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南京潛伏第一大案：紅色特工的絕密暗戰（九）

書接上回。

戴笠飛機失事之后，“軍統”又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就在這個時候，喬四突然在南京城里出現了，當然，水西門是不敢回了，那里受害者太多。當時太平路有一座廢棄祠堂，各路蔬菜販子聚集于此，漸漸形成了菜市場的規模，他就是在這里作為一個蔬菜小販出現的。不過所有人都知道太平路有個神偷，大伙兒要小心提防。

然而，大家似乎是多慮了。看上去，喬四已經改邪歸正，一本正經地做他的蔬菜小販，每天定時出攤收攤，很有規律。不久，附近的居民中又有傳言，說喬四賣的蔬菜特別新鮮，碧綠碧綠的，價錢也不貴。畢竟南京是大城市，太平路一帶知道喬四過往的人本就有限，了解其染坊出身的幾乎沒有，壓根兒沒人想到，喬四把當初在染坊學得的化學知識運用到賣時鮮蔬菜的生意上了。

按說，喬四這樣混下去，大錢掙不了，但他一個人過日子，維持生活也足夠了。但喬四天生就不是安分的主兒，手頭略略有了些積蓄，就動起了“錢生錢”的腦筋，于是就想到了賭博，喬四很快就擠進了一個賭博圈子。這個圈子對于接收新賭徒是有條件的，一是要兩個以上圈內賭徒作為介紹人，二是要求加入圈子的新賭徒必須是在道上混過的，最好還曾吃過官司。上述兩個條件喬四都滿足，于是，他就成為了這個道上稱為“樂社”的賭博團伙的一個新“社員”。

從加入“樂社”到去年年底，喬四參與了三十多場“活動”，而且喬四在創下該社開社的一個奇跡，竟然從來沒輸過，以至于“樂社”幾乎所有賭徒都懷疑他出老千。根據賭博的規矩，出老千的要砍掉一只手。

如此，“社團”內部開始對喬四予以“嚴重關注”。喬四本人并不知情，其實，他對于自己能有這樣的好運氣也感到不可思議。盡管不知情，但江湖經驗他還是有的，其他賭徒看他的眼光，讓他多少感到一些不自在。喬四懷疑跟自己連續贏錢有關。他不是不知足的人，既然如此，那干脆停賭三個月——我不賭了，你們應該沒意見了吧?

誰知此舉更是犯了賭博圈的忌諱，所謂“輸家不開口，贏家不許走”一一贏家是不能主動停賭的。而且這樣一來，其他賭徒更疑心更重了，這小子果然出老千，現在心虛了不敢繼續賭了!

這個團伙有個“五人理事會”，能夠進“五人理事會”的自然都是黑道上的厲害角色，這五位商量一番，作出兩項決定：一是派人跟喬四談話，宣講規矩，算是補上一堂江湖課，二是既然喬四不講規矩出老千，那么對不起，由里其他人也不會跟他講規矩了，但問題是喬四他根本不會出老千。

“理事會”指派跟喬四談話補上江湖課的是團伙里里的賬房老頭兒，看上去一團和氣，任誰都會以為這是一個天生大善人。大善人跟喬四聊了個把鐘頭，喬四還真有“先生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他對自己連贏多場之后突然停賭的行為作了檢討，主動表示當晚就要去“社”里玩一把。

可這一玩就完了，運氣就沒了，他連續三十多場贏來的錢鈔沒輸完，他就必須硬著頭皮奉陪下去。對方有的是手段，新玩法層出不窮，這樣進行到3月下旬，喬四不但輸光了去年四個多月里贏得的錢鈔，還欠下了上千銀洋的賭債。

這時，賬房老頭兒又找喬四談話了，還是一副大善人臉孔，這回說的則是輸家的規矩：當輸到超過千元銀洋的時候，輸家必須把所欠賭債全部結清，然后方可繼續參加“活動”。如果手頭不寬裕，可以適當延期償還，不計算利息。期限長短，由輸家與贏家自行協商，如果到了期限仍不還債，那就只好接受處罰，剁掉一根手指頭，就算是結清賭債了。

這下喬四傻了!他還沒回過神來，三個贏家找上門了，說給你一個比較寬余的期限，一個月吧。你應該知道，咱們是有規矩的，到期不還債，即使咱們三個不找你，“理事會”也會找你。

喬四沒有其他生財之道，靠賣時鮮蔬菜湊夠一千大洋還不得猴年馬月，無奈他只好重操舊業，施出“燈下黑”去偷東西，當時解放軍即將渡江，南京城里的大戶人家能跑的都跑了，還沒跑的，也都把貴重細軟打包裝箱，隨時做好逃跑的準備。所以偷東西不像以前那樣容易得手了，喬四只好退而求次，不僅大戶人家，小康之家也成為他的作案對象。即便如此，籌措一千銀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但要“勤奮”，還得靠運氣。

喬四這個時候開始走背字。頭天晚上想好了盡快著手進行作案前的準備工作，第二天上午在菜場賣完蔬菜回住處的途中就出了意外，下臺階時一腳踩空，把右腳踝骨扭傷了。菜場旁邊就有一個中醫傷科診所，喬四遂一瘸一拐地上門求醫。殷先生與喬四還認識的攤頭，因此診治的時候還給予優惠，并且還告訴他：“放心，半月準好，別忘了中間來換一次膏藥。”

治療半個月后，喬四腳傷痊愈。可屈指一算，距離還債期限僅剩半個月了，加班加點作案也不一定來得及。正絕望中，一個不速之客的到來改變了喬四的命運，直到把小命也弄丟了。

這位不速之客是個白俄人，年歲與喬四相仿，名叫諾維科夫，出生在上海。其父老諾維科夫有世襲貴族身份，早在辛亥革命前就舉家來滬開公司。老諾維科夫的原配妻子早年去世。三年后老諾維科夫娶了一個逃亡來滬的白俄女性，也就是諾維科夫的母親。

因為家境富裕，諾維科夫從小就是一個紈绔子弟，大約是1941年前后，他不知怎么與“軍統”上海區的特務結交，相幫著做過一些秘密工作。1944年秋，他前往南京時被日偽警察局逮捕，當時但凡被懷疑從事反日活動，那就先抓了再說，證據不證據的，事后再找補。

其時他的老爸已經死于滬上日寇的外僑集中營里，對于其被捕一事，也無人給予關注。沒多久，諾維科夫被日偽法院判了三年徒刑，正巧和喬四同囚一室，兩人國籍不同，但聊得頗為投機。抗戰勝利后沒幾天，諾維科夫在‘軍統’的朋友經過打招呼了就被釋放了。

諾維科夫沒有忘記喬四這個獄中難友，回到上海后，給他寄來了食品和錢鈔。又通過“軍統”的關系把他弄出了監獄。喬四落網后交代，他出獄后曾去上海找過諾維科夫，可惜沒有聯系上。

這轉眼四年過去，就在喬四都快把諾維科夫這個人忘掉了，諾維科夫卻突然找上門來，而且開口直奔主題，說是有事相求。盡管喬四現在賭債纏身自身難保，還是拍著胸脯保證：“只要兄弟我辦得到的，一定全力以赴!”那么，諾維科夫需要喬四幫什么忙呢?

諾維科夫告訴喬四，當年從監獄里出來回到上海后，他才知道，他父親委托一個叫老劉的獄警給他留下一筆遺產，老爹把財產包括兩套房產、一輛舊汽車和在瑞士銀行里的存款。

這份遺產對于已經落魄到底的諾維科夫來說，乃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諾維科夫自然要問老劉，那份遺囑的原件在哪里。老劉說：老諾維科夫在監獄的時候，以他那塊手表為代價，買通了一個朝鮮看守，把遺囑送到被關在集中營另一個區域的妻子手里。再往后的情況，老劉就不清楚了，但老劉提供了一個可能的知情人，此人叫梅玉珍。

此人是原是滬上華界南市看守所的女監看守員，除了看守工作，還兼任集中營里日本醫生的助手。老劉估計她可能知道那份遺囑的下落。不過，抗戰勝利后這個梅玉珍的去向，老劉就說不上來了。

諾維科夫花了兩個多月時間，總算在廣州終于找到了梅玉珍。對方告訴他，諾維科夫的母親病重期間，又以一支金筆為代價，請那個朝鮮看守悄然將遺囑送到外灘“正金銀行”的保管庫保存。朝鮮看守梅玉珍作為見證人一起去“正金銀行”，把這份遺囑以“取物人付款”的方式存進了“正金銀行”的地下保管庫里。銀行方面口頭告知了密碼，朝鮮看守和梅玉珍兩人都知道。梅玉珍當場把密碼寫給了諾維科夫。

外灘“正金銀行”是日本橫濱“正金銀行”于1893年在中國設立的分行，抗戰勝利后，“正金銀行”仍舊營業了一段時間，直到1946年才被盟軍統帥部下令關閉。其在外灘中山東一路24號的原建筑，由國民政府作為敵產沒收，改為中央銀行的營業場所。

未完待續。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