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回顧人生經(jīng)歷：開除軍籍后他表示無怨無悔，對黨和人民負責

1949年初冬，華北平原的寒風已經(jīng)帶著刺骨的涼意。天津城外，一名中年將領踩著帶霜的土塊，抬頭望著遠處的城墻，沉默了很久。身邊的參謀輕聲說：“師長，這一仗打完，天就該亮了。”那人只是點點頭，把望遠鏡收起，轉身回到指揮所。這名將領，就是時任第四野戰(zhàn)軍135師師長的丁盛。

多年以后，他在被開除軍籍的境遇中回想這一幕，只說了一句：“這一生，無怨無悔。”這話聽上去平淡，卻是幾十年風霜打磨后的實話，不是客套，更不像客氣話。

讓人意外的是，這位在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屢立戰(zhàn)功的名將，最初走上革命道路，動機卻簡單得近乎“土氣”——說白了，就是想“吃上飽飯”。

一九三零年的那個夏天，江西農村的天空很悶。十七歲的丁盛正牽著牛，在山坡上轉來轉去。他家窮得揭不開鍋，地里刨不出多少收成。就在這一天，他遠遠看見一支身著灰布軍裝的隊伍緩緩走過鄉(xiāng)間小路，槍掛在肩上，步伐整齊，和村里那些衣衫襤褸的壯勞力完全不是一個樣子。

有人小聲說：“是紅軍。”也有人皺著眉頭：“跟了去，命就不一定是自己的了。”丁盛沒想太多，只是心里冒出一句話：“跟他們走，興許能活下去。”就這么一念之間，他牽牛的繩子往地上一丟，追著隊伍跑了過去。

那一年，他不知道這支部隊就是紅四軍第一縱隊，更不知道它的前身是參加過南昌起義的紅二十八團，只是稀里糊涂地報了名，從一個放牛娃，變成了紅軍通訊員。

有意思的是，后來回憶起來，他從來不說什么“崇高理想”，“少年壯志”，只淡淡一句：“家里太窮了，想出去找條活路。”話糙理不糙，很多那個年代的紅軍戰(zhàn)士，其實就是這么邁出第一步的。

一、從放牛娃到“紅軍學生”

剛到部隊，丁盛被分到通訊排。十七歲的年紀，身子骨硬朗，腿腳又快，特別適合跑信。那個時候，當通訊員可不是輕巧差事，山高路遠，敵情復雜，很多人一去就回不來。

他背著公文包，穿梭在密林、山溝與村落之間，給上級首長送作戰(zhàn)命令和機密文件。誰也沒想到，這種“跑腿”的工作，竟成了他人生第一個轉折點。

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后，部隊建制調整，他所在的單位被撤銷，丁盛被抽調到紅四軍政治部，繼續(xù)當通訊員。經(jīng)過幾年的血與火，他已經(jīng)不再是當年那個黑瘦的放牛娃，做事穩(wěn)當，腦子也活絡起來，被認為“靠得住”。

一九三二年，他被調到總政治部通訊排，當了通訊班長——這可不再是普通小角色。總政主任是王稼祥，他手里的文件，是要直接送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這些領導人那里的。那一年，他十九歲，已經(jīng)能獨立完成復雜的任務，還要負責帶人、安排行軍路線，承擔警衛(wèi)和勤務。

總政治部就一個通訊排，送信靠它，警戒靠它，臨時勤務也靠它。人不多，事卻不少。丁盛在這種高強度的磨礪中，慢慢進入了領導人的視野，也走進了王稼祥的心里。

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圍剿”期間，國民黨飛機狂轟濫炸。一次空襲中，王稼祥腹部中彈，彈片沒能及時取出，只能轉移到后方救治。護送任務，落在丁盛帶領的一個班身上。

從前線到后方，路程不算短，既要確保安全，又要防止敵人跟蹤。遠離了前線槍炮聲，一段相對安靜的時光，竟讓這位少年戰(zhàn)士得到了另一份意想不到的“恩賜”。

王稼祥躺在床上養(yǎng)傷，人一時閑了下來，倒騰出一根木棍，常常在地上寫幾個字，招呼丁盛：“你也學幾筆。”那會兒，丁盛文化程度不高，只認得幾個大字。王稼祥就這樣，一邊養(yǎng)傷，一邊用最原始的辦法教他識字、寫字。一個是帶傷的高級干部，一個是粗手粗腳的年輕戰(zhàn)士，地上劃來劃去，就勾勒出未來命運的另一條線。

這一段相處時間不長，卻影響深遠。王稼祥覺得這個年輕人腦袋靈，吃苦不叫苦，就主動推薦他去公略學校學習。畢業(yè)后，又親自寫介紹信，把他送到紅三軍團政治部工作。

后來丁盛晚年回顧，說得很實在：“王稼祥同志，是第一個要我學文化的人。”沒有這一步，他很難從一個“只會打仗”的戰(zhàn)士，成長為能夠承擔政治工作、后來又轉為指揮大兵團作戰(zhàn)的將領。

二、長征路上，既不是“播種機”，也不愿掉隊

進入紅三軍團之后，形勢一下子緊張起來。中央蘇區(qū)反“圍剿”斗爭接連失利，一九三四年十月，紅一方面軍開始戰(zhàn)略大轉移——長征。

到遵義后，紅軍進行整編，紅三軍團的建制被壓縮，由三個師縮編為四個團。原先的師長、政委下到團里當主官，團長政委再下到營一級。丁盛被編入第三軍團十二團二營四連，當指導員。

十二團這個番號，在后來許多戰(zhàn)士的回憶里，幾乎就是“能打硬仗”的代名詞。當時團長謝嵩，政委鐘赤兵，營里還有年輕的謝振華。多年后，已經(jīng)是少將軍銜的謝振華在醫(yī)院遇到丁盛，還笑著提起：“打婁山關的時候，你這個連打得不錯，跑得也快，沖得也快。”

婁山關戰(zhàn)役中，丁盛身先士卒，沖在最前面，結果右腿中彈，傷得不輕。按當時的政策，像他這種傷員，如果不能繼續(xù)行軍，組織會發(fā)幾塊錢，安排在老鄉(xiāng)家養(yǎng)傷。之后有人在當?shù)芈淞藨簦腥嗽跀橙饲褰酥杏龊Γ灿腥嗽俣饶闷饦專瑓⒓佑螕絷牎?/p>

后來毛澤東說：“長征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其中那句“播種機”，指的就是這些留在沿途各地的傷病員和老紅軍。他們扎根民間，把革命的種子撒在各個角落。

但丁盛不愿留下。他不想做那顆被“埋”在途中土地里的種子，而是死死咬著牙，拖著受傷的右腿，一路跟著部隊繼續(xù)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翻雪山，過草地，他一路扛了下來，最后和隊伍一同抵達陜北吳起鎮(zhèn)。

那條長征路，對很多人來說，是生與死的分界線；對丁盛來說，也是從“只知道往前沖”的戰(zhàn)士，逐漸成長為懂得隊伍、了解政治的干部的過程。

到陜北之后，他被送進紅軍大學學習。這所學校既講軍事，又講政治理論，還按照當時的條件盡可能補習文化。畢業(yè)不久，他被分到紅二十八軍二團擔任政治委員。這支部隊，曾由劉志丹帶領活動在陜北，后來在東征戰(zhàn)役中劉志丹犧牲，由宋時輪接任。

從放牛娃，到通訊員，再到團政委，時間不過七八年。但在這個驚心動魄的年代，命運翻轉實在太快。這個時候的丁盛，已經(jīng)不是當年的“小丁伙計”，而是一名能獨當一面的紅軍政治干部。

有意思的是，他這時還沒顯示出什么突出的軍事指揮才能，大部分經(jīng)歷，都集中在政工和組織工作上。真正讓他從“政工干部”變成有名的“戰(zhàn)將”，還得看后面的東北戰(zhàn)場。

三、從政工干部到第四野“拼命師長”

西安事變之后，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原來的紅二十八軍，集體并入新的建制中。到了1938年，八路軍第一二〇師三五八旅旅長宋時輪，奉命與鄧華一起組建“宋時輪支隊”，挺進冀東開辟抗日根據(jù)地。

宋時輪當年在紅二十八軍當軍長，所以一組建部隊，就自然把過去信得過的老部下找來。丁盛就在這一批人當中，被選入支隊，繼續(xù)擔任政工職務。

冀東地形復雜，敵情兇險，抗日力量基礎薄弱。宋時輪、鄧華努力了一年多，終究沒能在當?shù)胤€(wěn)住腳跟，被迫退回平西地區(qū)。1939年，延安派蕭克接替宋時輪擔任冀東抗日挺進軍軍長，部隊重新整合。這個時期，丁盛的職務是團政委，歸屬晉察冀軍區(qū)指揮，聶榮臻成了他的新首長。

平西、冀東這些地方，地盤不大，卻是抗戰(zhàn)時期非常重要的戰(zhàn)場。日軍掃蕩頻繁，偽軍復雜，游擊戰(zhàn)打得極其辛苦。丁盛在這里，既要抓思想工作，又要參與地方動員，經(jīng)驗越積越多。

到了1940年，他作為晉察冀方面的代表來到延安，準備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因為戰(zhàn)局和形勢，一再推遲，直到1945年才正式召開。這一等，就是整整四年。

這四年，他沒有回前線，而是在延安系統(tǒng)學習。政治理論、黨的建設、軍事課目、統(tǒng)一戰(zhàn)線……課程并不輕松。許多從戰(zhàn)場上打出來的干部，剛開始在課堂上坐不住，慢慢也意識到，這些看不見硝煙的東西，同樣關系到未來能不能打得贏、打得穩(wěn)。

丁盛后來回憶：“在延安這幾年，無論從哪方面講，收獲都很大，沒有虛度年華。”話語不華麗，意思卻很清楚——這段“沉淀期”，對他以后的人生影響極大。

1944年，聶榮臻從晉察冀來到延安向中央?yún)R報工作。見面時，一些晉察冀來的干部心里都有點急，覺得自己在后方待得太久，戰(zhàn)場上需要人，應該回去。聶榮臻了解他們的心情，經(jīng)過研究，把丁盛等人分配到教導第二旅。

這支教導旅來頭不小。一年前，國民黨制造摩擦，晉察冀軍區(qū)奉命抽調部隊到延安，擔負保衛(wèi)中央的任務，教導第二旅就是從晉察冀抽調出的精銳。旅長黃永勝，政委鄧華，丁盛被任命為教導二旅一團政委。

1945年，“七大”閉幕后不久，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戰(zhàn)局驟變，東北成了各方爭奪的新焦點。教導二旅一團在黃永勝的率領下，北上入關，開赴東北，丁盛自然也隨團出發(fā)。

部隊路經(jīng)張家口時，稍作整頓。這個間隙里，聶榮臻把丁盛叫到身邊，耐心地給他講了一番“一團的歷史”——這段話，丁盛后來牢記在心。

聶榮臻說：“這個團原來在中央蘇區(qū)是紅三軍，黃公略帶的部隊。后來整編為紅一軍團一師，這個團就是一師的一團。當年強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出自這個團二營；后來狼牙山五壯士，是這個團三營七連；黃土嶺打死阿部規(guī)秀的，也是這個團。晉察冀反掃蕩，擴大根據(jù)地，這個團都立過大功。”

說到最后，聶榮臻語氣沉了下來：“我為什么跟你講這些？就是要你到東北后關心這個團。這個團出干部，出過很多干部。到那邊，你們要擴軍，可以多編團、編師，但盡量保持這個團的原人馬、原建制，不要輕易拆散。”

簡單幾句話，其實把一支老紅軍部隊的精神血脈和傳統(tǒng)托付給了后來人。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年后，中央以這個團為基礎，組建了駐香港步兵旅，算是另一種延續(xù)。

到了東北后，局勢轉瞬即變。1947年4月，冀察熱遼軍區(qū)部隊改編為東北民主聯(lián)軍第八縱隊，黃永勝任司令員，后來段蘇權接任。這一次改編中，丁盛由政工干部轉為二十四師師長，真正走上了軍事主官的位置。

這一步轉變，說起來輕巧，做起來卻極難。許多政工干部并不擅長具體的戰(zhàn)術指揮，可丁盛偏偏在實戰(zhàn)中硬是闖出了名聲。遼沈戰(zhàn)役中，第八縱隊參與圍殲敵軍，他指揮二十四師在攻堅、追殲中表現(xiàn)突出，為戰(zhàn)役勝利立下不小的功勞。

遼沈戰(zhàn)役結束后，他被調任第四十五軍一三五師師長，隨第四野戰(zhàn)軍南下作戰(zhàn)。其間參加平津戰(zhàn)役，擔任攻打天津的主攻部隊之一，在城市巷戰(zhàn)中一連突破多道防線。1949年9月至10月，他率責一三五師參加衡寶戰(zhàn)役，奉命擔任“堵口”任務，抵住白崇禧部第七軍的突圍，打得堅決又干凈，因此在四野內部，被不少老兵稱作“拼命師長”。

有人這么評價丁盛：前半生做政工，后半場靠帶兵打出名堂，算是少見的“文武兼具”。這話未免簡單，卻抓住了一點——他敢于在關鍵時刻“換打法”，而且換得干脆，不拖泥帶水。

四、戰(zhàn)功之后，起落之間的那句“無怨無悔”

從1930年放牛時跟著紅軍隊伍跑出家鄉(xiāng)，到1949年在華中戰(zhàn)場連戰(zhàn)連捷，丁盛用了將近二十年，把自己從一個文盲少年，磨成開國將領的行列。

后面的故事，很多老兵都隱約聽說過。新中國成立后，他先后擔任軍、軍區(qū)主官，參加抗美援朝，在朝鮮戰(zhàn)場上又立下新的戰(zhàn)功。按常理說，這樣的軍旅生涯，足夠在歷史上留下平穩(wěn)而光彩的一頁。

然而命運從來不會只按“常理”走。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因“重大錯誤”受到嚴肅處理，被撤銷職務，開除軍籍。這樣的打擊，放在任何一位久經(jīng)戰(zhàn)陣的老將身上，都足夠沉重。

有關他的具體錯誤與處理過程，官方有過明確結論，這里不再贅述。需要強調的是，對錯誤的認定和處理，都是依照當時的組織原則和紀律要求進行的，絕不是空穴來風的傳言。

丁盛被處理后，生活狀態(tài)明顯落差很大。有一段時間，他在家中反復翻閱舊照片，尤其是戰(zhàn)友合影。有親近之人曾經(jīng)勸他：“老丁，你這一輩子打了那么多仗，功績誰都知道，心里別太堵。”

他沉默了好一會兒，才說了一句：“我這一生，對黨沒有虧心事，對人民也問心無愧。”這話并不是為自己辯解，而更像是一個老兵對過去幾十年風雨歲月的平靜概括。

回看他的軍事生涯，每一段都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

十七歲參軍，當通訊員，在反“圍剿”和長征中摸爬滾打，走出了最初的“兵味”。

在王稼祥的鼓勵下，從一個不識字的戰(zhàn)士變成有一定文化和理論基礎的“紅軍學生”，接觸政治工作，學會做思想動員和組織管理。

在晉察冀的平西、冀東根據(jù)地，從事長期、艱苦的抗日斗爭，接觸到復雜的敵我關系和群眾工作，積累了處理棘手問題的經(jīng)驗。

在延安學習四年，把零散的實踐經(jīng)驗，上升為更系統(tǒng)的認識。對于很多從戰(zhàn)場走來的干部來說，這是一次“打磨鋒刃”的過程。

入東北后，從政工干部轉為師長，先在東北民主聯(lián)軍第八縱隊戰(zhàn)斗，后在第四野戰(zhàn)軍中率部參加遼沈、平津、衡寶等一系列關鍵戰(zhàn)役，完成從“講政治”到“會打仗”的轉型。

這么一路走來，功勞確實不小，失誤也不是沒有，但他始終沒有否認過組織的處理，也沒有在公開場合為自己叫屈。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已經(jīng)年邁的丁盛曾經(jīng)給老首長聶榮臻寫信，為自己當年的案件申訴。聶榮臻了解情況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給予一定幫助。兩位老人在戰(zhàn)爭年代就結下的上下級關系，在晚年以另一種方式延續(xù)下來。

在許多老戰(zhàn)士的印象中，他并不是那種善于講漂亮話的人。談到自己的遭遇時，他會承認“心里不是一點都不難受”，但緊接著又補上一句：“跟那么多犧牲的同志比，我還活著，就不該多說什么。”

這一句話，聽上去樸素，卻透露出那個年代不少老兵共同的心態(tài)——對個人命運的起落，既有遺憾，也有認命；對曾經(jīng)走過的革命道路，既有反思，也不后悔。

從某種意義上看，他所謂的“無怨無悔”，并不是說自己這一生完美無缺，而是認為，在國家和民族最危險、最需要人挺身而出的那些年，他沒有逃避，也沒有退縮。無論是放牛娃跟著隊伍走的那一步，還是拖著傷腿不愿當“播種機”的那股傻勁，抑或在東北戰(zhàn)場改換身份當師長時的那份果斷，都支撐他在晚年還能說出那一句：“對得起黨和人民。”

歷史記錄的是結果，生活感受的是過程。丁盛的一生，既有少年時“只求能吃飽”的樸素愿望，也有在炮火中讀懂的責任與擔當，還有在晚年逆境中保持的那一點骨氣。準確時間、具體戰(zhàn)役、職務變化，都可以在檔案和史料中查到；至于那句“無怨無悔”背后的滋味，卻只有經(jīng)歷過的人，才能真正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