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該離課堂最近的校長，為何遠離了課堂？

今天聊聊校長。

關于校長，業內很認同這句話，“一個好校長就等于一所好學校”。

對于一所學校，校長是靈魂，是頭雁，作用不言而喻。

這幾年教育迎來大刀闊斧的改革，要從深陷內卷中掙脫出來，在AI時代真正解放孩子，成全生命，利國利民。

校長的作用比任何時候都重要。一個個校長，好比一個個船長，在風高浪急的水中掌舵航行。

然而卻發現一個現象，不吐不快：

本該離課堂最近的校長，卻遠離了課堂。

校長不上課，或者上“水課”越來越普遍。

教學是一所學校的核心和靈魂，說破嘴皮子不如做出樣子。

校長能夠親自帶課，跟老師們如切如磋，跟孩子們如琢如磨，自然打成一片，和諧美好。

校長也真正體味和把握教學改革的方向，以及現實中的教師壓力、學生狀態和家長訴求。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很多校長不再上課，或者僅僅象征性地上幾節考查科目，甚至“掛名”上課。

因為遠離了課堂，就離老師和學生遠了，看不到真實狀況，卻還要指導上課、育人，豈不是緣木求魚？
有的校長不上課，還熱衷于巡課和推門聽課，在會場上大談教學，老師嘴上不說，在心里吐了一地。

校長離課堂遠了，就離權力、球場和酒桌近了。時間就像海綿里的水，這邊擠少了，那邊自然就多了。

一些不上課的校長，成天琢磨著如何“討好”上級、“折騰”老師；還有些熱衷于用大把工作時間“養身”“鍛煉身體”；還有些跟商人、掮客周旋于酒桌之上，勾兌利益。

校長遠離了課堂，好比鳥兒遠離了天空，魚兒遠離了水面。

一個很吊詭的現象：

能當好老師的人，不一定能被選為校長；而當上校長的人，往往不再當好老師。

問題首先出在選拔機制。

選拔校長的標準是什么？是教學能力，還是行政能力？是師生愛戴，還是上級賞識？

現實中，不少校長是從“聽話”的中層一步步升上來的。會寫材料、會迎檢、會來事，比會教書更重要。

其次在于校長權力的來源。

校長的權力本應來自專業權威，要懂教育，會上課，能帶領團隊進步。

但現實中，校長的權力更多來自行政授權。他們的任免、考核、評價，都由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決定。

于是，校長的眼睛習慣向上看：上級滿意，比教師認可更重要。

當校長的權力來自行政而不是專業，他的精力就會流向行政，而不是課堂。

于是，我們看到了太多熱衷于開會、發文、迎檢、評比的校長。

他們熱衷于琢磨上級的心思，而不是思考教育本身。

當“官帽”壓過了“教鞭”，校長當成了“官”，而不是“首席教師”。

這三個悖論，看似不同，實則同源。根源在于：

校長的評價標準，出了問題。

評價一所學校，看的是升學率、排名和各種榮譽；

評價一位校長，看的是管理是否“規范”、上級是否滿意、迎檢是否到位。

至于校長上不上課、懂不懂教學、在師生中有沒有威望，這些最重要的東西反而排在了后面。

當校長的評價標準偏離了教育本質，校長的行為就會偏離教育軌道。

讓校長當“官”，校長就只做“官”的事；讓校長當“師”，校長才會做“師”的事。

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校長？

1944年，蘇霍姆林斯基擔任帕夫雷什中學校長，一干就是23年。

他的辦公室不在行政樓，而在教學樓；他的辦公桌不在文件堆里，而在課堂上。

他堅持每天聽課、每周上課、每月和每個學生談話；他帶著孩子們種花、養蜂、夜讀、遠足，把學校變成了“快樂王國”。

他說：“校長不是發指令的人，而是引導者、鼓勵者、點燃火焰的人。”

1927年，陶行知創辦曉莊師范并任校長。他脫下長衫，穿上草鞋，和師生一起開荒、種地、蓋房子。

他提出“生活即教育”，主張“教學做合一”。他說：“校長是一個學校的靈魂，要評價一個學校，先評價它的校長。”

蘇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告訴我們：校長不是官，是首席教師；校長不是“管理”師生，而是“引領”師生的。

校長的靈魂，是蹲下身來，和學生平視；是卷起袖子，和老師一起干；是把教育從書本上，搬到生活里。

這大概是“好校長”最樸素的樣子。

當 校長不再是 “ 官 員 ” 的代名詞，而是 “ 首席教師 ” 的同義詞 ， 教育，才算真的回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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