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兵回憶小村掃蕩事件，少年遇害的慘狀令我難以釋懷

1945年6月12日的上午，膠東半島的新泰一帶，天悶得出奇。村口的麥田剛剛泛黃，本該是村民最盼望的收獲季，可索格莊的人卻連院門都不敢推開半寸，只能透過門縫，聽外面傳來的日語吆喝聲和皮靴踏地的悶響。

就在這一天，一段讓一個日本老兵惦記了大半輩子的記憶，悄無聲息地刻進了許多人的命運。

有意思的是，這名老兵并不是在當場就意識到自己做了什么惡事，而是在戰后十多年，坐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審訊室里，面對一張張白紙，才開始把那些畫面一刀一刀“翻”出來。那天的索格莊、那塊大田、那四根木樁，還有木樁上那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一并回到了他的腦海中，讓他夜不能寐。

這名老兵，就是后來改名為繪鳩毅的石渡毅。當年，他隸屬日軍第59師團54旅團獨立步兵第111大隊，在部隊里當本部助理教員，負責訓練新兵。按軍銜和地位說不上多顯眼，卻親眼參與了一場殘忍至極的“活體刺殺訓練”。

一切，都要從那次掃蕩說起。

一、掃蕩后的索格莊：一個被“處理干凈”的村子

1945年6月，侵華日軍在膠東的力量雖然已經開始走下坡路，可駐地部隊的掃蕩行動并沒有任何收斂。第59師團在這一時期的任務之一，就是“肅清”根據地周邊的村莊，防止當地百姓為八路軍提供情報和糧食。

索格莊，就是被選中的目標之一。

111大隊出動了兩百多名士兵，突然撲向這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等到槍聲停下來的時候，村子已經面目全非。能抵抗的男人，不少當場倒在血泊里；跑得慢一點的年輕婦女，被拖進屋子，遭到強暴；還有一部分趕不及逃走的村民，被成批關押起來，聲稱要“審問”。

所謂“審問”，在那樣的背景下，很快就滑向了另一個方向。

第二天一早，作為本部助理教員的繪鳩毅接到了大隊長熱田的命令：去押幾個俘虜出來，用于新兵刺殺訓練。命令直接，下達得也很自然，好像只是在調撥幾袋軍糧。對當時的他們來說，中國平民被當成“材料”，居然是一件再尋常不過的事。

繪鳩毅帶著四個日本兵，朝村東頭走去。那邊有一間矮矮的圈舍，原本也許是關牲畜的地方，如今卻擠滿了活人。

屋里頭蹲著四十多個中國人，衣服被塵土和血跡糊成一片，看不清原來的布色。有人低著頭，有人茫然地望著門口，每一張臉上都是惶恐。角落里，還蜷縮著十幾個剃光了頭的婦女，她們把膝蓋抱在胸前，眼神躲閃，不敢直視外面進來的軍人。

這些人沒有帶武器，更沒有穿軍裝，只是土得不能再土的農民模樣。這一點，繪鳩毅自己也一清二楚。不過，這并不影響他執行命令。

他上前掃了一圈，繞過那些嚇得瑟瑟發抖的女人，從人群中點出了四個男人：三個是三十到五十歲的農民，看得出是莊稼漢；最后一個，是個臉上還有稚氣的少年，頂多十五六歲，渾身都在打顫，卻偏偏被單獨拽了出來。

這一揀，決定了這個少年的一生只剩下最后幾個小時。

四個人的雙手被反綁著，押著出了村子。一路上，他們踉踉蹌蹌，腳下是剛翻過的田地，濕土被軍靴踩得坑坑洼洼。等轉過一個坡，他們看見了前方的一幕——四根粗糙的木樁，直挺挺地插在坡地上，后面各挖著一個足以放下一口棺材的土坑。

這時候，任何人都明白了自己將要面對什么。

三名中年農民急了，聲音發抖，卻連說話都盡量壓低：“我們是老百姓啊，不是八路軍，求求你們，別殺我們……”一句一句，全是求饒。

那少年更是嚇得臉色煞白，幾乎是跌跪在地，哆嗦著用家鄉話向繪鳩毅哀求：“俺家就一個老娘，在家等著俺回去種地，你放了俺吧，求求你……”

這一句“老娘”，恰好戳中了繪鳩毅記憶里隱隱作痛的一角。他的父親早逝，也是丟下母親一人，自己被征召來到中國。母親在日本老家那間潮濕的小屋里，等來的卻是一封封簡短冰冷的軍郵。

那一瞬間，他心里確實打了個卷，甚至有那么幾秒，在腦子里閃過“要不要放他一馬”的念頭。

可這個念頭，很快被現實壓得粉碎。違抗大隊長的命令，就等于違抗天皇的命令。身后還有四個日本兵盯著，他若輕舉妄動，不光那四個中國人活不成，自己恐怕也難逃軍法。他雖然心里猶豫，卻根本不敢下這個決斷。

沒多久，四個中國人就被牢牢綁在四根木樁上。粗麻繩勒進皮肉，血絲一點點滲出來，他們的掙扎越來越無力，只剩下沉重的喘氣聲。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不再是一場簡單的殺人，而是一場專門為訓練“殺人技術”而準備的表演。

二、四根木樁：新兵“刺殺訓練”的血腥課堂

木樁綁穩之后，繪鳩毅先回到了中隊，從營地里帶來了三十名新兵。這些新兵大多是剛到中國不久的年輕人，有的甚至還沒完全從學生身份切換過來。按規矩，他們要接受刺殺訓練，要鍛煉所謂的“膽量”和“殺傷技巧”。

在那塊田地的一側，教官池田準尉站在距離肉票大約三十多米的地方，臉上滿是嚴厲。再遠一點，站著的是大隊長熱田，雙手背在身后，表情冷淡，像在檢閱一場演習。

繪鳩毅則站得更靠后一些，離教官有七十多米左右。他把三十個新兵集合在地勢略低的洼地，讓他們排成四列縱隊。這個陣型，其實和普通刺殺訓練沒有太大區別，只不過前方站立的“靶子”這一次不是草人，而是活生生的四個中國人。

“前面這些中國人，都是敵人，一定要刺死！”命令簡單粗暴，語氣卻一點不容置疑。

隨著口令，排在最前面的四個新兵趴下，匍匐著穿過田地，慢慢接近那幾根木樁。爬到坡頂位置時，池田準尉一聲“沖刺”，四人拎起刺刀，朝“活靶”撲去。

結果，卻有一點出乎教官意料。

沖到木樁底下，新兵們一個個停住了腳步，像被釘在了地上。刀舉在半空，就是落不下去。眼前是人的眼睛，是活人的慘叫和顫抖，而不是訓練場上那種被扎得七零八落的草人。

這種遲疑，在池田看來，簡直是“大不敬”。

他怒氣上涌，幾步竄到近前，對著幾個新兵的臉就是一連串重重的耳光，“混賬東西，刺！給我刺！”巴掌聲在原野上回響，傳得老遠。

被扇得眼冒金星的新兵不敢再猶豫，只能退回起點，再重新匍匐一遍，然后在池田的怒吼之下，把刺刀往木樁上的活人身上扎去。

刀尖捅進去的一瞬間，四個農民幾乎同時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喊叫：“啊——哎喲——”慘叫聲夾雜著哭聲，一聲一聲，震得在場的人心里都一緊。

中年農民咒罵的聲音夾在慘叫里：“俺們是老百姓，憑啥殺俺！”“東洋鬼子！”粗重的胸腔里擠出的每一個字，都帶著憤怒和絕望。

那少年也在叫，只不過聲音漸漸發虛，胸腔發出的響聲越來越斷斷續續。

按平時訓練要求，新兵刺殺時應該瞄準心臟位置，一刀致命。但眼前的情況完全超出了他們練習的范疇，許多人下意識地偏開了刀尖，刺向腹部或者大腿。于是出現的畫面，比一刀斃命更加慘烈——肚皮被刺開以后腸子緩緩流出，血像從破口的水袋里往下灑。

池田實在看不下去，臉色黑得嚇人。他咬著牙罵道：“你們刺的都是什么地方！”一邊罵，一邊當場“示范”。他奪過一名新兵的刺刀，腳下跨出一步，冷不防直刺中一個中年農民的胸口，刀尖準確穿透心臟。

那農民連叫都來不及，就軟下了脖子，腦袋偏向一邊，整個人跟著木樁輕輕搖晃了幾下，徹底沒了聲音。

這一刺，等于是給其他新兵做了“標準動作演示”。接下去，輪換刺殺就成了一種固定程序——每一撥四個人沖上去，對著木樁上的村民亂刺一通，然后退回去，再換下一組。有人刺得太輕，又被罵回來再來一遍。

一輪又一輪以后，木樁上四人的身體已經不是完整意義上的“身體”了，而更像被拆得零零碎碎的肉塊組合。那少年尤其慘。身上原本破舊的衣服，被來回的刺刀一點點削爛、割掉，掛在身上的布片越來越少，最后幾乎全被血浸透。

他的腹部，被戳開一條大口子，腸子被刺刀劃斷，七零八落垂在地上，有的還被踩得稀爛。胸前更是觸目驚心——反復刺殺和橫削之下，胸骨上的肌肉幾乎被刮去一層，露出里面慘白的骨頭。人還吊在木樁上，人形卻已經近乎毀掉。

站得較遠的繪鳩毅，遠遠看著這個少年，胸口也忍不住一陣發悶。這副軀體在他腦海里留下的印象，之后陪著他度過了無數個西伯利亞的寒夜，也出現在撫順的紙頁上。

值得一提的是，參與刺殺的新兵中，不乏也在發抖的人。他們的臉色蒼白，嘔吐聲此起彼伏，卻沒有一個人敢放下手里的刺刀。因為在當時那種環境里，憐憫也是一種罪，稍有遲疑，就會被視為“意志不堅定”“不忠”。

從木樁往后看去，是四個事先挖好的土坑。等這場“訓練”結束，其中已經裝滿了剛剛被刺殺的四具遺體。用不了多久，土會被鏟平，雜草會重新蓋上，外人再看這塊地，只會認為那是普通的一塊坡田。

而在村子的其他角落，同樣的慘劇也在發生。熱田大隊長從這邊滿意地轉身，邁步走向村子的另一側，那里同樣有一群被綁著的中國人，等待新兵的另一場刺殺練習。

三、從西伯利亞到撫順：一份遲來的“證詞”

索格莊的那幾天結束后，111大隊繼續在膠東地區活動。對許多日本軍人來說，這不過是戰爭歲月中的一串數字和地名，很快被新的命令、新的任務、新的逃亡替代。但對繪鳩毅來說，那幾個畫面卻始終像釘子一樣，一直在腦海的角落里扎著。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到10月，駐東北的部分日軍部隊已經被蘇軍全面繳械。繪鳩毅就在這個時候落入蘇軍之手，被押往西伯利亞，開始了長達五年的勞役生活。

那些年，他在礦山、伐木場干著最粗重的活，冬天冷到連呼出的氣都能立刻結霜，很多日本戰俘倒在雪地里再也沒能爬起來。在那樣的環境里，人對生死的看法會被迫發生變化，過去那些被包裝成“軍功”的事情，也開始一點點露出本來的丑陋。

1950年7月，蘇方根據協議，將包括繪鳩毅在內的970名日本戰犯移交給中國政府。這批人被送進撫順戰犯管理所，開始接受系統的審查和改造。

有些人剛到撫順的時候，還在嘴硬，覺得自己不過是“奉命行事”，有什么好懺悔的。而管理所的干部并沒有急著給他們扣帽子，而是拿出一份份詳實的材料，一場一場舊案，一條一條證據，讓他們逐步去對照，去回憶。

在這樣的環境下，繪鳩毅寫下了那段關于索格莊刺殺訓練的回憶。他并不是被迫編造，而是被迫面對——面對自己曾經做過、卻不敢去想、不愿去提的事情。

他在筆下坦白：那天的自己，明明被少年求饒的話打動過，卻還是選擇了服從命令，放任四人被綁在木樁上。更殘酷的是，他不僅在一旁觀望，還是這場“訓練”的組織者之一。

這些文字，被當作罪證，裝進了檔案袋，放在了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卷宗柜里。它的意義，不僅在于證明日軍的暴行，更在于揭示這樣一種殘酷事實：很多時候，罪惡并不只是少數“魔鬼”的產物，而是無數“普通人”在一條條命令、一句句“不敢違抗”中參加了下去。

1956年9月，中國政府綜合各方面因素，對部分戰犯作出寬大處理，繪鳩毅就是其中之一。他被批準釋放，遣返日本。

回到日本以后，戰后的社會氛圍已經大為變化。一些人選擇沉默，一些人干脆否認過去。但也有人開始四處奔走，講述自己親眼見過、親手做過的事情，用最殘酷的細節去提醒身邊的人：戰爭不是教科書里那些干巴巴的數字，而是一條條活生生的生命的終結。

繪鳩毅便站到了這一邊。他不再回避過去的身份，而是以一個曾經的侵華日軍士兵的口吻，公開講述索格莊那天的情景。面對聽眾，他不止一次提到那個十五六歲的少年，提到少年抱住他腿時那句“俺家就一個老娘”。

有一次，有人問他：“你那時候就沒有想過，悄悄放走一個人嗎？”

據記載，他沉默了一會，回答很平淡：“想過。但我怕。我怕被同伴告發，也怕被槍斃。那時候，皇軍教育我們，個人的仁慈是軟弱，是對天皇的不忠。”

不得不說，這段話刺痛人的地方正正在于此——在那樣一個機器般運轉的軍國主義體系中，哪怕一個普通士兵心里有一點點人性，也會被一點點磨掉。最后，很多人成了披著軍裝的屠夫，卻還以為自己是在“履行義務”。

戰后，繪鳩毅參與了一些反戰活動，也寫下了不少回憶文字，追述侵華期間所見所聞。他多次向中國人民表示歉意，同時也承認，自己終生都無法完全擺脫內心的愧疚。

索格莊那個少年的形象，一直在他心里。按年齡算，如果那個少年沒有被綁上木樁，活過了戰爭，到二十一世紀，已經是一個拄著拐杖的老農；也許會在村口曬太陽，說起當年避難的經歷，嘴里罵幾句“日本鬼子”，然后咳兩聲，繼續往炕頭一躺。

只可惜，他連做老人的機會都被奪走了。

這就是戰爭最冰冷的地方：它不會給普通人第二次選擇的余地，更不會因為誰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就網開一面。那些刺刀落下去的瞬間，很多家庭的命運就被改寫，再也無法恢復原狀。

對索格莊的村民來說，1945年6月的那幾天，是一輩子都繞不過去的陰影。對繪鳩毅這個日本老兵來說，也是心里最沉的一塊石頭。幾年軍旅生涯中，他可能參與了許多所謂的“戰斗”，但真正讓他記了一輩子的，卻是這次針對手無寸鐵百姓的“訓練”。

一邊是被“處理干凈”的村子，一邊是被“教育服從”的士兵，再加上一套以“天皇”“軍功”包裝起來的價值觀，這三者合在一起，就制造出一幕又一幕讓人頭皮發麻的慘劇。

有人說，繪鳩毅后來成為反戰人士，是為了贖罪，也為了讓人知道，當年那些被寫在史料里的冷冰冰數字背后，到底發生了什么。對經歷過那一切的人來說，這些記憶既是沉重的負擔，也是無法回避的見證。

索格莊那塊坡地上的四根木樁早已不見蹤影，土坑也在耕種中被抹平，地表一切都回歸平靜。但那一天的慘叫和哭喊，卻被寫進了檔案，被記進了回憶錄，也被烙在了幸存者和加害者的心里。

對于那名日本老兵而言，最難忘的，不只是那個少年支離破碎的身體，更是自己當年在猶豫和服從之間做出的選擇。這種選擇，一旦做下去，后半生再怎么反戰、再怎么道歉，都無法讓時間倒流。

也正因為有這種無法彌補的痛，才讓后人讀到這段記述時，會在心里不由自主地打個寒戰：戰爭一旦爆發，普通人的命運到底有多脆弱，在那樣的環境里，人性的底線又有多容易被逼退。

索格莊的故事，只是無數慘案中的一個縮影。1945年的那場戰爭以日本投降而告終，可對很多無名者來說，結束根本沒有到來，他們的名字沒有留下，尸骨也不知埋在何處，只留下零星記載和旁人轉述的一句“當年村子里死了很多人”。

繪鳩毅的回憶，讓那些本可能被塵土完全掩埋的細節，重新浮出水面。血的顏色、骨頭的形狀、少年的呼喊，都變成了有具體形狀的證詞，提醒著后來的每一個讀者，那并不是小說情節，而是真真切切發生過的事實。

那一年，少年被綁在木樁上時不過十五六歲，繪鳩毅也才二十多歲，都正是成年前后的年紀。本該在地里起早貪黑種地，一個在膠東，一個在日本鄉下，各自娶妻生子，過著再平常不過的生活。只是戰爭打斷了這種可能，把人推上了截然不同的軌道。

一個成了木樁上的“活靶”，一個成了手握刺刀的“皇軍教員”。

幾十年后，當幸存的那一個坐下來寫筆供時，他不得不承認，那個死去的少年，永遠是他記憶里最難翻過去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