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國軍少將營救紅軍八萬余人，毛主席建國后親自囑咐尋找他！

1934年秋天，江西瑞金的夜色壓得很低，山間只有蟲鳴。幾里之外，昏黃的軍營燈火連成一片，國民黨部隊正在悄悄調動兵力。少有人想到，就在同一片天空下，有人正冒著生命危險，將一條足以改變歷史走向的情報，送往紅軍駐地。

那一年，是中央蘇區(qū)生死攸關的一年。國民黨“圍剿”步步緊逼，紅軍被困在狹小地區(qū)，補給匱乏，兵力懸殊。如果再出一點差池，中央紅軍很可能連“轉移”這兩個字都來不及寫在史書上。

有意思的是，這條關鍵情報既不是來自普通探子，也不是從戰(zhàn)場繳獲，而是從一位國民黨少將那里傳出，再通過一個“教書先生”的手遞進了周恩來手中。多年之后，毛澤東在北京特意交代一句：“一定要找到這個人。”這就把線索直接扯回到幾十年前那個風云激蕩的廣東青年身上。

這個人，便是國軍少將莫雄。

一、從“救蔣”到“斗蔣”：一位少將的路越來越窄

莫雄1891年出生在廣東英德，一個普通農家。家里并不寬裕，他卻從小膽子極大，性情直爽，說話做事都不拖泥帶水。因為交友廣、路數雜，人送外號“五色將軍”，意思是這人哪條道上都能說得上話。

1907年前后，清廷的統(tǒng)治已經千瘡百孔，廣東新思潮涌動。16歲的莫雄在廣州接觸到革命宣傳，心里憋著一口氣：與其一輩子窩在鄉(xiāng)下，看人臉色過日子，不如拼一把。沒多久，他就通過關系加入了同盟會，在當地新軍中謀得一個位置，暗中配合革命黨人活動。

武昌起義爆發(fā)后，南方局勢劇烈震蕩。莫雄緊跟孫中山，參與討伐軍閥、護法運動，在戰(zhàn)場上多次立功，很快進入孫中山的視野。那時候的他，只想著兩件事：一是“反清”，二是“救國”。至于以后政局會怎么變，還遠遠沒到他考慮的層面。

真正改變他一生命運的，是1922年那次險些要蔣介石命的圍困。

那一年，北伐軍準備討伐吳佩孚。蔣介石被任命為大本營參軍兼粵軍第二軍總參謀長，負責大本營的安全。按常理，他在后方坐鎮(zhèn)，風險不算太大。偏偏桂林附近上萬土匪忽然集結，直接把蔣介石所在區(qū)域團團圍住。

蔣介石被堵在狹小地帶，人少勢弱，很快抵擋不住。情況緊急，他向粵軍第四獨立旅發(fā)出求援電報。但按當時部隊的機動能力，要在短時間內趕到，幾乎是癡人說夢。蔣介石心里很清楚，真要援軍趕不上，只能拼個魚死網破。

就在這種生死攸關的節(jié)骨眼上，莫雄率領兩個營的兵力，硬是從上萬敵軍的包圍圈中撕開一道口子，把蔣介石從刀尖下拖了出來。那一仗打得極險，莫雄也是從尸堆里殺出一條血路。

從那開始，兩人算是真正結下了“生死之交”。蔣介石對莫雄印象極深，不但記住了這位“救命恩人”，還在軍中對他格外器重。同年，陳炯明叛變，帶兵進犯廣州。身為梧州衛(wèi)戍司令的莫雄，帶著有限的兵力配合滇軍和桂系，把陳炯明部隊從廣州趕了出去。31歲那年，他從中校營長直接被提升為少將旅長，仕途看起來一片光明。

照理說，這樣的人，按正常路線走下去，要么在戰(zhàn)場上連功封將，要么在國民黨軍隊中高位穩(wěn)坐。但世事偏偏拐了個彎。

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內部矛盾迅速激化。蔣介石逐步掌握軍權，開始清除異己。1925年廖仲愷遇刺身亡，這起案件成了蔣介石整肅粵軍老將的由頭。許多跟隨孫中山起家的老部隊，都在這股風浪中被逼得七零八散。

莫雄的上司許崇智也被迫離開隊伍。緊接著，蔣介石假借許崇智名義，誣稱十一師為“反革命”，命令圍剿石龍駐地。莫雄即便心里滿是怒火，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槍，宣布部隊就地解散。

這一刀砍得很重。他曾拼命救過的那個人，如今反過來拿著“反革命”的帽子，對著他所在的隊伍揮拳。這種心理落差，不難想象。

1927年，莫雄去投張發(fā)奎，在廣州又當上了少將團長。張發(fā)奎一度舉起反蔣大旗，莫雄也跟著站到前臺。但1930年反蔣失敗，張發(fā)奎下野，勢力瓦解，莫雄只得退居上海，暫時隱身。

表面上是“賦閑”，其實對他來說，這一年才真正走到了人生的分岔口。

二、上海暗流與“鐵桶計劃”：少將轉身，關乎八萬多人的命

上海是個有趣的地方，越是表面繁華，底下的暗流越多。莫雄在這里遇到了一位“老同志”——原十一師政治部主任劉啞佛。兩人多年未見，一頓酒喝下去，話自然就多了。

劉啞佛了解到莫雄的困境后，主動牽線，讓他結識了中共上海地下黨人嚴希純、項與年等人。又通過關系，讓他和周恩來、李克農取得了聯(lián)系。

那幾年，國共關系已經破裂，形勢日益緊張。黨對新接觸的對象審查非常嚴格。莫雄有國民黨將領身份，和蔣介石、張發(fā)奎等人關系復雜，周恩來一方面看重他的能力和立場轉變，另一方面也必須顧及組織安全。

在多次交談中，周恩來談到革命目標和未來中國的前途。莫雄聽著這些話，心里有股很微妙的感覺——當年跟著孫中山喊“民主”“救國”，原本就是為了這種理想。現在倒好，孫中山去世，革命旗號被一些人拿去做別的文章，這種落差讓他難免有些憤然。

在這種氛圍下，他主動提出想加入共產黨。周恩來卻耐心勸他：“你還有特殊身份和關系，現在到黨內來，反而不好開展工作。留在黨外，利用現有條件，能幫的忙更多。”這話雖冷靜，卻很中肯。

莫雄想了想，答應下來。他知道，這是另外一種“入局”的方式，只不過這次不是舉旗公開亮相，而是隱在對手的隊伍里，打一場看不見硝煙的仗。

到了這一年年底，他通過宋子文重新在國民黨機關謀得職位。蔣介石見到這位舊日救命恩人回來，雖然心里略有疑慮，但念及從前，又正需要能打的將領，最終還是重用他，任命其為稅警總團總團長。

不久之后，蔣介石又將他派往江西，擔任德安地區(qū)專員兼“剿共”保安司令。這個任命表面上是重托，實際是要他在贛北地區(qū)當“先鋒”，配合對中央蘇區(qū)的“圍剿”。

莫雄拿到任命后，沒有急著動兵，第一時間反而去了一趟上海。他找到項與年等人，開門見山：“蔣介石讓我剿共，我偏要借他的手打他自己。”這句話說得不客氣，態(tài)度卻非常清晰。隨后，他把準備成立的機構名單遞給地下黨，希望由組織從中安插骨干。

在上海地下黨的支持下，一個以地下黨員為核心骨干架構的“剿共司令部”在1934年春天悄悄成型。莫雄是名義上的總司令，但很多重要工作由劉啞佛、項與年等人具體操作。這樣一來，對外是“圍剿機構”，對內卻變成了秘密配合蘇區(qū)的“保護傘”。

莫雄在贛北的行動，看上去很“賣力”。面上，他調兵遣將，與紅軍展開所謂“激戰(zhàn)”，逼迫紅軍‘撤退’；實際上，多是配合性的行動，給紅軍留下回旋余地。蔣介石遠在上方，看到報上戰(zhàn)果頻出，又有原來“救命之恩”的情面作底子，逐漸對莫雄信任到幾乎不設防。

就在這一切看似順利時，局勢突然起了新變化。

1934年夏天，蔣介石在廬山召集重要將領密議“最后一擊”。這次會上的重點，是一個后來讓歷史學界反復提到的“鐵桶計劃”。

按照這個構想，國民黨計劃出動約150萬兵力，配合270架飛機、200門大炮，把中央蘇區(qū)層層包圍，構筑一道幾乎密不透風的“鐵桶”。只要計劃順利實施，中央紅軍極可能被死死困在瑞金等地，連突圍的機會都未必有。

按原定安排，莫雄本來沒資格參加這樣級別的會議。但廬山在德安境內，再加上他與蔣介石的關系不一般，最終被特許列席。正是這個“例外”，讓他聽到了足以扭轉戰(zhàn)局的消息。

會后，他的心情可以想見。對于蔣介石的手段，他早有心理準備，但當所有部署具體到兵力數字、封鎖路線，甚至連封鎖時間都精細到日時，他才意識到，這次行動的殺傷力遠比前幾次“圍剿”要毒辣得多。

從廬山回到駐地，他立刻召集劉啞佛、項與年等人商議。沒有太多客套，幾人很快達成共識：必須把“鐵桶計劃”的核心內容傳到中央紅軍手中，而且要在行動開始前送到。

問題是，國民黨嚴密封鎖，普通情報方式很難躲過搜查。大家反復琢磨，想到一個看似笨拙，卻相對安全的辦法——用特制藥水，把詳細的計劃內容寫進字典之中。

他們準備了四本字典，利用隱形藥水，以極細小的字一筆一畫把“鐵桶計劃”的內容寫在書頁空白與夾縫里。這活兒一點不輕松，三個人輪流上陣，足足忙了一整天一整夜。藥水干后，從表面看只是一摞普通字典，連細看都察覺不出異常。

接下來就需要一個合適的人，把這幾本字典送進蘇區(qū)。這個人不僅要熟悉路況，還得能在層層搜查中不引人懷疑。猶豫再三，項與年主動提出來：“我去。就說是教書的，帶幾本字典很正常。”

這話一出口，房間里一時有些沉默。大家都清楚，這不是一次普通的“跑腿”，而是拿命換的信息。莫雄沉吟片刻，只問了一句：“你有把握嗎？”項與年笑得很輕：“路不好走，人總得走一趟。”

決定定下后，他們根據莫雄掌握的敵情，重新規(guī)劃路線，盡量避開重兵駐扎地。出發(fā)前，莫雄把準備好的通行憑證以及能利用的關系，一并交到項與年手中。形式上，他仍是一名國民黨地方長官送一個教書先生返回鄉(xiāng)下，外人看不出異樣。

項與年的行程極為艱難。白天，他盡量在偏僻處隱蔽，晚上摸黑趕路。能繞開村鎮(zhèn)就繞開，實在繞不開，就扮作在鄉(xiāng)下找教職的讀書人。餓了吃點干糧，與山間野果；渴了就就近喝山泉水。沒幾天，他那身“教書先生”的衣服就又臟又舊，和真正的窮教員沒什么兩樣。

更難的是精神壓力。沿途各村幾乎都駐有國民黨兵，盤查極嚴。字典放在竹簍最底下，外面遮著幾件破衣服，每次遇到搜查，他都得裝出一副唯唯諾諾的樣子，解釋自己在外教書多年，現在想回鄉(xiāng)。“教書匠”這種身份，說不起眼，卻是那個年代少有人特別在意的角色。

一路上，他整個人瘦了一大圈。到10月7日，總算在蔣介石“鐵桶計劃”全面啟動前，把這幾本看似普通的字典交到了周恩來和李克農手中。

周恩來見他時，幾乎認不出這個老戰(zhàn)友。項與年的臉被日曬風吹得黝黑消瘦，眼中全是血絲，卻仍然十分清醒。他把字典遞過去，只簡單說了一句：“全部都在里面。”周恩來翻看幾頁，又聽他講完具體情況，才完全明白這次行動的分量。

當周恩來感謝他時，項與年反而擺擺手：“要謝還是該謝莫雄兄弟，要不是他從廬山帶出這個消息，我們現在還被蒙在鼓里。”這話一點也不夸張——沒有這條情報，中央紅軍很可能在瑞金附近遭到全面包圍，后果不堪設想。

情報很快被整理上報中央。中央隨即調整部署，抓緊時間組織戰(zhàn)略轉移。紅軍部隊利用靈活機動的小股兵力牽制敵人，掩護主力悄然撤出原有陣地。等到蔣介石按照“鐵桶計劃”完成合圍時，中央紅軍已經甩開包圍圈，踏上了漫長而艱苦的長征之路。

這一進一退之間，八萬多名紅軍官兵擺脫了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表面上看，是紅軍果斷實施戰(zhàn)略轉移；背后支撐這一決策的，正是那幾本被汗水浸濕過的字典，以及那個從廬山走出來的少將。

三、風雨之后的相逢：一紙囑托與遲到二十多年的握手

“鐵桶計劃”落空后，蔣介石自然怒不可遏。他一方面將責任推給手下指揮，另一方面也在暗中追查情報泄露的根源。莫雄身在其中，壓力驟然陡增。

從那以后，他一邊掩飾自己的真實態(tài)度，一邊利用職權便利繼續(x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他也多次在抗戰(zhàn)前線奔走，身份依舊是國民黨將領。但由于之前的“反蔣”經歷和錯綜復雜的人脈，他在國民黨內部始終處在一種既被利用、又不完全信任的微妙位置。

日本投降后，國內形勢又發(fā)生了大變化。國共雙方力量對比開始傾斜，解放戰(zhàn)爭的帷幕逐步拉開。莫雄在這種局勢下，不便公開亮明身份，只能小心維持表面上的“舊關系”，悄然等待新的結果。

1949年新中國成立，天翻地覆。曾經在國民黨軍中任過多種職務的舊將領，有的遠走海外，有的選擇觀望，有的主動聯(lián)系新政權。莫雄的名字，在這一片復雜名單中一度并不起眼。

真正讓他的名字重新被提起的，是那份多年之前的情報。中央在整理黨史、梳理長征前后重要節(jié)點時，把“鐵桶計劃”被及時破獲這一環(huán)節(jié)再三核對，相關人員的回憶和記錄逐漸拼合成一張清晰的圖景。項與年等人的報告中，都不約而同提到一個關鍵人物——莫雄。

毛澤東在聽取匯報、閱讀材料時，對這位當年身在國民黨陣營卻冒險相助紅軍的少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點了一個明確的要求：“要設法把這個人找出來。”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各種事務堆在一起。但有關莫雄的線索，始終被一些人放在心上。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始多方打聽，通過舊識、通過香港的關系，一點點查找這位“躲在歷史縫隙里”的人。

經過多番周折，終于在香港找到莫雄的消息。這個曾經的“贛北剿共司令”，此時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1956年國慶前夕，他接到邀請，赴北京參加國慶活動。

那一次，他登上天安門，親眼看著新中國成立后的首都景象。對一位出身清末、輾轉辛亥、軍閥混戰(zhàn)、抗戰(zhàn)、內戰(zhàn)的老軍人來說，這種感覺，比普通旁觀者要復雜得多。

在安排的一次會見中，他見到了毛澤東。兩人并非舊交，卻因為一份情報和一段歷史，在精神上早已有某種聯(lián)系。毛澤東對他表示問候，也對他當年的冒險之舉給予肯定。這種肯定，并不是客套地講幾句客氣話，而是把他當作真正的同志和戰(zhàn)友來看待。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還專門安排了一場小范圍的見面會，讓莫雄和項與年等舊日伙伴重新坐到一張桌子上。多年不見，大家早已兩鬢斑白，但一談起那本寫滿密字的字典、那段黑夜中翻山越嶺的路，許多細節(jié)又清晰地浮上來。

這一幕，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這些人當年所做的事，很多連家人都不清楚，史書一時也記不全，但在真正經歷過那段歲月的人心里，卻從未被忽略。

此后，莫雄留在北京生活，盡其所能參與一些工作。嚴格說，他并不是典型意義上的“起義將領”，也不是在解放戰(zhàn)爭中大張旗鼓“倒戈”的人物。他的特殊之處在于，在關系極為復雜的陣營里，選擇冒著巨大風險做了一件對歷史方向有分量的事，而且一直沒有拿這件事當籌碼去換取名利。

1980年，莫雄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九歲。許多熟悉他身世的人知道，這個從廣東山鄉(xiāng)走出來的少將，其實完全可以走上另一條路——順著蔣介石的階梯往上爬，憑著軍功與交情，在舊政權中穩(wěn)居高位。但他在關鍵時刻做了與自身利益不符的選擇，這就讓他的人生多出了一層難得的厚度。

回頭梳理這段歷史，有一點不得不承認：長征的勝利，靠的是無數紅軍指戰(zhàn)員浴血奮戰(zhàn)、靠的是黨中央的正確決策，也同樣離不開那些在陰影里遞上一把援手的人。

莫雄、項與年、劉啞佛這些名字，在大眾視野中遠不如那些戰(zhàn)場上沖鋒陷陣的將領那樣響亮，卻在最危險的時候，為八萬多條性命盡到了一份責任。這種作用，說不上驚天動地，卻實實在在地改寫了后續(xù)的局勢。

那幾年，中國處在各種力量糾纏不清的洪流當中，有人順勢而浮，有人逆流而行。莫雄的選擇，是在浪頭之下悄悄調轉了一點方向。哪怕這一點看似極小，時間一拉長，偏差也會變成新的航線。

歷史終究記住了他，也記住了那句來自北京的囑托：“一定要找到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