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熊向暉接到葉選基電話后，特意讓妻子拿出葉帥送的茅臺酒

1976年10月的北京，已經帶著入冬前的那股肅殺味道。夜深人靜，城里大多數人都睡下了，這一年經歷的變故太多，大家都在疲憊中熬。就在10月9日晚上十點多，家住北京的熊向暉被一陣電話鈴聲驚醒，他拿起話筒，聽到那頭傳來葉選基略帶激動的聲音。幾分鐘后，他放下電話，立刻推醒身邊的妻子，只說了一句看似突然的話：“把幾年前葉帥給的茅臺拿出來。”

對外人來說，這只是一瓶酒。對熊向暉，這卻是一段從戰爭年代一路延伸到新中國外交前線，再到國家關鍵抉擇時刻的記憶節點。那一刻，他要的不只是酒味，更像是要為某個歷史關頭，鄭重地敬上一杯。

有意思的是，熊向暉和葉劍英這段后來被人津津樂道的“忘年交”，真正說起來，并不是從戰爭烽火中結下的，而是從一份關于國際形勢的分析報告開始的。

一、從情報戰線到“老帥參謀”：一次意外的結緣

抗戰時期到解放戰爭結束前，熊向暉一直在隱蔽戰線上工作，以中統、國民黨高層身邊“潛伏者”的身份，為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關鍵信息。他的工作很特殊，長期在敵對陣營中周旋，和解放區的許多將領幾乎沒有直接接觸。那時的葉劍英，主要在軍隊和參謀系統擔任重要職務，一個在暗處，一個在明處，兩人的道路壓根不在一條線上。

1949年之后，形勢翻天覆地。新中國成立，槍炮聲漸息，情報戰線的布局也發生變化。熊向暉逐步從隱蔽戰線轉向公開工作，進入外交領域，跟隨周恩來處理對外事務，身份變成了“外交戰線上的老情報員”。這一轉變，把他慢慢帶到了中央決策圈更近的地方。

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特別是擅長外語又熟悉國際局勢的干部，很容易被其他領導人關注。葉劍英和熊向暉，最早也只是因周恩來而產生了一點工作交集，談不上熟。但時代很快拋出一個大問題，把他們拉到了同一桌前。

1969年初，中蘇關系已經惡化到非常危險的地步。2月19日，毛澤東在住處召見了四位老帥：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毛澤東開門見山：“請你們幾位老總研究一下國際問題。”語氣不多，卻份量極重。

那時的國際局勢很不妙。一邊是與中國有著新仇舊怨的蘇聯，邊境摩擦不斷；另一邊是長期敵對、沒有外交關系的美國，仍然被視為“最主要的敵人”之一。在那樣的格局下，中國似乎面臨被兩大陣營擠壓的風險，如何破局，是擺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面前的實實在在難題。

就在這次召見后不久，3月2日爆發了震動世界的珍寶島武裝沖突。中蘇對峙驟然升級，戰爭陰影籠罩邊境。時局越緊，毛澤東的那句“研究一下國際問題”的分量就越重，四位老帥被賦予的任務，已經不只是普通的調研，而是關系國家戰略走向的大事。

四人當中，陳毅在外交領域經驗最豐富，葉劍英對軍事和戰略布局極有見地，徐向前、聶榮臻也都久經戰場、視野開闊。4月，中共九大召開，四位老帥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后不久，周恩來專門去問陳毅：“國際趨勢報告研究得怎么樣了？”陳毅一時沒反應過來，脫口而出：“九大報告已經定了方針，這還要研究嗎？”

周恩來當即點出了關鍵：九大報告是大政方針，但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需要有更細致、更具體、而且有預見性的分析。毛澤東之所以把任務交給四位老帥，看重的，正是他們在長期戰爭中形成的戰略眼光，而不是只要他們去重復大會精神。

眼看任務必須真正落到實處，有豐富實戰經驗的老帥們，在搜集國際信息、把握世界動態這些細致活上，確實需要一位熟悉外交和情報、又有文字功底的人協助。周恩來想到了熊向暉，把他派去為四位老帥當“參謀”和“助手”。

熊向暉的經歷很特殊：既在敵營摸爬滾打多年，又在新中國的外交體系中工作，外語過關，對美國、蘇聯等國家的情況掌握得比較全面。這種復合背景，恰好彌補了四位老帥在“信息渠道”和“資料整理”上的不足。

從那以后，每到周六，四位老帥就會在一起開小會，討論的焦點非常集中：一是中蘇關系，二是中美關系。會議上，觀點碰撞不斷，有時甚至爭得面紅耳赤，但方向是明確的——要從當時的國際棋局里，找出中國可能的主動空間。

討論結束后，由熊向暉負責整理，把四位老帥共同形成的判斷寫成報告，先報周恩來審核，再報送毛澤東。這套機制運轉了一段時間，最終形成了一份重要的分析文稿——《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

這份報告里，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判斷：從表面看，中美、中蘇之間矛盾尖銳，似乎難以調和，中國像是兩面受敵的局面。但如果把視野拉遠，就會發現，美蘇之間同樣存在激烈的矛盾，而且這種矛盾的深度和廣度，很可能超過中美之間的矛盾。換句話說，美國在全球格局中，為了對付蘇聯，有可能主動尋求和中國緩和關系，甚至推動接觸。這，正是一扇可以利用的門。

在此基礎上，陳毅向周恩來提出了“打開中美關系”的建議。這個建議，后來被證明極具遠見。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抵達北京，開始正式訪華，中美關系由全面對立走向接觸，拉開了新階段的序幕。

這些大事背后，有太多人在默默用心力。對熊向暉而言，能在這份戰略分析工作中與葉劍英等老帥長期接觸，不得不說是一次重要的“機緣”。他親眼看到葉劍英在復雜局勢中冷靜權衡、慎重判斷，也看到這位老帥在軍事之外，對國際棋局有自己深思熟慮的一套看法。

時間久了，熊向暉心里對葉劍英生出一種發自內心的敬重。他有機會就去葉劍英家中看望，談事情，也談學問。兩人相處日漸融洽，有時葉劍英向他請教國際問題，有時又把他當晚輩看，直接點出某些判斷的優劣。雙方既是上下級，又像師友。

二、茅臺、詩句與“京戲片”：葉劍英與熊向暉的私人交往

從1969年這段“研究國際形勢”的合作開始，兩人的關系逐漸走近。1972年以后，中國外交開拓步伐加快，駐外使節的選派尤為關鍵。同年8月，熊向暉被任命為中國駐墨西哥首任大使，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遠在拉美，環境陌生，工作又繁瑣緊張，難免會生出幾分思鄉之情。有一段時間，熊向暉惦記起國內的茅臺酒，這種惦記，既是對酒，也是對故土的味道的一種想象。葉劍英聽說這件事后，不罵他“饞酒”，反而頗有興致地寫了《夜宴》中的兩句詩送他：“頻移杯影瀉忘醉，幾次瓊香對笑論。”既是打趣，又帶著一點會心的理解。

1973年5月，熊向暉回國述職。工作結束，準備再次赴任離京之前，葉劍英特意派人去為他送行。陪同人員手里，提著五瓶茅臺。這五瓶酒，并非普通禮數，而是葉劍英平日里自己也舍不得隨便動用的“珍藏”。

除了酒，還有一封字跡遒勁的信：

“向暉同志，聞將遠行，特贈茅臺五瓶。倘異國思鄉，酌此酒一杯，念曹詩兩句‘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當助你化離思為斗志也。祝一路平安。”

字不多，卻寫得極有分寸：既理解“思鄉”，又提醒“斗志”；既像長輩，又有戰友之間的直率。有意思的是，這樣的囑托，不是簡單的客套，而是把一瓶酒，上升到了精神提醒的層面。熊向暉對這份心意極其在意，將五瓶茅臺和這封信一起珍藏起來，連打開的念頭都沒有。

不久之后，他回國任職，和葉劍英的見面機會大大增加。到1974年，他們之間的交往，已經不局限于工作商量，更多時候，會聊聊局勢，聊聊人物，偶爾也談談戲曲。

1974年6月，熊向暉去葉劍英家中，一進門沒多久，話題自然談到了周恩來。那段時間，周恩來的身影在公開場合明顯少了。熊向暉心里有疑惑，脫口問道：“總理最近在忙什么？怎么這么長時間沒見他？”

葉劍英沉默了一下，嘆了口氣：“兩年前，總理檢查出了病癥，可他一直堅持工作。現在，身體確實撐不住了。毛主席和中央決定，讓他住院治療。6月1日，總理搬到305醫院了。醫生都很盡心，只是……總理畢竟是七十六歲的人了。”

說到這里，他沒有講出“癌癥”兩個字，但神情里的憂慮很難掩飾。熊向暉心里清楚，問題恐怕沒有表面說得那么簡單。那之后的日子里，關于周恩來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多的消息在北京高層之間悄悄流轉，但對大多數干部來說，仍然是難以觸及的機密。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消息傳來，整座城市仿佛被按下了靜音鍵。葉劍英深感悲痛，主動打電話給熊向暉，把他叫到身邊，談的更多是內心的沉重和對局勢的隱憂。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階段，上層權力運行充滿緊張，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卷入風波。

2月2日，中央發布“一號文件”：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這個內容一出，很多了解內情的人都愣了一下——葉劍英什么時候“病了”？熊向暉也是其中之一。他想起不久前見葉劍英，對方身體看著還算硬朗，哪像突然“病重”的樣子？

帶著疑惑，他趕忙去葉劍英家里看望。大門打開，見到的不是臥床不起的病人，而是一位精神尚可的老帥。葉劍英見到他，反倒先開口：“我要給毛主席寫信，報告我還能工作。”語氣里透出一種不服老，也不愿被人“邊緣化”的堅定。

中午，葉劍英專門交代廚師，拿出家中最好的一桌菜，酒也不差。他把熊向暉留下，一邊吃一邊聊，談軍事、談外交、也談當前微妙的局面。氣氛不輕松，卻有一種老友間難得的暢快。

飯后，他沒有讓熊向暉立刻離開，而是帶他走進一間布置得像小會議室的房間。屋里拉著一張寬大的白幕，上面投影設備已經準備好。葉劍英壓低聲音，略帶神秘：“今天給你看一出京戲片。”

燈光一暗，片頭一出來，熊向暉一看題目，是譚富英演的《空城計》。葉劍英笑著湊近他說：“這還是我從毛主席那里借來的，借光了。”一句“借光”，聽著輕巧，卻也透露出他們當中那種特別的信任關系。熊向暉順勢接了句：“那我也算是借光了。”兩人相視一笑，在那個緊繃年代里，居然難得地笑出了聲。

這頓飯，這一場戲，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私下交流，其實背后有相當深的意味。《空城計》講的是諸葛亮兵力空虛，卻用一座“空城”嚇退司馬懿，靠的是膽識、判斷和對對手心理的精準把握。葉劍英挑這出戲，選在那個時間，讓熊向暉一起看，很難說只是“愛看京劇”那么簡單。

而多年以后，當熊向暉回憶起這一幕，難免會把它同隨后發生的一連串大事聯系起來。1976年里，周恩來離世，朱德逝世，毛澤東也在9月去世。高層形勢急劇變化，各種力量角逐暗流洶涌。在這種大氣候下，葉劍英的每一個動作，每一次談話，乃至每一次放映京戲片，多少都帶著某種隱約的用意。

到了10月9日晚上，葉選基那通電話打到熊向暉家，內容不必多言，只需一句“好消息”，含義就很清楚了。對不少知情者來說，那是壓抑許久的一口悶氣，終于有了出口。

掛斷電話后，熊向暉心里翻涌。他叫醒妻子，吩咐：“把幾年前葉帥給的茅臺拿出來。”妻子知道這酒來歷不凡，一直被當作珍藏品小心收放。那天，她輕手輕腳取出酒，小心地放到桌上。

熊向暉親自打開，倒上一小杯，一仰頭喝下去。那一杯，不是為自己，而是敬那位在關鍵時刻站出來的老帥。這瓶酒，從1973年被珍藏到1976年，終于被打開，時間點本身，就說明了很多東西。

三、從“請他出來做事”到幾次“想退休”：熊向暉與葉劍英的另一重聯系

戰爭硝煙散去之后，一個人的價值并不會立刻消失，反而會在新的領域里顯露出另一種面貌。熊向暉后來的人生，印證了這一點。

進入八十年代，國內形勢已經和六七十年代大不相同。改革開放啟動，對外開放的格局剛剛展開，經濟建設成為中心任務。與此同時，一批經歷過戰火和政治風雨的老干部，也到了該退下來的年紀。

1982年，熊向暉已經在調查部副部長、統戰部副部長等崗位上干了多年。按常理說，這個時候提出退下來，在組織上并不算突兀。他向中央提出申請，希望從這些職務上退下，回家整理材料，把自己一生的經歷系統梳理一下，形成文字。以他的經歷來看，這樣的計劃并不夸張，回憶錄也確實有保存歷史細節的價值。

就在他以為自己將要安靜下來時，10月的一天，電話又一次打亂了他的安排。這一次，是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長榮毅仁親自打來：“向暉同志，我想來拜訪你。你要到中信公司來領導我們了，中央已經決定，讓你擔任中信的黨組書記。”

這樣的消息，對剛提出退下來的熊向暉來說，無疑是出乎意料。他此前對中信的情況了解有限，更沒聽說自己要去擔任領導職務。一頭霧水之下，不多久，中組部的人上門談話，來意就很明確：組織上已經作出考慮，問他有沒有困難。

在那次談話中，他才弄清楚，這事背后是有“推手”的——葉劍英和聶榮臻。兩位老帥得知熊向暉打算退休，便向中央提出意見，大意是：熊向暉不但有才干，而且在老干部中年紀還算偏小，讓他提前退下來，有些可惜，“應該出來做事”。

這句話分量不小。葉劍英、聶榮臻都是資歷極老、威望很高的領導人，他們的意見，在當時的組織決策中具有一定影響力。可以說，是這兩位老帥，再一次把熊向暉“推”到了一個新的崗位上。

1982年10月9日，熊向暉正式被任命為中信黨組書記、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這一日期，恰好也是六年前葉選基打電話給他的那一天，時間上的巧合，耐人尋味。

中信，全稱“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是改革開放初期為引進外資和技術，由榮毅仁創辦的一家重要機構。它既是企業，又承擔著一定的探索性質，類似一座橋梁，把中國同外部資本、技術、項目連接起來。從無到有，中信走的每一步，都頗為艱難。

到了熊向暉上任時，中信面臨一個非常現實的矛盾：機構精簡和實際工作量不匹配。根據一開始的設想，中信作為國務院直屬部級企業，編制人員定為六十人。可是，隨著業務不斷擴展，實際在崗人員已經達到兩百零六人，名義上屬于嚴重超編。問題在于，從中信承擔的任務和項目看，這點人手又明顯不夠用。

當時，整個國家機關系統都在強調“精簡機構，壓縮編制”。在這種大氣候里，說要“擴編”，聽上去就像逆勢而為，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扣上“搞特殊化”的帽子。中信這種既不完全是傳統意義上的部委，又不完全是普通企業的單位，情況更微妙。

這種尷尬局面，需要一個既懂政策，又有足夠膽量，還能在各系統之間穿梭協調的人出面。熊向暉的經歷，恰好讓他具備了這些條件。他曾在隱蔽戰線、外交戰線和統戰、調查部門工作過，對方方面面都不陌生，人際關系也比較寬。

上任后，他和榮毅仁商量，對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情況，說明現實矛盾。隨后，熊向暉提出一個極有力度的設想：在人手方面，當前存在的問題不是“人多”，而是“人不夠干事”。與其被動挨批，不如主動向國務院提出，將中信的正式編制擴充到八百人。

這個數字一提出來，連榮毅仁都有點猶豫。畢竟在縮減編制的大背景下，喊出“八百”的數目，聽起來很驚人。榮毅仁不禁問：“這么多，會不會太冒險？”兩人來回權衡，試圖在現實需要和政策氣氛之間找平衡。經過討論，他們把數字調整為五百人，寫成正式報告向國務院申請。

在這個過程中，熊向暉承擔了大量看不見的協調工作。他不斷出面同相關部委和國務院有關領導溝通，用具體數字和項目去說明問題，用中信在對外經濟技術合作中的特殊作用，去解釋“為什么需要更多人”。不得不說，這種工作非常考驗耐心與分寸感，既要堅持原則，又要注意態度和方式。

國務院后來專門召集有關部門商量，分析利弊，最終同意中信擴編，只是將人數定為四百人。雖然沒有達到五百，而且更遠未到最初設想的八百，但從原有編制六十人一下擴充到四百人，已經是相當可觀的突破。這在當時精簡機構的大背景下，確屬特例。

在中信工作期間，熊向暉不止一次表現出這種“會想辦法”的風格。中信這種新型公司，很多規章、模式都需要自行摸索，他常常利用以往在外交、統戰等崗位上積累的經驗，幫助這家年輕的機構理順內部關系，處理對外合作中的問題。榮毅仁曾評價他：“掌握黨的政策，善于出主意、想辦法，我們合作得很愉快。”

有趣的是，熊向暉在職務上不算“戀棧”。1983年6月9日，他剛到中信工作不到一年，又一次向中央打報告，表示有退休之意，想離開崗位。這個想法傳到榮毅仁那里，對方有點著急，趕緊給國務院寫信，說得非常直接：向暉同志到公司九個月來，貢獻很大，各方面配合好，“懇請中央不要批準他離休。”

不僅榮毅仁，中信不少干部聽說熊向暉可能要離開，也紛紛表示挽留。人心這種東西，很難偽裝。能在短短數月里讓下屬、同事都舍不得你走，說明他在公司確實付出不少，辦事也有公信力。

在這種情況下，他只得繼續留下來。時間一點點往后推，到1985年8月，他辭去中信黨組書記職務，只保留副董事長的身份。1989年1月，他才正式離休，真正從臺前退下。當時，他已經年逾花甲，經歷了戰爭年代、政壇風云、對外開放多個階段，可謂見證了新中國從浴火到探索的多個關鍵轉折。

回頭看熊向暉與葉劍英這段關系，從1969年的那次“研究國際問題”的召集，到之后的戰爭形勢分析，再到中美關系突破，已經有一個層面；從周恩來病重期間的那頓飯與那場《空城計》，又是另一個層面的信任；到了八十年代初，在國家進入改革開放新階段時，葉劍英與聶榮臻聯名“把他再推出來做事”，則多了一重“看重后輩”的意味。

那瓶茅臺酒，像一條線，把這幾段看似不同的經歷串起來：它見證了葉劍英對熊向暉這個晚輩的器重，見證了他們在那段緊張的歲月中建立的信任，也見證了一個老情報員、老外交官，在新時期經濟建設領域發揮的另一種作用。

1976年那個深夜里，當熊向暉端起葉帥曾贈的茅臺，一飲而盡時，杯中酒早已不只是發酵的高粱，更多是那些年沉淀下來的心思和分量。這杯酒沒有豪言壯語，也沒有儀式安排，卻清楚地標記了一個時代風向的微妙轉折，以及幾位老一輩革命者之間，既低調又堅實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