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首批59名發起成員揭秘，4人成領導，30人犧牲，5人叛變嗎？

1920年深秋，北平的一間小屋里，李大釗望著窗外昏黃的路燈，對身邊的青年輕聲說了一句：“中國要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者組織起來，不然什么都談不上。”那時距離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還有大半年，黨還沒有正式成立，各地卻已經有一批人悄悄動了起來。

后來，人們習慣把這些最早在各地組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共產主義小組，推動建黨的骨干，稱為“中共發起組成員”。長期以來，他們的人數和名單都說法不一，有58人、59人、60人、62人等多種版本。直到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這個問題才逐漸厘清，59名發起組成員的范圍基本確定。

這一批人，從北京到上海，從湖南到廣東，從武漢到濟南，還延伸到旅歐、旅日的小組，是真正意義上的“星火一代”。他們當中，30人在漫長的革命戰爭歲月中犧牲，5人叛變，11人與組織失去聯系或一度脫黨，只有極少數人堅持到了新中國成立，并走上了國家領導崗位，其中就包括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

很難想象，一個只有59人的小圈子，后來竟與一個大國的命運如此緊緊相連。

一、從各地小組到“59人”：一張星羅棋布的革命地圖

1920年前后，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正式誕生，“黨”這個組織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真正活躍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一批共產主義小組和研究會。它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翻譯理論著作，組織工人學生運動，為建黨的準備打基礎。

大體說來，當時的發起組，有這么幾支重要力量：上海發起組14人，北京發起組13人，湖南小組7人，廣東5人，湖北9人，山東4人，旅歐5人，旅日2人。算上零星的個別成員，大致就構成了后來史學界認定的“59人”范圍。

上海這邊，以陳獨秀為中心，聯絡知識分子、學生和工人，翻譯《共產黨宣言》，辦刊物，搞工運，氛圍更偏城市。北京那邊，則圍繞李大釗，借著北大和北京高校的學術土壤，組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還直接參與五四運動后的學生工作和青年運動。

有意思的是，這59人里面，既有像李大釗、陳獨秀這樣在思想界已經聲名在外的學者，也有默默無聞的中學教員、小職員，還有工會干部、地方小知識分子。地理上看，從北平、天津、濟南，到長沙、廣州、武漢，再到巴黎、日本東京，像一張點點亮起的地圖。

如果把他們的年齡拉出來看，更能感到那股青年氣息。絕大多數發起組成員在建黨前后還不到三十歲，不少人犧牲時二十多歲。比如王盡美27歲去世、高君宇29歲病逝、鄧恩銘30歲就義。那時的他們，可能還沒有穩定的職業和家庭，卻做出了人生最重大的選擇。

這些分散的小組，互相之間并不是一開始就完全統一。有人偏重理論，有人偏重工運，有人主張通過教育啟蒙，有人傾向組織武裝斗爭。但有一點是共同的：走社會主義道路，推翻舊制度。這一共同點，最終把他們匯聚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之下。

一、三十位犧牲者：從課堂、報館走向刑場和戰場

在59名發起組成員中，陣亡、就義或因長期斗爭積勞早逝的多達30人。他們的經歷很不相同，但人生的終點幾乎都指向同一個方向——為了革命死去。

這30人當中，有的主要從事理論和教育工作，有的深扎工運和農運第一線，有的在紅軍時期活躍于蘇區，有的倒在白色恐怖年代的城市斗爭中。單看幾個典型人物，就能大致勾出那條血路。

沈澤民，是上海黨小組的發起成員，浙江桐鄉人。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后來先后赴日本、蘇聯學習，擔任過團中央委員、共青團上海地委委員、鄂豫皖省委書記，做到過中央宣傳部部長。按今天的說法，是理論骨干兼“組織干部”。大革命時期，他在上海領導青年運動，又在上海大學任教，組織“文學研究會”等新文化團體，是黨內少見的復合型人才。

1931年，沈澤民奉調到鄂豫皖蘇區工作。這時他才三十出頭，卻已經是老資格的早期黨員。由于長期奔波勞累，加上蘇區環境艱苦，1933年11月20日，他在湖北天臺山病逝，年僅33歲。對這樣的人物，很難說是“戰死”，但這個死亡，離不開革命工作本身的高強度消耗。

和沈澤民不同，李啟漢的足跡更多地留在工運戰場上。這個1898年出生于湖南江華的青年，是上海黨小組的發起人之一。1925年省港大罷工，他擔任中共省港罷工委員會書記，后來又任廣州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長、全國總工會組織部長。南方的許多大型罷工和工人斗爭，都有他的影子。

1927年春，反革命大屠殺在廣州展開。4月22日，李啟漢被捕遇害，年僅29歲。一個工運領袖的生命，就這樣戛然而止。

北京方面，范鴻劼是典型代表。1897年生于湖北鄂州，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參加五四運動，后來擔任共青團北京地委書記、北方區委組織部長，是李大釗身邊的得力助手。北京早期黨組織的建立，他出力極大，在當時的北方區委中，是僅次于李大釗的二號人物。

1927年4月，軍閥對北京共產黨人展開大搜捕。“三一六”慘案后形勢愈發嚴峻。4月28日，范鴻劼與李大釗同時就義，年僅30歲。兩位北方早期黨組織的核心力量，一日之內雙雙倒下，對北方革命運動打擊極其沉重。

北京小組中，還有一位備受后人關注的女黨員——繆伯英。她是湖南長沙人，畢業于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被公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位女黨員。早期的中共湖南省委婦委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女工部部長等工作，都由她承擔。說得直白一點，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和女工運動最早的一批組織者里，她是絕對的關鍵人物。

長期奔走于工運、婦運一線，再加上醫療條件有限，1929年10月，繆伯英因積勞成疾病逝，年僅30歲。她沒有倒在刑場，卻同樣是被時代和使命消耗殆盡的一員。

湖南方面的烈士，同樣數量不少。彭璜，是一個有些悲情色彩的人。1896年生于湖南湘鄉，參與過抵制日貨和驅逐軍閥張敬堯等運動，被毛澤東稱為“志高有勇”。他曾在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任會計干事，算是毛澤東早期革命道路上的重要助手之一。

1921年底，彭璜精神失常，在長沙失蹤，時年僅25歲。這種結局，既異常又令人唏噓，從另一個角度也反映出早期革命者在巨大精神壓力下的脆弱一面。

與他同為湖南小組成員的陳昌，出身瀏陽，是毛澤東的同學。參加革命后，他到長沙五美高小任教，一度擔任湖南黨部委員，后在北伐軍中出任35軍第2師政治部主任。1930年初，他奉命前往湘鄂西開展工作，卻在途經澧縣時被地方軍閥認出逮捕。2月24日，在長沙瀏陽門外被殺害，時年36歲。

湖北這邊的發起組成員，有幾位的經歷很有代表性。李漢俊，1890年生于湖北潛江，是上海黨小組的重要成員之一，擔任過上海《星期評論》編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黨成立后，他長期負責上海黨組織建設，為上海黨團發展立下大功。

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后，經陳獨秀建議，李漢俊回到武漢，參加本地工運。不久，形勢惡化，軍閥胡宗鐸瘋狂鎮壓共產黨人。1927年12月17日，李漢俊在武漢被殺，年僅37歲。這位早期理論和組織雙重骨干，就這樣倒在了長江邊。

湖北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惲代英、陳潭秋等人的長輩——劉子通。他是辛亥革命的老資格，湖北黃岡人，曾任黃州府督政務科長、湖北女子師范教務主任，是郭沫若的啟蒙老師。辛亥起義后，他投身教育事業，后來在陳潭秋等人的影響下，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成為武漢發起組成員之一。

劉子通長期為革命奔走，又兼顧教學，身體負荷極大。1924年3月，他在黃岡病逝，年僅39歲。像他這樣從同盟會走向共產黨的人，在發起組中并不少見。

山東小組的命運更為凄烈。王盡美，山東莒縣人，是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發起人，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他擔任北方勞動組合書記部秘書、濟南小組書記，是山東黨組織最早的核心領導。1925年8月19日，他在青島病逝，年僅27歲。山東黨的根基剛剛打下，就失去了這位青年領袖。

與他并肩作戰的是貴州人鄧恩銘。鄧恩銘原籍貴州荔波，因家境所迫1917年來到山東投靠親戚黃澤沛，后來卻成了濟南小組發起人，中共一大代表，擔任過山東省委書記、山東省執委書記、青島市委書記。他和王盡美一左一右，構成山東黨組織的雙核心。

大革命失敗后，形勢急轉直下。1929年，叛徒王用章出賣組織，鄧恩銘在濟南被捕。敵人對他長期施以酷刑，企圖迫使他屈服。1931年4月5日，他在濟南緯八路就義，年僅30歲。山東早期黨組織核心悉數犧牲，對當地革命造成極大創傷。

南方的廣東小組中，阮嘯仙和劉爾崧，也是早期烈士代表。阮嘯仙是廣東河源人，1919年投身革命，是廣州共青團組織者之一，擔任過粵區執委書記、中央監察委員，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任審計主任。大革命時期，他在廣東負責團委、農委工作，與彭湃等人一起創建海陸豐革命根據地，還在贛南任省委書記。

1935年2月，紅軍長征后，留守蘇區的部隊在江西信豐突圍時遭遇圍追堵截，阮嘯仙中彈犧牲，時年38歲。另一位劉爾崧，廣東紫金人，是工運領袖，擔任過共青團廣東區委書記、廣東工委書記等職。1927年4月，他在珠江白鵝潭被殺，年僅28歲。

北京小組中的高君宇，則是青年運動標志性人物。山西靜樂人，北大畢業，參加過五四運動，曾任共青團中央書記、二屆中央委員。他既在北京大學推動馬克思主義研究，又到山西建立地方組織，創建太原團組織，擔任山西共青團首任書記。

高君宇的離世方式，與許多烈士不同。1925年3月，他在北京因疾病去世，年僅29歲。沒有刑場，沒有槍聲，卻同樣是那一代革命青年高強度投入的犧牲。

還有不少名字，同樣值得記住：李大釗、鄧中夏、張太雷、何叔衡、陳潭秋、趙世炎……這些耳熟能詳的革命先烈，都在59人發起組名單之內。他們有的在大革命失敗后就義，有的長征途中犧牲，有的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前夕倒下。時間不同，地點不同，角色不同，結局卻有一個共同的字——“死”。

二、脫黨、失聯與再歸隊：十一人和五人的曲折道路

59人中的命運，不可能整齊劃一。除了犧牲和叛變，還有一群人的軌跡比較復雜：有人漸漸與組織失去聯系，有人因為思想變化選擇離開，也有人離開后又繞了個大圈重新回到黨內。

在這59人里，與黨組織失去聯系或脫黨的，共有11人，其中有的是主動決裂，有的是在動蕩環境中慢慢疏遠。

張東蓀，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名字。浙江杭縣人，早年留學日本，后來任教于燕京大學、上海中國公學、光華大學等校，是中國最早介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一批學者之一。他曾短暫參加上海發起組，1921年前后又退出。辛亥之后，他做過孫中山秘書，后來長期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民國后期還任民盟中央常委。

新中國成立后，張東蓀因在重大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被批評處理，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方式安置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1973年6月2日，他病逝于北京，享年87歲。這樣一種一生曲折、結局復雜的經歷，在發起組成員里，不是個案。

高語罕的故事則更具時代感。他1888年生于安徽壽縣，參加過清末的馬炮營起義和辛亥革命，后來擔任安徽青年軍秘書長、上海總工會宣傳科主任、北伐軍第二方面軍秘書長等職，是早期政工干部中的重要人物。從1915年起，他積極傳播民主革命思想，后來參與組建中共安徽支部，做過支部書記。

1925年前后，高語罕赴廣州，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教官，又在蕪湖建立地方黨組織。大革命失敗后，他緊跟陳獨秀，思想上發生明顯轉向，逐漸與黨組織拉開距離，最終脫離。1932年以后，他回北平大學任教，1948年在南京病逝，享年60歲。

類似這樣，因為政治路線分歧、個人思想轉變而與黨分道揚鑣的早期成員，還有王翔千、包惠僧、鄭凱卿、趙子健、邵力子、張申府、陳公培、施存統、李駿等人。有人轉向自由主義，有人投身其他政黨陣營，有人干脆退出政治，重新投入學術或教育領域。

值得一提的是，發起組中還有5個人，曾經脫黨，后來又重新回到黨組織。他們是譚植堂、沈雁冰、李達、劉清揚、陳望道。單看這幾個名字，就能看出早期中共內部思想和道路的多樣性。

沈雁冰這個名字，可能不如“茅盾”更熟，但兩者其實是同一個人。他在“五四”前后活躍于文學界，是新文學運動重要代表之一，又參與早期黨務工作。因為對某些路線問題有不同看法，一度離開黨組織，后來經過漫長的曲折，再次回到黨內，成為新中國文化戰線上的重要負責人。

李達，則是另一種情況。他是最早系統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之一，參與起草中共黨綱，在中共一大上發揮過關鍵作用。中途與組織發生分歧后曾經脫黨，后來又重新加入，并長期從事哲學和理論研究工作，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早年的裂痕。

劉清揚，這位天津出身的女革命者，更有幾分傳奇味道。她原本是旅歐小組的一員，畢業于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在天津參與主辦《婦女日報》，后來赴歐洲留學。在旅歐期間，她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也是旅歐小組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

回國后，劉清揚投身婦女運動，因為思想分歧，與黨組織產生間隙，逐漸脫離。但她并沒有走上敵對道路，而是以民主婦女活動家的身份繼續關注社會事務。新中國成立后，她以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代表身份參加第一屆政協，隨后在全國人大期間，選擇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紅十字會副會長等職。1977年7月19日，她因病去世，享年84歲。

這樣的“再歸隊”，在59人中雖然只是少數，卻反映出一個事實：早期革命者的選擇并不是非黑即白，許多人在動蕩時代中不斷搖擺、反思，最后才確定了自己的政治歸宿。有的人回來，有的人離開，這是歷史真實的一部分。

三、從領導人到叛徒：同一批人里的兩種極端結局

說到這59名發起組成員，繞不開兩個極端的群體。一邊，是堅持到底并最終成為新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四位；另一邊，是在高壓下或在誘惑面前倒下、甚至轉而破壞革命的五名叛徒。兩相對照，更能看出歷史選擇的殘酷。

那四位堅持到底的人，名字非常熟悉：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他們都在建黨前后的發起組里，是地方小組的組織者或骨干。

毛澤東當時是湖南小組的骨干之一，負責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也辦刊物、搞夜校。1921年前后，他在長沙的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等組織中活動，組織成立湖南共產主義小組，參與推選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這一時期的毛澤東身上，更多的是地方活動家的特征，還沒顯露出后來的全國領袖氣質。

周恩來則和旅歐小組關系緊密。早年在天津從事學生運動，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后來赴法勤工儉學。在法國，他在劉清揚等人的幫助下加入共產黨，參與組織旅歐支部，與趙世炎、蔡和森等共同開展活動。回國后，他逐漸成為中央領導核心之一，長期負責組織、情報等工作。

林伯渠和董必武，則是以地區和組織建設見長的老黨員。林伯渠早年參加同盟會，辛亥后轉而接受馬克思主義，參與組建地方黨組織。董必武是湖北小組核心，武昌起義時已投身革命，后來與陳潭秋、惲代英等共同推動武漢地區的建黨工作。新中國成立時，這四人都已是黨政軍體系中的重要領導，在中央政治結構里占據一席之地。

同樣來自這59人的，還有另一類人：叛徒。被明確記為“被捕后叛變”的，總共有5人：陳公博、周佛海、沈玄廬、張國燾、王復元。他們的名字，與“國家領導人”四字形成了鮮明對照。

陳公博、周佛海都是中共早期成員，大革命失敗后，逐步投向國民黨右派，抗戰時期更是參與汪精衛偽政權，成為漢奸。這兩人的故事，在近代史書中已經寫得很多，不必贅述。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也曾參與建黨前后的一些工作，是發起組圈子里的人，這一點很容易被忽視。

張國燾的經歷更加復雜。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曾經在紅四方面軍中握有極大的軍政實權。一度，他甚至有意與中央對立，另立中央，制造嚴重分裂。后來路線斗爭中徹底失敗，逃離延安，最終投靠國民黨，成為轟動一時的“叛徒”。一個原本可以在黨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人物，最終把自己推向了歷史的反面。

王復元這個名字，相對沒那么出名，但他的叛變造成的破壞，卻是極其嚴重的。他是山東歷城人，原本是青島市委書記，屬于濟南早期黨組織的重要干部。早年革命經歷頗為積極，卻因多次貪污公款，思想腐化，加上私欲膨脹，1928年選擇叛變投敵。

叛變后，王復元不只是“消極不干了”，而是積極出賣組織，直接導致鄧恩銘、郭隆真等一批山東早期革命者被捕犧牲。可以說，山東黨組織在三十年代初遭受的重創，和他的出賣行為關系極大。

1929年8月16日，中共特科成員張英等人對王復元實施懲處，將其擊斃，時年29歲。這樣的結局，在當時的黨內，被視為必須的清算。

不得不說，把這五名叛徒放在59人的整體中看，沖擊力非常大。同樣是提著腦袋干革命，有人走向刑場，有人走向叛變，有人爬到高位之后轉身投敵。這種分化，并不是某幾個人品行的簡單問題，而是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路線斗爭、個人野心等多重因素交織下的結果。

對那一代人來說，從投身革命到堅持到底，是一條隨時可能被打斷的路。有人走完了，有人中途掉隊，有人半途回頭，還有人走到了懸崖底下。59這個數字背后，是數十種不同的人性和命運交織。

三十位犧牲者、十一位失聯或脫黨者、五位叛徒、五位重新入黨者，加上四位后來成為國家領導人，這樣的比率，說明了一件事：早期共產主義者這個群體，本身并不整齊劃一，真正能夠始終堅持到最后的人，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中共發起組的59人，并不是神話中的“鐵板一塊”，而是一群普通人在極端年代做出的不同選擇。有的人在二十多歲就獻出生命，有的人在思想激蕩中猶豫、徘徊，有的人被權力和欲望吞噬，有的人在失誤和迷惘過后又重新回到最初的道路上。

從這個角度看，這59人構成的，不只是中共早期組織的雛形，更是一幅高度濃縮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革命者群像圖：有人仰天大笑，有人低頭痛哭，有人倒在槍口下，有人老死講壇間，結局各不相同，但都無法脫離那個時代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