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飛行員駕殲-6叛逃蘇聯，最后是否受到了懲罰？

1990年8月25日這一天，在黑龍江某軍用機場的跑道旁，塔臺值班員突然意識到：那架按計劃應當返場的殲6戰斗機，遲遲沒有出現在預定航線上。當天的天氣并不復雜，飛行計劃也十分常規，可飛機的信號卻在雷達屏幕上慢慢偏離了原定航路，離邊境線越來越近。

“是不是迷航了？”有人低聲問。

值班軍官緊緊盯著雷達屏幕，只回了一句：“按程序上報。”

誰也沒有想到，這一次看似普通的巡邏飛行，很快被證實為新中國成立后最后一次飛行員駕機叛逃事件。飛行員名叫王寶玉，這一天，他駕駛著一架掛著八一軍徽的殲6戰斗機，闖向了蘇聯遠東方向的天空。

有意思的是，就在一年多之前，他還被所在航空團列為“重點幫帶對象”，機關的評價是：飛行技術可以，政治上有問題，黨性不夠堅決。誰都知道，這樣的評語，絕不是一句客套話。

一、從“尖子苗”到“重點幫帶”

要說王寶玉的故事，還得往前倒十年。

1980年，他只有18歲，剛從地方中學畢業，就以不錯的成績考入空軍某航空學校。當時空軍在全國年輕人心目中，是非常讓人羨慕的兵種，穿上飛行服，走上跑道，算得上一個農村或者小城市青年命運的巨大轉折。

王寶玉的學習能力確實不差，在航空學校階段，理論課成績一直排在前列。飛行基礎訓練中，他接受新技術、新方法也很快，教員給他的評價是“悟性好、腦子靈”。在校幾年，他很少在技術課上掉隊，這一點，在同一批學員里并不多見。

1984年，王寶玉因為成績不錯，又主動要求進步，被推薦加入中國共產黨。對一個年輕飛行學員來說，這是不小的榮譽。畢業分配時，他被分到黑龍江某航空團，成為一大隊的一名飛行員，飛行機型是當時空軍數量較多的殲6戰斗機。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時間節點其實很關鍵。1985年，在鄧小平的決策下，人民解放軍開始實施“百萬大裁軍”。很多陸軍部隊編制緊縮，但對空軍來說，地位反而更加凸顯，裝備更新有計劃，訓練也在往實戰化方向推進。對王寶玉這批年輕飛行員而言，只要腳踏實地，正常成長空間并不小。

從表面看，他的起點并不低：有學歷，有技術，有黨組織關系，加上空軍這個大環境，前途可以說非常明朗。

問題出在性格上。

王寶玉自尊心極強，自我感覺也很“良好”。他始終認為自己是“高材生”，飛行理論扎實，駕駛技術不差，理所當然應該得到重用和優待。日常生活中，他與戰友之間來往不多，不太愿意參加集體活動，訓練之余常一個人待著。遇到有的戰友文化水平不如自己，他心里多少帶點輕視。

在軍隊這種強調團結協作、強調組織紀律的環境里，這樣的性格很容易被注意到。政治機關和基層干部并不缺少觀察人、看人的經驗，尤其是對飛行員這樣的關鍵崗位人員，更是格外敏感。時間一長，王寶玉“孤僻”“驕傲”“不善與人溝通”的印象，就越來越明顯。

為了不讓這個技術條件還可以的飛行員滑到“問題邊緣”，團里的政治處開始有意識地做工作。領導找他談心，戰友主動靠攏，生活上盡量關照。可以說，從組織層面，并沒有把他簡單地當作“刺頭”，而是想把他拉回來。

在這些努力下，王寶玉的狀態一度有所好轉。他在公開場合的表現收斂了不少，也愿意和部分戰友聊天交流，訓練上依然保持正常。表面看，一切似乎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可遺憾的是，他心里那種強烈的個人得失觀和偏激的性格，并沒有真正改變，只是暫時被壓了下去。一旦遇到刺激，很快又會反彈。

二、提干受挫與“家屬隨軍”

轉折出現在提干與家屬隨軍這兩件事上。

在部隊，“提干”意味著從普通軍官、戰士往指揮崗位走，是一個不小的關口。大概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王寶玉所在部隊組織了一次干部選拔與晉升。按他的設想，自己是飛行員，又是黨員，飛行成績還不錯，這一次應該輪到自己“往前走一步”。

偏偏結果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樣。

同期的一些同學、同批進隊的飛行員，有的被提拔，有的走上了更高一級崗位，而王寶玉的職務沒有變化，依舊是普通飛行員。對一個平和的人來說，這也許只是一個尚需努力的信號，但對王寶玉這樣自尊心極強、性格偏激的人，就是難以接受的“打擊”。

部隊的提干標準，在當時主要看幾個方面：飛行技術、理論水平、身體狀況、政治表現以及心理素質等。技術只是其中之一，能不能帶人、能不能在關鍵時刻扛得起責任，同樣重要。王寶玉在技術層面雖不算差，但在心理性格一欄，領導心中自然有“問號”。

從組織角度看，這樣的人如果提前放到指揮崗位，未必是好事。提干工作需要綜合衡量，不能只看成績單，更不能只看個人意愿。這些道理，在部隊并不是什么秘密。

不過，這些背后的考慮，王寶玉并不愿承認。他更習慣從“別人不公”“領導有成見”的角度去理解，情緒一點點積累，慢慢演變成對組織的不滿。

1988年，家屬隨軍的問題又一次觸動他的神經。

那會兒正值改革開放深入推進，軍隊“百萬裁軍”也在繼續，部隊編制調整頻繁，家屬安置指標十分緊張。王寶玉提出希望妻子能辦理隨軍，來到部隊所在地。機關根據當時的政策與實際情況，只能給出一個簡單答復——“等”。不是拒絕，而是需要排隊，需要按順序處理。

對很多軍人家庭來說，這是極為常見的情況。當時不少單位，排在前面的都是老干部、老功臣或者家庭情況更艱難的同志，普通干部往往要忍受多年兩地分居。大多數人雖然難免有情緒，但也能理解政策約束，選擇服從。

王寶玉卻把這句話聽成了“故意刁難”。在他看來，自己飛得多，技術也不錯，又是黨員，按理應優先照顧，機關卻只是“等一個字”，他就認定這是領導對自己“有看法”，心理上的怨氣又重了幾分。

為了穩定這名飛行員，也為了顯示對技術骨干的關懷，過了一段時間，上級還是想辦法，將王寶玉的愛人安排到了師部機關工作，實際上已經給予了不小的照顧。

但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

愛人到了師部后，王寶玉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希望自己也能調動到師部所屬的空軍單位，那樣就能夫妻在一起，不再分離。他特地去找一位曾經幫助過自己的老領導，這位老領導當時已經是副師長。

據回憶，那次談話的氣氛并不輕松。老領導聽完他的要求后，并沒有順著說好話，而是直接指出問題：“王寶玉同志，你是黨員，要有全局觀念。部隊安排有整體需要，你不能只盯著自己的小家庭。這是一種缺乏黨性的表現。”

王寶玉表面上只能說“知道錯了”，心里卻更加不服。他覺得自己付出了很多，卻沒得到相應的“回報”，這種強烈的個人得失計算，進一步加深了他與組織之間的隔閡。

不得不說，從提干落選到家屬隨軍風波，兩次挫折疊加在一起，讓他原本就不穩定的心理狀態變得更加敏感。而這，正是后面那一步極端行為的心理背景。

三、西方迷思與叛逃路線的選擇

情緒積壓久了，如果沒有正確引導，很容易往奇怪的方向發展。就在這種背景下，王寶玉開始接觸一些西方書籍和材料。

那是八十年代末，改革開放已經展開十年左右，社會上各類書刊比過去多了不少，介紹西方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的內容，也逐漸多了起來。有的材料比較客觀，有的則帶有強烈傾向性，刻意渲染“西方的一切都優越”，把現實問題簡單歸因于制度差異。

一個心理上本就偏激，又對現實有諸多不滿的人，長期接觸這些東西，很容易被里面那套“完美圖景”所吸引。王寶玉就這樣，一步步被“西方高度發達、個人絕對自由”的說法勾住了心思。他開始在心里構建一個想象中的“新世界”：那里機會很多，自己只要過去，就能“重新開始”。

在這一階段，他的思想已經明顯偏離了一個軍人應有的立場。飛行員這個身份，本身就意味著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和政治可靠性，而他卻在反復琢磨如何“離開”。

不得不說，他的現實判斷也出現不少偏差。

有趣的是，在叛逃目的地的選擇上，他經過了一番“算計”。從地理條件看，他所在部隊在東北，離蘇聯遠東地區距離較近；從思路上看，他希望最終能去美國，就產生了一個念頭：先飛到蘇聯，再從蘇聯轉赴美國。

在當時，兩岸關系已經開始緩和。蔣經國主政后，對以往以“叛逃者”為工具的做法逐漸收緊。1987年，兩岸開始民間交流，一些舊有的“優待叛逃”政策事實上已經靠邊站。王寶玉也明白，飛往臺灣的風險極大，即便僥幸抵達，也不見得能得到他期待的待遇，還有可能被遣返。

這樣一來，他把目光轉向了緊鄰黑龍江的蘇聯領空。他主觀上認為，中蘇關系雖然在改善，但蘇聯和美國都是“西方陣營”，似乎更容易借道。問題在于，這個判斷完全忽略了一個現實：1990年前后，蘇聯內部已經矛盾重重，對外關系復雜，與美國之間既有接觸又有尖銳對立，而與中國剛剛恢復正常化關系不久，在重大戰略問題上并不會輕易做出損害雙邊關系的選擇。

可以說，王寶玉在叛逃路線的“設計”上，既沒有深刻理解國際格局，也缺乏最起碼的政治敏感，只是被一些片面的材料牽著走，自以為找到了“捷徑”。

1990年夏天，他的想法一步步從幻想變成計劃。

那是一年里普通的一天，飛行計劃照常下達，他執行的是正常的巡邏任務。看上去一切照規矩進行，飛機加油、檢查、滑行、起飛，過程沒有任何異常。殲6戰斗機推力不算大，但飛跨邊境線綽綽有余。在起飛后不久，他就在空中悄悄改變航向，朝著蘇聯方向飛去。

地面雷達很快發現情況不對。飛行軌跡偏離，長時間沒有按照程序聯絡，這在空軍監控體系中是極其敏感的信號。地面指揮起初考慮到可能是儀表故障或者飛行員迷失方向，迅速向上級報告，請求進一步核查。

很快，更多信息被匯總，綜合判斷后，才意識到這極有可能是一起蓄意叛逃事件。

對于一個長期訓練有素的飛行員而言，要做到“假裝意外”其實并不容易。航向、油量、飛行高度，都會在監控中留下痕跡。王寶玉之所以敢冒險，顯然高估了自己的隱蔽能力，也低估了國家掌握信息的能力。

四、引渡回國與法律審判

事件發生后，中方迅速啟動外交渠道。此時中蘇關系已經比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緊張時期緩和不少，雙方高層都有溝通渠道。飛行員駕機叛逃這種事情，對任何一個大國來說都是敏感問題，如果處理不當，會帶來軍事和政治上的連鎖反應。

蘇聯方面很快確認：一架中國殲6戰機未經許可進入其空域，并在遠東地區某機場降落，飛行員自稱來自中國空軍，要求“政治避難”。從蘇方的立場來看，接收這樣一名叛逃者，既得不到什么實際軍事好處，反而可能影響剛恢復不久的中蘇關系，增添不必要的麻煩。

有資料顯示，8月26日，中蘇兩國外長在磋商后，很快達成共識。蘇方在短時間內做出決定，將該飛行員移交中方。為了避免節外生枝，蘇方在實際操作時采取了較為嚴密的方式：用布蒙住王寶玉的眼睛，護送他登上中方的飛機，把人完整交還。

從他駕機飛往蘇聯到被送回中國，前后不過兩三天時間。他原本設想通過蘇聯再去美國的全套計劃，還沒來得及展開，就徹底破產。可以說，不僅叛逃行為本身構成嚴重犯罪，而且從行動效果看，也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失敗。

回到國內之后，軍方和司法機關對他的行為進行定性與調查。飛行員叛逃，尤其是駕機叛逃，牽涉到的是極為嚴重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安全問題。戰機的性能參數、作戰部署、飛行程序，哪怕只泄露一部分，都有可能給國家安全帶來隱患。

根據當時的法律和軍事法規，他的行為被認定為叛國。經過嚴格的審理程序，王寶玉被判處死刑。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最后一例飛行員叛逃被依法處決的案例。

有一點需要強調，外界有時會想象叛逃者在國外會得到“高待遇”，會被當成籌碼、工具長期利用。但在這一事件中，蘇聯的態度非常明確——不愿為一個叛逃者與中國之間制造新的矛盾。對方沒有把他視作“籌碼”，而是按照大國之間的現實利益做出選擇。這一點，本身就說明了一件事：把個人命運建立在幻想式的“政治投靠”上，從一開始就站在了極其脆弱的基點上。

事件發生后，中央軍委和空軍機關都給予高度重視。空軍系統針對飛行員管理、飛行制度、邊境空域監控等方面，進行了全面梳理和完善。一方面加強技術層面的管理與預防，另一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專門增加了警示內容，以此作為反面教材。

不得不說，從個人角度看，王寶玉的起點并不差，本可以沿著正常的軍旅路徑，一步步走上一個合格飛行員乃至優秀指揮員的道路。只是性格偏激，自我膨脹，長期缺乏對組織、對國家的認同，加之被外部片面宣傳影響，最終走向了極端，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對許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這樁發生在九十年代初的叛逃事件，其象征意義遠大于軍事層面的損失。它暴露的不僅是技術管理上的漏洞，更是個別軍人黨性修養、世界觀、人生觀的嚴重偏差。

有人說，一個飛行員要想真正長久地飛在祖國的天空，不僅僅要有過硬的技術，更要有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立場。王寶玉一路走來的曲折，恰恰說明，技術可以通過訓練提高，而在政治立場與價值選擇上走錯一步，往往就沒有回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