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遠志稱1931年參加革命，任弼時笑稱那時你還不會走路吧？

1946年深秋的延河邊，晚風有些涼。一個戴著黑邊眼鏡、手拄拐杖的中年人，正緩緩沿河而行，身邊跟著幾個孩子。忽然，一個扎著小辮子的女孩仰著頭，對著他半真半假地說了一句：“爸爸，我參加革命，可比你早多了。”這話一出口，惹得中年人忍不住笑出聲來。這個人，便是時年四十出頭的任弼時。

有意思的是，那時的任遠志，和父親真正相處的時間，不過短短一年左右。但兩人之間的這點笑聲、幾句打趣，卻把前面十幾年的顛沛流離，連在了一起。要弄清楚她為什么敢說“1931年就參加革命”，得從她出生前后那段不平靜的歲月說起。

一九三一年，對中國革命來說，是個風雨交加的年份。國共對峙日趨激烈，白色恐怖籠罩大城市。就在這一年，遠在上海的中共領導人任弼時，接到黨中央的指示，準備赴中央蘇區工作。出發前，他的妻子陳琮英已經臨近生產，行動不便，只能留在上海。

臨別之際，任弼時看著即將臨盆的妻子，說了一句頗帶期許的話：“孩子生下來，不論是男是女，都叫遠志吧，希望他將來有遠大的志向?！闭f完，他登上了開往蘇區的路，而肚子里的這個孩子，則在七天后降生在租界的風雨之中。

任遠志出生的那天，父親不在身邊。更殘酷的是，剛滿百天，她就跟著母親闖進了牢獄的大門。那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敵人順藤摸瓜，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及其家屬。陳琮英抱著襁褓中的女兒，被逮捕審訊。

審訊室里燈光刺眼，敵人輪番盤問。面對威逼利誘，陳琮英裝瘋賣傻，東拉西扯，故意把話說亂。可敵人終究咄咄逼人，問題越追越細，眼看就要難以應付，她只好出狠招——把懷里的小遠志掐得青一塊紫一塊。孩子痛得撕心裂肺地哭，哭到最后，連審訊人員都煩了，擺擺手罵了一句“家庭婦女，退堂”，把她們母女從嚴酷的審訊中趕了出去。

后來組織千方百計營救，足足折騰了大半年，這對母女才算從監獄里脫身。出獄后，陳琮英對自己的妹妹趙一曼說起這些，語氣里還有些愧疚：“沒辦法的時候，只能掐她腿上、胳膊上，掐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壁w一曼反倒笑了：“這侄女了不起，從小就上了戰場，算是跟你一起對敵斗爭的革命戰友?！?/p>

這句半開玩笑的話，幾十年后成了任遠志“自夸”的依據。只不過，那時的她尚在襁褓，連站都站不穩，更別說什么“參加革命”了。

母女剛脫離虎口，新的抉擇又擺在面前。陳琮英接到調往中央蘇區的電報，形勢緊迫，她必須盡快動身。但任遠志還太小，路途險惡，帶在身邊極不安全。權衡再三，她忍痛把剛會笑、剛會認人的女兒送回湖南老家，托付給已經五十多歲的奶奶照料。

從這一天起，任遠志童年的大部分時光，都與戰火中的父母分離。她在鄉下慢慢長大，身邊沒有父親的身影，更多看到的，是田地、旱井和老屋的屋梁。

一、在鄉下長大：沒有父親的童年

一九三八年前后，抗戰正打得激烈，日軍鐵蹄不斷南下。而在湖南農村的一座小院里，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已經學會了挑水、澆糞、種菜，還要照顧比自己小好幾歲的妹妹。

這一切，源自一個突如其來的變故。任遠志七歲時，撫養她長大的奶奶病逝。當時，任弼時和陳琮英正在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路上，遠在重洋之外，根本不可能趕回鄉下。家里一下少了主心骨，年紀尚小的任遠志，只能被動地頂了上來。

幸運的是，曾經幫忙照料奶奶的王婆婆，主動留下來幫忙干重活。即便這樣，生活的重擔還是壓在小女孩身上。她要學著燒火做飯，給妹妹洗衣服，拉著小孩在田埂上跑來跑去，還得想辦法照顧家里一點點微薄的收入。對于一個小學生年紀的孩子來說，這無疑是沉甸甸的負擔。

她后來回憶，這些年過得格外清苦。十二歲那年，她出麻疹，高燒不退，身上起疹子，渾身無力，可井里的水總要有人去打，灶膛里總要有人添柴。她只好一邊燒著高燒，一邊跪在井臺邊上，用盡力氣把水桶提上來，再一趟趟搬進廚房。

那幾年，她見過的“童年享受”，大概就是在田埂上吹風，或者在雨后的小路上踩幾腳泥水。更殘酷的是，這孩子很長時間根本不記得父親長什么樣，只知道有個叫“任弼時”的人，是別人嘴里常常提到的“遠方的親人”。

抗戰時期，任弼時輾轉多地，先后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又參與軍委領導。戰事緊張，行程頻繁，他心里惦記著孩子，卻很難有機會把他們接到身邊。直到解放戰爭前夕，時機才算成熟。

一九四六年，在重慶談判、東北戰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交織的背景下，黨中央作出一系列戰略調整。也正是在這個節點，任遠志和妹妹的命運，發生了重要轉折——她們被接往陜北延安。

當解放區的卡車顛簸著駛向黃土高原時，小姑娘心里更多的，是好奇和不安。她知道自己要去見“父親”，這個從來只存在于別人話語里的親人。至于見到之后會怎樣，她一點概念也沒有。

到了延安，父親卻又不在。任弼時因工作去了新疆，暫時未能相見。小院里的窯洞，土炕上鋪著粗布被子，屋角還堆著資料和公文包。陳琮英向女兒描述她父親的模樣：戴黑邊眼鏡，留著一點胡子，拄著拐杖。對任遠志來說，這是一個抽象的形象，更像一個遠遠的輪廓。

不久之后，從西北方向開來的一輛車停在院口，車門打開，一個略顯消瘦但精神矍鑠的中年人下了車。陳琮英壓低聲音，對女兒說：“快去，那就是你爸爸?！毙」媚镄∨苤^去，站在他面前，卻怎么也叫不出“爸爸”兩個字。

任弼時沒有責怪。他笑著張開雙臂，把她用力摟在懷里，輕輕拍著她的頭，嘴里一邊叫著“大女兒”，一邊反復重復：“大女兒，你回來了。”這一刻，對于這個在鄉下長大、從小就干粗活的孩子來說，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種很樸素的感覺——原來自己并不是沒人要的孤兒。

車開動了，孩子被抱上第二排座位，前排坐的是朱德和康克清。憋了半天，小姑娘終于鼓足勁喊了一聲“爹爹”。沒想到，答應她的，卻是前排那位總司令。她嘟起嘴，小聲嘀咕：“你不是我爹爹，你怎么答應？”一句童言無忌，把車里的人都逗笑了。陳琮英只好給她解釋，延安的孩子們都這么叫朱德。

這一小段插曲，既透露出革命隊伍里的家長里短，也折射出一個事實——任遠志那時對“父親”的概念，其實還很模糊，更多是一種通過別人想象出來的關系。但從那天開始，這層關系有了溫度。

二、延河邊的笑聲：父女之間來之不易的相聚

延安的日子，說不上寬裕，卻有一種難得的踏實。黃土高坡、窯洞油燈、簡陋的教室，這些元素組合在一起，是很多革命后輩共同的記憶。對任遠志來說，延河邊那幾次散步，尤其讓人難以忘懷。

某一天傍晚，任弼時從繁重的辦公桌旁抽身，帶著幾個孩子沿著河邊慢慢走。落日斜照，河水泛著暗紅色光。他一邊走，一邊給孩子們講革命道理，講紅軍長征、講抗日根據地的堅持。孩子們半懂不懂地聽著，又不時插兩句童話式的問題。

就在這時，任遠志突然插嘴：“爸爸，其實我早就參加革命了。”這話突兀，卻帶著幾分得意。任弼時愣了一下，忍不住笑問：“你？什么時候參加的？”她一本正經地報出一個年份——“一九三一”。

任弼時條件反射般否定：“胡說，那時候你連路都還不會走！”任遠志不服，抬起下巴，認真解釋：“那年我跟媽媽一起坐牢啊。媽媽受審的時候，又掐又擰，把我掐得青一塊紫一塊的。那不是在配合對敵斗爭嘛？所以我從小就為革命作過貢獻。”

這番話，說到底是童心未泯的夸張，卻又不全是虛言。從坐牢的那一刻起，她確實被卷入了革命風暴之中，只是還來不及形成清晰記憶。任弼時聽完，終于放聲大笑，一邊笑一邊伸手摸了摸女兒的頭，眼神里既有欣慰，也難免帶著幾絲心酸——孩子打小就沒享過幾天安穩日子，卻還要把這種磨難當成“光榮”。

難得的是，父女相聚沒多久，任遠志就被送進了延安中學，住校讀書。革命根據地對干部子女的生活，并沒有額外優待。延安規定了三檔伙食標準，她吃的是最低一檔“大灶”。

對一個在南方長大的姑娘來說，延安的小米飯，不得不說是一道難關。小米煮得有些硬，一口咬下去，像嚼一嘴沙子，混著少許菜湯，勉強吞咽。偶爾改善伙食，有幾塊羊肉，卻膻味十足，湯上的羊油還沒端上桌就凝成了白塊。一個習慣了湖南米飯的小孩，要把這種飯食吃順嘴，著實花了一番功夫。

生病，就更難熬了。有一次，她因不適連著幾天吃不下東西，整個人瘦了一圈。班里一個同學看不過去，跑到食堂，用珍貴的面粉給她做了一頓“病號飯”。這個同學就是劉少奇的兒子劉允若。問題是，他根本不會做飯，最后端出來的是一鍋稀稀拉拉的面糊。

然而在那個條件下，一碗白面糊就是難得的“山珍”。任遠志喝得津津有味，連聲道謝。喝完，她忍不住問了一句：“我爸爸媽媽怎么還不來看我？”劉允若支吾了半天，并不知道怎么回答。

學校其實早就把她生病的情況報告給任弼時。面對這個消息，他的反應卻很平靜。他對身邊人說：“一點小病就接回家，這樣搞特殊不行。她可能只是還不適應延安的生活，讓她在學校多鍛煉鍛煉，有好處。”

站在一個父親的角度，這話聽起來有點“冷”。但對一個革命領導人來說，又很符合當時的觀念——家屬不能特殊，子女不能例外。直到周末，任遠志自己回家，瘦得明顯，臉色發黃，任弼時這才察覺病得不輕，心里頗有不忍，趕忙安慰她：“本來是想讓你多鍛煉鍛煉，沒想到真病了，不怪爸爸吧？”說著，就給她破了一次例，讓她在家里多住幾天，把身體養好。

臨回校時，他一再叮囑：“要能吃苦，好好鍛煉自己。以后想為國家做事，為人民服務，沒有本事可不行?！痹挷欢?，卻把一家人的期望壓在了孩子的肩上。

延安歲月中，父女見面的時間依舊有限。任弼時工作極忙，夜里窯洞的燈常常亮到很晚。他既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又是軍委的重要負責人，既要管黨的組織工作，又要緊盯戰局。能抽出來陪孩子散步、說一兩句家常，已經算是難得的輕松時刻。

一九四七年春天，延安上空再一次烏云密布。胡宗南率大軍逼近陜北，國民黨企圖一舉消滅中共中央在西北的根據地。出于戰略考慮，黨中央決定主動撤離延安，保存有生力量，轉戰陜北。在這個關鍵時刻，任遠志，又一次被卷進了長途遷徙的隊伍中。

三、轉戰與別離：戰火中的“輕傷不下火線”

撤離延安的隊伍中，有中央領導，有機關工作人員，也有一群尚在求學的少年——延安中學的師生。任遠志跟隨學校一起離開，白天隱蔽休整，夜里趕路。為了不暴露目標，隊伍行軍時不能點火把，黑黢黢一片，唯有星光和隊伍前方隱約的身影可以借鑒。

問題在于，任遠志有夜盲癥。夜一黑，眼前幾乎什么也看不清。為了不掉隊，她只好在前面同學的背包上系一條白毛巾，靠著這團隱隱約約的小白影子前行。風一吹，毛巾就飄來飄去，腳下泥濘不堪，摔跤是常有的事。

有一段時間，天連著幾天都在下雨，道路被澆成泥塘。隊伍要過一條河，水勢不算大，卻格外湍急。夜色下，河邊坑洼不平，她沒看清腳下的石頭，一腳踏空，整個人栽進了河里。冷水一激，腳趾重重撞在石塊上，鮮血順著水流開去。后來才知道，右腳趾骨已經摔裂，手和臉也被磕破了好幾處。

前后同學七手八腳把她撈上來，又從老鄉家借來一頭毛驢，想讓她騎著走。遇到毛驢都過不去的地段，就由男同學輪流背她。然而走了一陣，她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大家已經夠辛苦了，再因為自己拖慢行程，總覺得抬不起頭。沒多久，她堅持不再騎毛驢，拄著一根木棍，咬牙自己往前挪。

結果，棍子不僅磨破了手套，還把衣服戳出幾個洞。腳傷被日夜磨蹭，腫得更厲害，走起路來一瘸一拐。夜里急行軍時，她漸漸落在隊伍后面，只能靠頑強的意志一點點去追，直到徹底體力不支。

前線戰事瞬息萬變，但家屬隊伍里的情況，很快還是傳到了中央機關。任弼時得知大女兒受了傷，趕緊派人把她接到中共中央暫時駐扎的王家灣，安置在自己的窯洞附近。見到一瘸一拐的女兒，他沒先問傷勢，而是先用一種半開玩笑的語氣說：“輕傷不下火線嘛，小同志你怎么回來了？看樣子傷得不輕，那就跟爸爸住一段吧?！?/p>

表面上看，是在逗孩子，背后不難看出一種苦中作樂的態度——形勢再艱難，也要把日子往暖里過。王家灣條件異常簡陋，任弼時一家擠在一孔窯洞里，家當不多，空間極為有限。窯洞炕上，還有一個一人多深的炕洞，是老鄉平時儲糧的地方。任弼時看了看，想了個權宜之計，對兩個女兒說：“你們就睡這兒吧?！?/p>

任遠志一聽，心里直打鼓：“這么深的洞，我們下去了，還怎么爬上來？”任弼時只得耐心解釋：“村子太小，來的人太多，實在騰不出地方。你們這么多年在外也吃過不少苦，就暫時委屈一下吧。每天早上，爸爸把你們拉上來。”

就這樣，兩個孩子晚上鉆進炕洞蜷著睡，白天由父親在炕沿上把她們一點點拽上來?？欢磳挾让銖妷騼扇似教?，長度卻不夠伸直腿，只能縮著身子湊合。一家人擠在這么個窄小空間里，窯洞旁邊，就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住處。

領導人工作極忙，經常到半夜還在寫材料、開會。任弼時知道鄰居是誰，就格外叮囑女兒們：“毛伯伯、周伯伯工作都很辛苦，你們在這里，走路要輕聲，不要大喊大叫，也盡量別在院子里打鬧，別影響他們休息?！?/p>

沒想到，這句叮囑還給女兒出了個難題。有一天一大早，任弼時起床出門，到院子里散步去了。炕洞里，任遠志被憋醒，急著要起床解手。她試著自己往上爬，奈何洞太深、腳又有傷，連著試了幾次，都夠不著炕沿。照理說，這時候該大叫幾聲讓父親來幫忙，可“不能大聲喧嘩”的叮囑在耳邊回響，她硬生生把那聲呼喊憋了回去。

憋到最后，實在再忍不住，只好在炕洞里失禁，把褲子、褥子都弄濕了一大片。等父親回來的時候，她既不好意思說，也怕惹麻煩，只好咬牙自己悄悄把濕褥子挪出去洗干凈，掛在山坡上曬。對一個十幾歲的女孩來說，這種尷尬記憶，說不出口，卻又刻得很深。

一九四七年六月初，中共中央準備進行新的轉移，東渡黃河，到晉綏根據地。當時的局勢，已經從防御延安，轉為在更廣泛的區域機動。任遠志和妹妹，隨同中央機關部分干部家屬一起離開王家灣。臨別前，她拿出一個小本子，怯生生地請毛澤東題字留念。

毛澤東摸著大女兒的頭，笑著說：“要過河了，給你寫點什么呢？”頓了一下，提筆寫下四個字：“光明在前。”簡短，卻有一種直白的鼓勵。任弼時也在她的本子上寫了“好好學習”四個字。對這一家人來說，這短短兩句題詞，既是父輩的期望，也是他們一路走來的總結。

戰爭還在繼續，家人還得一次次分散。任遠志在轉戰和遷移中，慢慢長大，眼界也跟著戰事一起拉長。等到新中國成立時，這個一九三一年出生于上海、幾經輾轉的女孩，已經成為一個有著穩定志向的青年。

建國后，她考入北京師范學校。那是新政權亟需教育人才的時期，師范院校成了培養骨干的重要陣地。她在學校里接受系統的專業訓練，畢業后被分配到國家輕工業部，擔任部長秘書。這個崗位看似平常，卻涉及大量文稿整理、材料起草，需要細致嚴謹的態度，更需要一定的政治敏感。

之后，她又調到軍事博物館工作。軍事博物館的任務，是系統整理展示中國近現代戰爭史和人民軍隊發展史。任遠志接觸到許多文物檔案，看到許多有關父輩那一代的史料。她個人經歷的那段苦難歲月，只是整個戰爭畫卷里很小的一角。她在這里一干就是幾十年，直到一九九二年離休。

有一點值得注意，她從來沒有因為“高干子弟”的身份而享受什么所謂的“特權”。家庭在物質上并不富裕，生活方式也沒有刻意講排場。任弼時去世得早，一九五零年他因長期勞累、積勞成疾，在北京逝世，年僅四十七歲。按那句“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俗話來算，他們這一家人，其實沒“乘上多少涼”。反而因為父親工作太拼，留下的是早年的艱苦和后來的自立。

晚年回想往事時，任遠志曾坦率地評價：“雖說算是干部子女，但生活其實一直比較普通。父親在世時，不允許我們搞特殊，他走得也早，留下來的更多是要求和規矩。我們兄妹只好自立，盡量按他生前說的，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边@話不華麗，卻能看出她對家風的認同。

一九三一年，她在上海的動蕩中呱呱落地；同年，她被母親抱進監獄，成了趙一曼口中的“從小參加革命”的侄女。十幾歲那年，她在鄉村的井臺邊燒著高燒提水做飯；再過幾年，她在延安吃著硬梆梆的小米飯，對著一碗面糊當成美味。撤離延安的夜路上，她跌進冰冷河水，腳趾骨裂，靠著一根木棍和一些倔強，一步步往前挪。

等到延河邊那句“我一九三一年就參加革命”的調侃說出口，這些碎片就有了一個獨特的注腳。任弼時聽完笑了，那笑聲背后，不只是對孩子聰明伶俐的欣賞，更包含一種復雜的情緒——既心疼，又無奈，還帶著一點欣慰。畢竟，在那樣的年代，能笑著回憶這些“苦事”，本身就說明人活下來了，路也走出來了。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任遠志在北京離世，享年九十歲。她這一生并不轟轟烈烈，卻把父親曾經掛在嘴邊的那幾句話，悄無聲息地落實在幾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之中。至于當年那句“你那時還不會走路”的父親笑聲，也早就定格在延河邊的回憶里，成為那一代革命者家庭生活中，少見而珍貴的一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