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燃油價格持續居高不下,聯邦政府宣布將燃油消費稅減半,為期三個月。據國庫部長吉姆·查爾默斯透露,此舉將耗費聯邦預算25.5億澳元。
這項措施將使燃油成本每升降低26.3澳分。政府表示將暫時取消每升32.4澳分的重型車輛道路使用者費用。削減燃油稅在政治層面上顯得尤為精明。這項政策不僅引人注目、易于推行,還能為廣大車主提供立竿見影的經濟緩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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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澳大利亞當前所處的危機,這并非正確的應對之策。澳大利亞民眾目前經歷的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生活成本緊縮。隨著全球能源供應日益緊張,國際油價一路狂飆。這使得國家整體收入遭到了直接且沉重的打擊。
暫時的燃油稅減免并沒有從根本上增加能源供應,而是試圖通過將部分國家負擔轉移至聯邦預算,來緩解燃料使用者面臨的價格沖擊。隨后,這部分負擔將通過削減公共開支或提高稅收的方式,轉嫁給其他群體。如果這項減稅措施是通過發行政府債務來提供資金,那么這種經濟重擔最終將被推延至未來。
單從政治運作的角度來看,減免消費稅無疑是一步好棋。為所有民眾提供燃油補貼,似乎是降低加油站價格最簡單直接的方式,也極易被公眾理解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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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考慮澳大利亞真正亟需的財政應對措施,這項政策在多個方面都偏離了靶心。目前,全國各地的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預算均已捉襟見肘,此時實施燃油稅減免無疑代價高昂。此外,該政策的覆蓋面過于狹窄,僅局限于燃油領域,不僅阻礙了節能減排戰略的推進,其受助群體的定位也顯得極為模糊。
首先,這項措施在財政上代價高昂且難以持久。相關研究表明,這種旨在暫時緩解沖擊的減稅政策,會給國家預算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依靠舉債來籌集救濟資金,必然會導致公共債務攀升。外界分析指出,根據債務規模的不同,這可能會引發債務積壓問題;即便在危機平息很久之后,高昂的利息支出仍將成為拖累經濟增長的沉重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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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22年,莫里森政府為應對生活成本壓力而實施的燃油稅減免,每月耗資約10億澳元。在長期的危機面前,這樣高昂的成本顯然是難以為繼的。
該政策的覆蓋范圍過于狹窄。盡管這場經濟沖擊正通過推高依賴能源、運輸和碳氫化合物的各類商品價格,對澳大利亞的家庭和企業造成了更廣泛的打擊,但燃油稅減免卻僅僅降低了燃料本身的成本。
第三,該政策在受助群體的界定上又顯得過于寬泛。救濟金被平攤給所有燃料使用者,而非精準投向最迫切需要幫助的人群。這種缺乏針對性的做法使得減稅淪為一種生硬的政策工具,不僅低收入家庭從中獲益,富裕階層也同樣分得了一杯羹。
經濟學常識表明,在燃料短缺時期,高昂的價格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釋放出必須進行經濟調整的信號,促使有條件的家庭和企業削減不必要的開支。這種價格機制有助于確保有限的資源被優先配置到農業、食品運輸等關鍵行業,以及那些承受燃油成本上漲壓力最大的家庭手中。
燃油稅減免卻與這一價格信號背道而馳。當高價無法發揮資源配給的作用時,社會往往只能退而求依賴排隊等候、消費限額或官方配給等方式,這無疑大幅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
此外,普遍性的燃油稅削減還會在宏觀經濟層面引發更廣泛的矛盾。如果在預算的其他領域沒有相應的對沖措施,這項政策將導致整體支出水平過高。在通貨膨脹隱患依然存在、澳大利亞儲備銀行正努力抑制市場需求的當下,這種高支出顯然是適得其反的。
雖然這并不意味著燃油稅減免必然會直接引發通脹,但它確實與澳大利亞儲備銀行試圖放緩經濟增速的努力顯得格格不入。針對大規模燃油稅減免可能帶來的通脹風險,多位經濟學家也發出了類似的警告。
倘若政府真心希望協助民眾度過石油危機,其支持措施就必須具備精準的針對性和財政上的可持續性。政策的核心目標應當是將援助直接輸送給承受壓力最大的群體,而非簡單粗暴地為所有燃料使用者買單。
就短期而言,這要求政府出臺更具針對性的應對策略。例如,向脆弱的低收入家庭發放直接補貼,并對維持社會運轉的必要燃料消耗活動提供定向支持。
為了給這些救濟措施籌集資金,政府不妨考慮向那些在能源危機中攫取暴利的天然氣出口商征收臨時暴利稅。在這些配套政策的協同下,燃油稅減免才能在一個穩健且更宏大的經濟政策框架內,真正回應公眾要求政府采取行動的呼聲。
著眼長遠,決策層還應致力于降低澳大利亞在未來能源供應危機中的脆弱性。這意味著必須鞏固國家能源安全,并積極探索能夠推動社會向低燃料依賴轉型的戰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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