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什么越來越無力振興？自克林頓后總統幾乎都無心治理國家

1998年春天，紐約股市還沉浸在“互聯網泡沫”的狂歡之中，曼哈頓的證券交易大廳里，只要報出一個帶“網”字的公司名，立刻就有人搶著下單。有人在一旁感嘆：“在美國，只要敢賭，就能贏。”話音未落，站在一旁的老交易員卻搖頭：“運氣總有用完的一天，關鍵看白宮那幫人心里裝的是華爾街，還是美國。”

這一句略帶牢騷的話，其實戳中了問題的根子。冷戰結束后，美國的綜合實力仍處巔峰，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開始，華盛頓的執政重心慢慢發生偏移：從“如何做大蛋糕”，變成“如何借戰爭、金融游戲和政治斗爭鞏固權力”。自克林頓之后，多任總統忙的都是各自的“小算盤”，真正靜下心來搞國力建設的，卻越來越少。

從表面看，美國經濟總量還在增長，軍費也在增加，美元依舊是世界貨幣。但從產業空心化、財政長期赤字，到社會撕裂、政治極化，很多問題越積越多。要理解“美國為什么越來越差”，繞不開幾位關鍵總統的選擇軌跡。

有意思的是，這條軌跡并不是從衰敗開始，而是從一個被視作“黃金時期”的總統開始說起。

一、“最后的管家”：克林頓的冷算盤

冷戰剛結束的1990年，美國并不輕松。當年7月，經濟正式進入衰退期，這是戰后第九次衰退。雖然程度算不上驚天動地，但恢復過程異常拖沓，失業率居高不下，制造業外遷加速，對普通美國人來說，就是“工作不好找，收入沒漲頭”。

1992年大選時，經濟問題成了選民口中的第一話題。老布什在外交上風光無限，打贏海灣戰爭，把蘇聯送進歷史，卻栽在錢包問題上。克林頓團隊當年在競選辦公室掛了一句標語：“笨蛋，問題在經濟。”這句略顯刺耳的話，后來被很多人當成當選的關鍵。

克林頓1993年上臺后，確實把主要精力壓在經濟上。他接手時，聯邦財政早已“入不敷出”，赤字壓力巨大。為了改變財政失衡，他硬頂著國內龐大反對聲，推動削減赤字法案。一邊加稅，一邊砍開支，尤其對高收入階層加稅，對聯邦福利和醫療開支大幅壓縮，力度很兇狠。

從結果看，他這一套組合拳，確實扭轉了財政曲線。通過增稅和削減支出，聯邦赤字率明顯下降，后期甚至一度接近收支平衡。在美國政治傳統中，這樣的“摳門總統”并不討喜，但在當時卻穩定了美國的信用，把國債壓力暫時壓住。

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頓并不是單純節衣縮食，他也在謀求結構調整。對內，他提出所謂“公平負擔”的原則，稅收更多壓在富人身上，以舒緩中下層對聯邦政府的不滿情緒。這種“用富人買穩定”的方式，后來被不少學者評價為美國社會矛盾暫時沒有爆發的一個原因。

同時，他對高科技產業采取明顯傾斜政策。九十年代，美國政府在信息技術、生物科技等領域給予政策扶持，希望以科技帶動經濟新一輪增長。互聯網企業的崛起，“硅谷神話”的誕生，與這一階段的國家戰略有直接關系。克林頓身邊的一批經濟顧問，在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方面也推了不少新舉措，為美元在世界的統治地位加了一層保險。

在基礎設施上，克林頓政府推出聯邦投資計劃，拿出數百億美元進行道路、橋梁和公共設施建設。一方面給經濟注入需求，一方面創造就業，據數據估算，相關項目拉動了數十萬就業崗位。

從這些動作來看，克林頓確實在“當管家”：算賬、修屋頂、補地基，工作說不上光鮮，卻是實打實在維持美國的國家運行。不能否認，他身上也有明顯的時代局限，比如過度相信金融自由化，后來埋下問題。但就“有沒有心思治國”這一點而言，他至少是在圍繞“國家整體利益”下棋。

遺憾的是，在另一方面，他也制造了一種“錯覺”：很多美國選民漸漸習慣了這樣一種節奏——經濟一旦走低，就等下一任“經濟總統”來解圍。這種對短期效果的迷信，為后來政治路線的漂移埋了伏筆。

也正因為克林頓在經濟層面算得一手好賬，不少研究者干脆把他視為“美國最后一個比較用心處理內政的總統”。從他之后，白宮的注意力開始越來越多地轉向另一個領域。

二、戰爭與安全焦慮：白宮方向盤的偏移

克林頓離場時，美國似乎迎來了一段看上去很美的光景：股市高企，科技繁榮，冷戰對手早已不見蹤影。就在這樣一種自信甚至有些飄的氛圍中，小布什在2001年1月入主白宮。

這位“總統之子”，天然背著父輩的影子。老布什在海灣戰爭中雖然擊退伊拉克軍隊，卻沒有直接推翻薩達姆政權，只是逼其撤出科威特。在很多強硬派眼里，這是一種“不徹底的勝利”。小布什上臺后，很快就在國家戰略問題上選擇了和父親同一條路，但心態卻更激進。

2001年9月11日，美國本土遭遇前所未有的恐怖襲擊。四架民航飛機被劫持，兩架撞向紐約世貿中心，一架撞向五角大樓，還有一架在乘客反抗中墜毀。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繼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再次遭受重大外來襲擊。

“911”幾乎瞬間改寫了美國的政治議程。小布什政府的安全焦慮被徹底點燃，“反恐”變成高于一切的口號。隨后美國出兵阿富汗，打擊庇護恐怖組織的塔利班政權。按白宮的說法，這是“自衛反擊”，在國內得到廣泛支持。

問題是，戰爭對于美國來說，就像打開了一個難以關閉的閘門。沒過幾年，伊拉克成了下一個目標。小布什政府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發動伊拉克戰爭。薩達姆政權迅速被推翻，卻并沒有找到所謂的武器證據。

在這場戰爭背后，摻雜著復雜因素。父輩未了之事、小布什本人對薩達姆政權的敵視情緒，以及石油、地緣政治的多重考量，糾纏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自從這兩場戰爭開啟，美國龐大的財力和精力開始傾注在中東戰場。

戰爭對國家的侵蝕，并不只是戰場上的傷亡數量。幾千億美元、上萬億美元的軍費投入，大量士兵長期駐外，國防預算節節攀升，這些都直接壓縮了美國在基礎設施、教育、科技等內政領域的投入空間。在預算討論中，“安全”成了壓倒一切的理由，“如何保持長期經濟競爭力”這樣的議題則被往后排。

更嚴重的是，長期戰爭并沒有給美國帶來預期的安全感。阿富汗局勢久拖不決，伊拉克陷入長期動蕩，地區反美情緒蔓延。對美國社會來說，“反恐”變成了一種有點抽象、又永遠不會結束的任務，但對國庫來說，卻是實打實的長期消耗。

從這一階段以后，美國總統的精力分配開始出現一個明顯傾斜：外交安全、軍事行動占據中心位置，經濟治理退居二線。小布什并不是完全不碰經濟，只是相對來說，戰爭和安全議程壓倒一切。很明顯，這種狀態下，哪怕有心搞經濟，也很難有實在成果。

很多研究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學者都指出，從小布什政府開始，美國國家戰略的核心從“鞏固經濟霸權+控制盟友”，慢慢偏向“維持全球軍事優勢+防范恐怖威脅”。這種轉向的內在代價，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才在國內被更多人察覺。

三、危機之后：救火、拆墻，還是干脆砸爛？

2008年秋，美國房地產泡沫破裂，雷曼兄弟倒下，全球金融市場陷入恐慌。表面上，這是華爾街的金融游戲玩脫了，深層看，卻是長期放任金融資本、過度信貸擴張、監管滯后等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小布什政府末期面對這場危機，已經明顯力不從心。

接班的奧巴馬在2009年1月宣誓就職時，美國正處在嚴重衰退之中。失業率高企，金融機構信任崩塌，房地產市場一片蕭條。從客觀條件看，他接的絕對是“爛攤子”。

為了防止經濟進一步墜落，奧巴馬政府迅速祭出一系列非常規工具。利率被壓到接近零的水平，大規模資產購買計劃啟動，美聯儲通過購入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向市場注入海量流動性。白宮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穩定市場情緒，促進貸款和投資，讓經濟逐步復蘇。

同時，政府推出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對基礎設施、清潔能源等領域給予支持，意圖既救短期，又謀一點長期。理論上，這是典型的“凱恩斯式”救火思路。

不得不說，在防止經濟進一步自由落體方面，這些方案發揮了一定作用。美國經濟在2010年前后逐漸停止下滑，到了2012年以后，GDP增速緩慢回升。只是這個“回升”，遠沒有達到很多人預期的強勁復蘇。工業生產、制造業就業并沒有出現大幅恢復，原本支撐美國的房地產、金融保險等支柱行業元氣大傷。

從數據看，2015年美國GDP增速甚至只有0點幾個百分點，和危機前動輒3%以上的增速相去甚遠。美國經濟像一輛勉強啟動的老車，靠央行不斷“加油”才能前行，卻始終難以重新高速奔跑。

更麻煩的是，在大規模寬松貨幣政策的掩蓋下，收入差距、貧富分化卻進一步拉大。華爾街和大型科技公司逐步恢復元氣，股市一片繁榮，而底層工人、藍領階層的收入并沒有明顯提升。很多美國普通人對“復蘇”的感受非常有限，反倒對“精英階層”的不滿情緒持續累積。

奧巴馬本人并不是“無心治國”，他在醫保改革、能源結構調整等方面，也下了不少力氣。但受制于兩黨政治撕扯、國會掣肘以及既有利益集團阻力，很多改革只能做一半停一半。長年累積的結構性問題沒有被根治，反而在社會情緒層面變成一股憤懣暗流。

就在這種背景下，一個完全不同風格的政治人物登場了。2016年，特朗普以“反建制”“替被遺忘的美國人說話”的姿態，意外拿下白宮。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之一，就是把選舉和金融市場綁在了一起。“特朗普交易”這個詞，在他剛贏得大選后的短短幾天里，就在全球媒體上反復出現。

股市對他的減稅承諾和“回流產業”的口號報以歡呼，相關資產集體上漲。資本市場似乎并不在意這種“政治化的經濟操作”可能帶來的長期風險，只關心短期收益能否迅速兌現。

特朗普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的標志性動作，是大規模減稅、放松監管以及公開將經濟工具政治化。減稅對企業盈利有直接提振作用，短期內確實推動了股市和部分經濟指標的上升。但對聯邦財政來說，這無異于進一步挖坑。原本就存在的赤字在減稅之后更難收斂，只能靠發行更多國債來填補。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動輒揮舞的“關稅大棒”。所謂“對等關稅”“美國優先”，本質上是把關稅當作政績工具、談判武器。與中國的經貿摩擦不斷升級，對盟友歐盟、加拿大等也頻頻加稅施壓。關稅政策本身就有復雜連鎖反應，當它被過度政治化時，正常的全球產業鏈難免被打亂。

結果，美國雖然在談判桌上看起來姿態強硬，但自身依賴全球化分工的產業體系也受到反噬。不少美國消費者和中小企業承擔了成本上升的壓力，農產品出口也受到波及。對外，德國等國家開始研究反制措施；對內，一些州公開表示對關稅政策不滿，在法院提起訴訟。

在國際事務上，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頻繁質疑多邊機制，對傳統盟友缺乏耐心，對中東、亞太地區采取更具刺激性的軍事和政治動作。這種做法短期內滿足了國內某些選民的情緒，卻嚴重損傷了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信譽。所謂“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的組合拳，讓美國從曾經的“秩序塑造者”，越來越像一個“規則攪局者”。

不難看出，在這一階段，經濟徹底成為政治的附庸。政策的出發點，往往不是長遠經濟結構的優化，而是選票、支持率以及個人形象塑造。特朗普關稅戰的很多細節，已經被不同研究機構指出帶有明顯的“數字表演”性質——看上去強硬，實際算賬不劃算。

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奧巴馬，再到特朗普，可以看到一條漸變的曲線：經濟治理從中心任務變成權宜之計，再變成政治操作工具。這并不是個別人的性格問題，而是美國內部政治生態和利益格局變化的集中反映。

有意思的是，每一任總統上臺時，都打著“解決前任遺留問題”的旗號。克林頓要扭轉老布什時代經濟減速，小布什要補父輩“未竟之事”，奧巴馬要收拾金融危機爛攤子，特朗普自稱要替“被遺忘的人”出頭。但一圈轉下來，國家層面的內傷卻在加劇。

回過頭看，自克林頓之后，美國總統們未必真的“不想治國”，更準確的說法是：他們越來越傾向于圍繞眼前選舉、意識形態、個人政治目標來做選擇，而不是圍繞“美國中長期國力”來做艱難但必要的決定。經濟政策要顧及選票，外交政策要滿足國內情緒，軍事行動要體現“強硬”，真正需要靜下心、算長遠賬的基礎建設、社會治理和產業升級，反而被一次次往后拖。

試想一下，一個國家長期如此運轉，哪怕底子再厚，優勢再大，也會逐漸顯露疲態。美國這艘巨輪，并不是突然之間就“變差”的，而是在一次次政策轉彎、一次次短線操作中，慢慢偏離了“穩扎穩打搞發展”的航道。對外看，它仍然擁有龐大軍力和金融影響力；對內看，種種無形的裂紋，卻一條條地鋪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