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強：我上山下鄉北大荒的那些年

李強（左）與知青朋友在住處附近李強下鄉前的全家知青時代的李強，縱馬于黑龍江完達山脈間

本文轉自老知青家園，作者李強,來源：選自周曉虹主編《重建中國社會學：40位社會學家心路歷程（1979—2019）》

我1968年7月1號離開北京，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最后來到離珍寶島大概70里的一個地方，我在那里待了九年。那地方屬于虎林縣，就是邊境的一個地方，離寶清縣城也不很遠。那里是大草甸子和原始森林，冬天極為寒冷，一般都是-20℃以下。

1968年6月18號，毛主席發了一個“6·18”指示，主張建立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準備跟蘇聯人打仗。我去勞動的地方名字叫沈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三師二十團某連，這個名字聽著很大，但其實就是一個村莊，說是兵團戰士，也沒槍，就是當一個農民，在那種地。

我1968年去，1977年回，跨越十個年頭。1968年是從四中分配去的，屬于比較早的上山下鄉的一群人，后來才知道，不去農村也沒有別的出路，只有極個別的留在北京了。我所在的村莊，我們四中一共來了24個人，來自4個班，其他同學去哪兒的都有。我是第一批走的，然后還有去山西的、陜西的、內蒙古的，也有好多回老家的，反正就是只要離開北京，去哪都行。多數孩子還是聽話的，讓去哪就去哪，但也有那種死活不走的。馮小剛電影里講到“老炮”，我們當時是指那種耗著不走的，叫“老泡”，我們說的“泡”是三點水的“泡”。我們班有一個同學，他就是不走，就一直泡下去，別人拿他也沒有辦法，后來在北京就一直待下來了。

這九年里，從事過各種勞動，其中蓋房子時間比較長，我在村子里當過瓦工班長。村子里大約有兩三百戶，當地的大部分房子都是我們蓋的。我們蓋房子的水平還是挺高的，除了水泥、油氈、釘子和屋頂的瓦是買來的，其他都是就地取材。蓋房子首先要打基礎，要上山打石頭，因為東北的土地一化一凍沉降得很厲害，所以房子必須得下很深的石頭基礎。然后自己脫坯、燒磚，我們自己有磚窯，至于如大梁、椽子、檁子、屋面板、門、門框、窗戶、窗框這些，全是我們上山伐木自己做的。

我們周邊原始森林很多，我在山上伐過兩年木——伐木是個技術活、有風險——那時候也沒有電鋸這套東西，都是最傳統的那種手工大肚鋸，大約1.5米長，兩個人哈腰、手把著鋸子飛快地伐，全靠人力。伐木首先要知道第一鋸從哪下口，下口很有學問，因為有時候樹自然倒的方向會與別的樹“搭掛”，這就要在第一鋸下口時決定在完成第二鋸的時候，留下哪一塊不鋸，這樣大樹倒的時候被揪到想控制的方向。有時候大樹會突然從鋸口爆裂，當地人稱“打絆子”，非常危險，會傷到伐木人。還有的時候，由于樹太粗了，兩鋸相互將樹都穿透很多了，但它就是不倒，用力推也不動，這時候千萬不能走，只能等風來把它吹倒，沒風它是不倒的，反正山上總會有風的。所以真正的伐木還是很有技術含量的。

除了伐木蓋房子，當然最主要的還有種地，我們那有好幾萬畝地，也有機械，但很多時候要靠人力。我們最主要就種三種農作物，小麥、玉米和大豆。有播種機和收割機，但質量很差，常常出故障，很多時候要靠人工。尤其是玉米，收獲時主要靠手掰玉米棒子，所以收玉米最累。有時候天氣不好也得靠人工用鐮刀收割大豆，收大豆往往都到了東北天氣寒冷的時候了，割大豆，鐮刀要盡量貼著滿地冰碴的地皮，手指常常被豆稈劃破，勞動是很艱辛的。

下鄉不僅是勞動艱苦、生活艱苦，更苦惱的是沒有書讀，無法學習。20歲上下的年輕人，精力旺盛，最渴望獲得知識。那時候讀書很不容易，首先是你得能找得到書，帶去的書很快就讀完了。我們四中都是好學生，都對于讀書有極大的渴望，找到好書后也要與大家分享閱讀，同學們就輪流閱讀。但是，一般一本書在你手里往往也就一兩天時間，后面其他人馬上就要把它拿走。這樣就常常熬夜讀書，白天干一天活，夜里又讀一夜書。村里面停電是家常便飯，這樣同學們都會自制一個小的煤油燈，在豆大的燈捻下閱讀一夜，到第二天早上，鼻孔黑黑的，就是煤油燈熏的。讀的書也是雜亂無章的，今天可能讀一本《電工原理》，過幾天讀是《不朽的流浪漢》，再過幾天可能就讀《安娜·卡列尼娜》。

“WG”初期直到我離開北京前，我的父親沒有受到什么沖擊，我離開北京后，第二年1969年我父親也被打倒了，受到批斗。1969年林彪下達了“一號令”，把北京的那些干部絕大部分都給轟走了。我父親、母親和我的小弟弟被要求三天內離開北京，家里的書籍、物件、用品等也就幾乎全扔了，先去的云南蒙自草壩，冶金部把“五七干校”辦到中緬邊境那了，后來因為部里感到聯絡實在太不方便，就又將冶金部干校搬到了河南周口，我父親及家人就又從蒙自草壩搬到了河南周口。所以，從1969年父親去“干校”到1977年他回北京，九年時間里，我沒有見過父親，當然，來往信件是不斷的。父親倒也是心底坦然，相信自會有“天理”存在，在那樣的政治逆境下也保持心情平靜，所以，后來也很長壽。

1976年粉碎“四人幫”。“四人幫”一粉碎，全國風氣大變，那時候人們都很興奮，我在基層都能感到原來那套“極左”的東西基本就不太奉行了。1977年，我父親也平反了。胡耀邦等領導同志的貢獻是很大的，平反了大批冤假錯案，把大批人解放了。此后，整個社會的氣氛就變得很寬松了，鄧小平等允許廣大知識青年返城，非常得人心。在返城政策之前，無數的家庭、父母都很焦慮，因為孩子都上山下鄉了，遠在邊疆，家庭不能團圓，所以讓這些孩子們回家的政策得到了普遍的贊許。我大概是1977年的五六月份回北京的。

我在農村總共九年時間，算是比較長的。在“WG”中那段時間里，也有人有各種機會較早離開農村。“WG”中的那段時間里，社會上流行“走后門”，就是得有各種關系，也流行“送煙送酒”，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樣“革命”。走后門就是從“WG”開始的，“WG”以前走后門絕對都沒有這么瘋狂。因為“WG”期間很多地方都是“軍管”，都是軍代表說話算數，而軍隊里流行戰友關系，誰要是認識軍隊的戰友、官員，參軍就很容易。那時候，參軍是年輕人最好的出路。但是，那時候我什么關系也沒有，一個人舉目無親，上哪去找關系去啊？所以高考對于我們這代人來說特別重要，因為高考的本質意義就是不憑關系，而是憑知識，憑本事！

煤油燈捻子下的讀書少年

作者李強，給安超博士學位論文《拉扯大的孩子：民間養育學的文化家譜》作的序

愛學習是一種骨髓里的理念

我出生于一個讀書世家，但是回想起來，從小沒有任何人教我專門學什么東西，我也沒怎么認真讀書。我的外公是一位大考古學家（于省吾），我是在外公家出生和長大的，外公家是個很大的家族，外公有四個兒子，七個女兒，在北京的院落也非常非常巨大。我的父親解放前在北京大學教書，1950年李富春同志組建重工業部就將我父親作為技術專家調入，五十年代中期重工業部改組為很多工業部，我父親成為冶金工業部最早的技術專家，是部里的有色金屬專家，工作特別忙。因為當時國家建設需要技術人才，全國各地那么多礦山和工業項目，他需要常年出差，一會兒從長沙回來了，一會兒從廣州回來了，經常能帶回好吃的來。我的母親就在家帶著我們，但她照顧一大家子人也特別忙，沒有專門的時間教育我。

李強外公于省吾與一些古文字專家及其家人合影。前排左起：金毓黻、唐蘭之子、外公、顧頡剛；后排左起：唐蘭、陳夢家。

我對讀書的濃厚興趣是1963年考進北京四中讀初中后培養起來的。北京四中當年是北京最好的中學，把一幫極有讀書興趣的人聚集到了一起。進了四中一看，這幫人太厲害了。我父親雖然會很多種外語，但他沒有教過我任何一種外語。一到四中，我發現同學們的英語都說得頂呱呱，有的同學連微積分都學過。我就非常吃驚，他們簡直是無所不知啊！

后來我仔細觀察，原因可能是，1957年很多知識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賦閑在家，不像我父親天天出差，他們就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教育孩子上了。我覺得同學們都太厲害了，跟他們在一起學習，我不讀書、不拼命不行啊。從1963年到1966年，我真的是非常刻苦，基本上天天就是學習。四中的學習氛圍，就是讓你從內心里覺得，讀書是一種樂趣。

1966年我讀到初三，準備考高中，正在為這個目標奮斗，每天早上念英文。有一天早上念英文的時候，同學們就圍過來跟我說：“你傻啊，聽廣播了沒？”我仔細一聽，原來是高考取消了。我一下就發蒙了,心里就嘀咕，難道從此天下就沒有考試了？一開始學校確實有一點兒混亂，大家不考試就看報紙，看各種大字報，但孩子對這些運動不感興趣。

1966年底全國大串聯，學生走到哪里都不花錢，就到全國去玩，跟瘋了一樣。但全國大串聯需要紅衛兵組織的介紹信，出身好才能當紅衛兵，我不是紅衛兵。我父親雖然在冶金工業部，但他屬于高級知識分子，既不是“地富反壞右”的黑五類，也不是紅五類。我屬于中不溜秋的，沒有人理你，就變成了“逍遙派”。“逍遙派”就不是特別關心運動，主要就是玩，一幫孩子到處去探險。

雖然考試廢止了，但是對四中的學生來說，愛學習已經變成骨髓里的理念了。1967年初，有一個月我們去工廠勞動，就去了北京第二通用機械廠，住在石景山的魯谷中學里。那時候整個社會流行“讀書無用論”。“破四舊”的時候，很多書要扔、要賣。市面上一律不收外文書，外文書只能當廢紙賣。石景山那里有個圖書館被砸了，無數的書被扔得到處都是，那可是寶庫啊！

四中的學生很愛學習，我們就把有意思的書拿回來看。那時全國經濟建設大受影響，父親在部里的工作也沒那么忙了，總待在家里。我家離冶金工業部不太遠，開個書單，父親就從部里借一些書給我看，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自由閱讀了大量的書籍。

李強手繪半導體線路圖

1967-1968年，我最大的興趣是做半導體收音機。當時社會上流行半導體，我們一幫小孩就迷上了造半導體收音機。做半導體并不簡單，需要懂數理化的基礎知識，得熟悉關于電子、電路、晶體管的知識，把原理搞清楚。我們用萬用表測量電阻多少，測量電感應，測量三極管的β值。那時候大部分東西都是自己做的，線圈都是自己纏的，但電容啊、磁棒啊這些做不出來，需要想辦法去買。

那時候北京不是工業城市，經常買不到半導體的元件。但是北京西四有一條街都是老百姓擺的元器件地攤，可以換到元件。我有這個東西，你有那個東西，咱倆用萬用表測好了，就可以換。人家的元件好，給人家補點兒錢。有時候我們還搭車去天津買元件。當時天津是工業城市，從天津來北京的運輸車都停在前門現在箭樓的那個地方。我們一幫孩子經常涌到這里，先推一個女生去跟司機打招呼：“師傅，我要去天津，能帶我們去一趟嗎？”師傅一看是女生，就說可以。一聽“可以”，我們一幫男生就呼地全都爬上后車斗了。師傅也不好意思說讓我們都下去，就給我們拉到天津去買半導體元件。

那時候讀書，是因為有興趣、有需要啊，不懂原理做不出這個東西。到現在很多知識和操作我都能記得。興趣和熱愛，是最為純粹和深刻的學習動力。這種學習的質量是最高的，能夠跟著人一輩子。

知青時代的精神食糧

1968年7月，我聽從學校安排“上山下鄉”，坐火車、汽車一路顛簸，花了三天時間輾轉來到了黑龍江邊境距離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不遠的地方，應該是屬于虎林縣，這里在編制上是沈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個連隊，其實就是一個村莊，在那里我一待就是9年。當地的冬天一般是零下20攝氏度，寒冷的時候是零下40度。夏天就是蚊子太厲害，鋪天蓋地，一個老牛走過去，蚊子就“嗡嗡”撲過去，再飛起來就是一片紅色的，落在墻上一面墻都是紅色的。一個從小生活在城里的青年，父母一直在身邊，雖然也下鄉勞動過，但沒有去邊遠的村莊獨立生存過。突然有一天，沒有父母了，就你一個人被扔到村里面，心里面特別震撼。

黑龍江的冬天長達半年，每年10月就下大雪，到第二年5月以后土地才化開解凍，當地人把熬過冬天叫“貓冬”，生活很枯燥，我最苦惱的事就是沒書可讀。當時我們也帶了一點兒書，但帶的書都被我們迅速讀光了。其實我帶的不多，同學們帶的書挺多。因為我父親的書都是各國文字的書，關于采礦的各種專業書，我也看不懂，所以帶的書不多。有個同學叫張弦，他帶的書很多。其中有一部年代久遠的線裝本、插畫版《聊齋志異》，由于是線裝書有好幾十本，我們都特別喜歡。但是這些書很快都被我們讀完了。怎么辦呢？后來，我們發現了村里的一個“讀書寶庫”。以前村里有個圖書館，“WG”期間被砸了。村里的文書叫路國起，他特別聰明，就把這些書都藏在了家里，使得這些書幸免于難。我們就不斷從路國企那里借書看，但很快也就看完了，知青之間就想方設法找書看。

那個時候，北京知識青年相互都很有同情心，也都非常渴望讀書。記得是1969年有一次去黑龍江邊境的“迎春”火車站，迎面遇到了一個北京知青，于是就聊起來，他說他叫鄭也夫，是北京八中的。我們就這樣認識了，成了很好的朋友，到現在已經50多年了。當時他被分派到離我的連隊30多里的種畜站工作，我有時就搭車去他那里。鄭也夫也是讀書無數的人，是個很純粹的文人，他那里還有其他知青，我就常去他那里借書。

但是僧多粥少，一本書好多知青輪流閱讀，一本書在手里最多也就是兩三天，因為后邊還有很多人排隊等著呢，一本好書，很多人看過，最后書頁都卷起，需要小心翻頁否則就破碎了。當時我們白天勞動，晚上就點著煤油燈就著微弱的燈光讀書。那時很少有電，我們拿一個小瓶子，棉花捻子伸到油里去，煤油燈點起來只有豆大一點兒火光。我們只能在晚上拼命地讀，因為白天要勞動。白天有時候，倒在田地里就睡著了，不眠不休實在太困了。

李強的讀書摘抄本

從1968年到1978年，讀書大體上是這樣的。每個人都拼命看、拼命讀，開卷有益，什么書都讀，也不分類型，只要是本書就行。今天讀《卓別麟——不朽的流浪漢》，明天可能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后天可能就是《電工原理》什么的。讀什么書不由你的興趣決定，由有書和沒書來決定，那時候的書實在非常非常寶貴。

1969年秋季，我的父親被打倒，父親、母親和小弟弟都被下放到云南蒙自縣（現蒙自市）草壩的冶金工業部“五七”干校。當時郵政是通的，村里有郵遞員，一般兩三天來一趟。但寫一封信寄給父母，要半個多月才能到。那時還有一些報紙可以流通，為了學習英文呢，我還想辦法訂到了《北京周報》，這是當時國內出版的英文版PekingReview。我的英文底子好，那個階段的閱讀功不可沒。

1971年前后，市面上開始出現了大量“灰皮書”，都是國外譯著，應該是高層允許印制的，比如《第三帝國的興亡》等等，封面上印有“供批判使用”“內部發行”“供內部參考”等字樣。這些書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個胡同里，有一個隱秘的小店能夠買到，這個店只要是中國人就可以進。這個店沒有門面，誰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很多北京人都知道。我們就托北京的家人朋友買到寄過來。尼克松訪華后，政策就寬松了很多，很多外文書就公開賣了。這些“灰皮書”是時代的特殊產物，也曾經是我們很多知青的啟蒙讀物和精神食糧。

從公交車售票員到大學老師

1977年，我27歲時終于回到了北京，我的父親也平反了，從此全家在北京團聚了。回來之后，我沒有工作，等著街道分配工作，當時，由于待業的年輕人太多，等了很長時間也沒有什么工作機會。于是大家就四處找關系，當時我有一個親戚在北京人民汽車一廠，他說你來我這里吧，可以當汽車司機。我去了以后才知道，要從售票員開始做，但什么時候能讓你學車、開車也不知道。我就在320公交車上當售票員。

賣票賣了兩個月，到四五月份的時候，聽說又有高考了，我就去準備考試了。7月考試，語文、數學、政治、外語、歷史、地理6科考了3天。那時候復習沒有參考書，只能拿著筆記本東打聽、西打聽，到處去找題、抄題來練習。尤其是數學題，你自己編不出來，得看人家編的題。當時考試我外語考得最好，在北京市是前幾名，可惜的是當年外語成績只作為參考分，不計入總分。就這樣，我考上了當時中國人民大學的國際政治系。

我在人大讀書的時候，當時人大圖書館的藏書還不多。我就經常跑到北海公園旁邊、當時藏書最大的北京圖書館（現為國家圖書館）去借書。我跟鄭也夫頻頻在北京圖書館碰到，他也是個讀書迷。我自己能申請到一個借書證，我父親也可以辦一個。當年主要是都外文書，一個借書證一次可以借走3本外文書。這樣，我用兩個借書證，一次能借走6本書外文書，不到一個月讀完還了再來借。每次從人大到北海公園南門，還是很遠的，春夏秋冬、周而復始，我就這么看書。

剛上大學的時候，我學的還不是社會學。1979年，當時東四的北京美術館（現為中國美術館）正在展出大量改革開放之后的進口書籍，展會上有一架一架的外文書。我當時看到有一架書的歸類是“sociology”，一翻書，圖文并茂，覺得太有意思了。慢慢地，我對社會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閱讀了很多社會學著作。9年的下鄉經歷也讓我對廣闊的農村社會有了更多的“參與式觀察”，讓我深切體會到了中國社會的廣袤和復雜。

我于1982年本科畢業，接著念了3年研究生。畢業之后，機緣巧合，我在鄭杭生老師的邀請下，留校從事社會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可以說，正是我求知若渴的讀書經歷和特殊年代的生活經歷，讓我逐漸與社會學結緣，“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之后一直在這條路上辛勤耕耘，學習不輟。

我們這一代人生活的歷史時間和碰到的歷史事件太特殊。我們的讀書經歷，是與新中國的發展交織在一起的。在動蕩而艱難的歲月里，求之不得、如獲至寶的讀書經歷是我個人成長中最濃重的筆墨，是我人生命運發生轉變的關鍵點，也是整個國家和民族從“讀書無用論”到尊重知識、篤信好學的態度之變遷、之發展、之成長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