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通創始人25歲身故，妻子與司機再婚，最終套現146億是真的嗎？

1998年末的一個冬夜，杭州到寧波的高速公路上，車燈一輛接著一輛，雨霧蒙著路面。就在這條再普通不過的路上，一輛小車突然失控沖出護欄，車身翻滾墜下，那一年，車里的人剛滿二十五歲，正準備去談一筆足以改變公司命運的大生意。

不久之后，杭城一間醫院的太平間里，多了一個被蓋上白布的年輕人。他叫聶騰飛，申通快遞的創始人。不到十年前，他還是桐廬山里出來的打工仔，身上只背著幾件換洗衣服和一車廂顛簸的疲憊。誰也沒想到，這個年輕人短短幾年闖出一片天，卻又驟然停在路中央，戛然而止。

有意思的是，比這場車禍更讓人唏噓的，是車禍之后發生的一連串變局。妻子改嫁給曾經的司機，原先的兄弟們各自做大做強，“四通一達”的格局就此成形，而當年的小廠妹則在二十多年后，帶著一百多億身家從上市公司抽身而退。這一段故事，怎么看都不像是編出來的傳奇，卻又實實在在發生在民營經濟最喧囂的年代。

要看得清這段歷史，得往前翻一翻，從那個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起點說起。

一、山里少年下杭州：從打工仔到“跑單王”

時間往前推到1989年。那一年，16歲的聶騰飛剛從桐廬的山里走出來，坐了二十多個小時的大巴，暈頭轉向地到了杭州印染廠門口。那會兒，他手上沒有文憑，口袋也沒錢，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一股要把家里債還清的狠勁。

家里的變故來得很早。讀初中沒多久，母親就重病臥床，父親整日守在病榻前，農活荒了，家里也揭不開鍋。治病的錢像挖土一樣往外掏，積蓄見底，還欠了一身外債。聶騰飛咬著牙，把書本合上，說“先出去掙點錢再說”，背著簡單的行李，鉆進了開往杭州的車里。

到了印染廠，他不過是幾百號工人里最普通的一個，做的是又臟又累的活。待了沒多久，他注意到車間里有個女工，做事利索，說話卻不多。后來聊熟了，才知道她叫陳小英，同樣是桐廬人，哥哥陳德軍也在廠里。

兩個從同一個縣出來、年紀差不多、家境都不寬裕的年輕人，很容易就走到一起。下班后，他們會在廠區外的小路上慢慢走，聊各自家里的難處，也聊以后想過的日子。有時候，聶騰飛會半開玩笑說：“要是能在杭州干出點名堂，把家里債還了，再給你買個大房子住住。”陳小英一聽，只是笑笑，不吭聲。

那會兒的婚姻沒那么講究排場，兩家父母見面，彼此看著都老實肯干，便點頭同意。很快，19歲的聶騰飛和16歲的陳小英成了夫妻，小小的家庭算是安頓下來。成家之后，聶騰飛心里那根弦繃得更緊了，他很清楚，光靠廠里的工資，別說“改變命運”，連家里債務都看不到頭。

機會往往藏在不起眼的地方。有一次，他跟同廠工人詹際盛聊天，對方隨口說起一個比廠里工資劃算得多的活——幫人從杭州往上海運貨，跑一趟凈賺六十塊錢。那時候，普通工人一個月工資也就一百多，這么一算，心里一下子熱了。

他打聽清楚路線、費用和風險后，回家跟陳小英商量。兩口子在出租屋里算來算去，覺得值得一試。沒多久，他干脆辭了廠里的工作，專門跑單運貨。路上顛簸辛苦不說，天黑還要盯著路面，但每完成一單，他心里就像往上爬了一步樓梯。

跑得多了，他開始琢磨：一個人能跑多少單？能撐多久？再拼命，天花板也在那里。要想掙得多，單靠一雙腿肯定不行，得有團隊，得有組織。簡單說，就是“得有自己的攤子”。

這個想法在他心里一段一段地成形。跟詹際盛反復聊過之后，兩個人一拍即合，在杭州拉起了一塊牌子——“盛彤快遞”。那時候，誰都沒想到，這個帶著點土味的名字，幾年后會被一個更響亮的“申通”替代。

二、從“盛彤”到“申通”：桐廬人把快遞做成一門大生意

公司剛成立時，說是“公司”，其實不過是幾個人、一輛車、幾條路線。但和打工不同的是，這一次，他們是在給自己干。聶騰飛知道，光靠外面招人，既不靠譜，也不好管理，干脆回桐廬老家，把信得過的親戚朋友一個個喊了出來。

很多人最初是半信半疑的。快遞在當時還是很陌生的行當，更多人只知道郵局，知道鐵路托運，對這種“私人跑件”的模式沒有概念。可他們對聶騰飛這個人是有印象的：小時候就肯吃苦，出門打工幾年，人變得更沉穩了，說話有根有據，不是那種愛吹牛的年輕人。

短暫猶豫之后，一批桐廬人跟著他到了杭州，進了“盛彤快遞”。有的開車，有的分揀，有的跑業務，親戚、同鄉慢慢成了一支隊伍。業務量一單一單堆上來，人手卻一天比一天緊，廠房里燈常常亮到深夜，車子往返在江浙滬之間，幾乎停不下來。

業務更多了，原先的“盛彤”兩個字顯得局促，難以撐起快速膨脹的盤子。聶騰飛和幾個骨干討論之后，干脆更名為“申通快遞”，“申”字對應上海，“通”字寓意四通八達，也算順應當時他們主要圍著滬杭一帶打轉的實際情況。

說起來容易，要把一個在郵政體系之外的快遞公司做起來，其中艱難外人很難想象。一方面要搶貨源，另一方面，要建立一套比郵政更靈活的網絡。那會兒，聶騰飛還沒有太多系統的管理知識，但他有股不認輸的勁，遇到不懂的就問，多看、多學，白天忙業務，晚上拿著資料啃。

他很早就看出一個問題：靠自己開網點、自己管理，擴張速度太慢，資金壓力也太大。于是，一個不同于傳統國企和郵政的模式被他拿了出來——加盟制。簡單說，就是把很多網點交給當地人去經營，公司負責品牌和干線運輸，本地網點負責攬件派件。

這個模式有爭議，也有風險。有人擔心失控，有人擔心服務參差不齊。但在當時那個民營經濟剛剛起步的階段，它確實像插上了一對翅膀，把申通從杭州周邊送到了更遠的地方。短短幾年內，申通的網點鋪開，業務量蹭蹭往上漲，桐廬人也在無形中被推上了民營快遞行業的前臺。

遺憾的是，就在申通起勢最快的時候，命運突然拐了個彎。

1998年年底，聶騰飛驅車從杭州趕往寧波，準備談一筆重要合作。那時，他只有25歲，既是老板，又是司機，很多時候，忙到根本顧不上休息。這一次，他沒有再平安回來。

車禍發生后，送醫搶救無效身亡，消息傳到公司時，很多老員工都不敢相信。有人在走廊里呆坐半天，有人紅著眼直問：“真的假的？是不是弄錯了？”直到在醫院冷冰冰的病床上看到那張熟悉的臉，陳小英再也站不住，整個人像被抽空了力氣。

對她而言，這不僅是丈夫的離開，也是整個生活支柱的塌陷。而對申通來說，少了創始人和主心骨，后面的風暴，才剛剛開始。

三、車禍之后的裂變：兄弟四散，“四通一達”登場

聶騰飛離世的打擊，是全方位的。對很多高層來說，未來一下子變得模糊。原本跟著他干，是因為信他這個人，信他的判斷。人不在了，一些人心思立刻活泛起來，有的干脆帶著資源離開，有的開始打自己的算盤。

陳小英那時不過二十來歲，從廠里出來，對系統化管理企業并不熟悉。她一邊料理喪事，一邊硬著頭皮站到臺前，至少要把公司先撐住。許多決策她并不自信，只能邊做邊學。她很清楚，無論如何，不能讓這家公司在丈夫去世不久后就轟然倒下，那會讓人覺得，這一切努力都一文不值。

就在這個敏感時期，一場看上去零散，實則影響深遠的“拆分”悄然展開。聶騰飛的弟弟聶騰云，選擇離開申通，自立門戶成立了韻達快遞。財務張小娟也離職，跟丈夫一起做起快遞生意，后來就是圓通。陳小英的哥哥陳德軍的發小賴海松，則挖走了申通的經理桑學兵，另起爐灶建了中通。再加上同鄉徐榮建接手快遞公司，改名為匯通，也就是后來的百世快遞。

民營快遞圈里流傳著一句話：“民營快遞，看桐廬。”這并非虛言，“四通一達”幾乎都與申通有直接或間接的淵源。這種局面很微妙，一方面，是桐廬人集體把快遞這門生意做大了；另一方面，對申通而言，原有的骨干和資源被一股股分走，競爭對手還都是熟悉的老部下。

有人會說，陳小英那時候是不是“守不住江山”？這種說法太輕巧。站在那個時間點上，她一手要應付內部人心浮動，一手要面對外部不斷增加的競爭壓力，還有大大小小的債務和業務纏在身上。更現實一點講，那幾年如果她沒頂住，申通極有可能早就成了“歷史上的一個名字”。

在這種局面下，聶騰飛生前的司機奚春陽成了一個不太起眼，卻又很關鍵的角色。他本是司機出身，對業務非常熟，整天跟著老板跑前跑后。車禍之后，他沒有選擇離開，反而留在陳小英身邊幫忙處理公司事務。

“你要先把人站穩，其他的慢慢想辦法。”有人回憶，當時奚春陽在辦公室里這樣勸她。生活上，他幫忙照應，工作中，他承擔起不少具體事務，讓陳小英有機會從抽不出身的瑣碎中緩一口氣。

幾年摸打滾爬下來，申通在“內亂”與“外戰”中挺了過來，隊伍重組，業務恢復增長。等到公司逐漸步入穩定階段，陳小英和奚春陽之間的關系，也從單純的上下級和舊部，變成了伴侶。

關于這段婚姻，外界議論一直很多，有人替聶騰飛惋惜，有人對陳小英指指點點，還有人從道德角度大做文章。但從事實看，兩人是在公司度過最艱難階段后走到一起，并在之后很長時間里繼續參與公司經營。這種選擇好壞與否，見仁見智，但確實深刻地改變了申通后來的路。

四、電商浪潮與套現離場：一場漂亮的“順水推舟”

時間來到21世紀初，民營快遞的環境正在悄悄變樣。早期的快遞業務以企業件和零散的社會需求為主，量不算太大，毛利卻不低。可隨著越來越多公司入局，價格戰不可避免，單票利潤一路下行，服務標準卻要不斷提高。

真正關鍵的轉折出現在電子商務上。2003年前后，阿里巴巴等電商平臺逐漸發力，2008年前后，網購群體迅速擴大，對快遞的需求猛增。有人形容，那幾年，快遞行業就像被突然推了一把，從原先的跑步，變成了飛奔。

這一階段，誰敢咬牙壓低單票價格，誰就更有可能拿到電商平臺的大單。對于申通而言，這是個機遇，也是賭局。因為一旦走上這條路，靠高毛利做精做細的日子就過去了，要靠規模，要靠效率，要靠大量資本投入。

陳小英經歷過早期創業，也經歷過車禍后的混亂和洗牌，到這一輪，她的判斷力明顯成熟許多。有資料顯示，在與阿里洽談合作時，申通給出的價格是2.7元一單，這個價格在當時看來壓得很低。有人擔心會虧，有人搖頭說撐不住，但合同還是簽了。

事實證明，這一步走得既大膽又關鍵。淘寶成交量飛速上漲，訂單像雪片一樣壓到各地網點。單票利潤不高，卻靠數量堆出了規模優勢。申通由此牢牢占住了電商件的一塊大盤，也在激烈的競爭中保住了位子。

時間繼續推，快遞行業逐漸邁入資本運作階段。哪家先上市，哪家先引入外部投資，往往意味著在下一輪洗牌中多一層保險。2016年12月30日，申通快遞通過借殼方式在A股上市，陳小英手中持有的大量股份，按當時市值折算，身家突破百億。

對很多外人來說，這像是一個“從小廠妹變成快遞女王”的故事。而對熟悉內情的人來說，這背后是接近三十年的疲于奔命。套用一句民間說法：這錢，看著風光，實則每一分都是熬出來的。

2019年，陳小英陸續轉讓所持股份，套現總額大約146億元，同時逐步讓出申通的管理權。從正式進入這家公司，到離場前后，申通幾乎占據了她全部成年時光。有人說她“順手套現”，聽上去略帶輕巧，但如果把時間線攤開看，從1989年到2019年，這“順手”，至少用了三十年。

離場之后，她和奚春陽選擇回到桐廬，一邊做投資，一邊以慈善的方式回饋家鄉。桐廬這個縣城，因為快遞行業，早早就被人冠以“快遞之鄉”的名號。當地不少學校、路橋、公益項目里，都能看到這些民營企業家的影子。

有意思的是，這一切最初的起點，只是一個輟學少年的一張車票，一位小廠妹的一個決定，以及一群桐廬人從山里到城市的一次集體遷徙。聶騰飛從山村走上創業路，再從高速公路的意外中驟然離開，他沒活到看到公司上市，也沒看到“四通一達”在全國鋪開，更不可能預料到妻子后來會與司機結合、最終帶著百億身家退場。

有人為他惋惜，說如果當年那場車禍沒有發生，申通可能會是另一個模樣，他本人或許會站在更高的位置。也有人對陳小英的人生變軌評頭論足，感慨命運弄人。但這段歷史最值得注意的，其實是民營經濟蓬勃時期，那些從底層往上爬的人，在機會與風險之間如何做選擇。

聶騰飛的生命定格在二十五歲，卻在民營快遞這塊版圖上留下了一個不能繞開的名字。陳小英從印染廠里走出，跌跌撞撞接過一副燙手的攤子，最后體面退場。許多和他們一樣起點普通的人，則在這股浪潮中，或沉或浮，各自散去。

故事講到這，時間已經走遠。那張當年從桐廬開往杭州的大巴車票早已找不到蹤影，但由此引出的創業、分裂、競爭與離場，卻清清楚楚地刻在了那段民營快遞發展的年代里。對后來者來說，這些經歷不必過度拔高，也用不著刻意美化，只當是看過一段真實發生過的路程，記住那些名字，記住那幾年發生過的轉折，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