合門頭溝區檢察院前期扎實的調查，購房款的流向一目了然：錢并沒有用于老周的生活和治療，而是進了老周哥哥及其家人的口袋。退休金和醫保記錄、房屋買賣合同、購房款流向，三個看似獨立的部分，拼出了一條清晰的脈絡：所謂“救急”是虛，低價出售是實；約定騰房時間是手段，侵害權益是目的；賣房是真，為被監護人著想是假。老周哥哥的行為，從一開始就越過了法律的邊界。

　　根據調查結果，北京市檢察院辦案組最終形成了清晰的抗訴意見：原監護人老周哥哥的行為超越了法定代理權限，構成無權代理，涉案房屋買賣合同因未經被監護人追認而自始無效。2025年1月，北京市檢察院向北京市高級法院提出抗訴。

　　2025年5月，北京市高級法院進行再審，最終采納了檢察機關的全部抗訴意見，撤銷原一、二審判決，駁回小楊的全部訴訟請求。

　　“房子保住了！”拿到再審判決書的阿芳，第一時間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尚在康復中的老周。這場監護權濫用引發的房屋權屬之爭，終于在三級檢察機關接力履職下塵埃落定。

　　“北京檢察機關將持續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對監護人濫用監護權、侵害被監護人權益的行為保持零容忍態度，通過支持起訴、抗訴等多元方式維護弱勢群體權益。”祁治國說。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