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在場感”與“逸出”的文氣——以《民謠》《桃花塢》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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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當代文壇》，作者張學昕、傅俐

流動的“在場感”與“逸出”的文氣

——以《民謠》《桃花塢》為中心

□ 張學昕 傅 俐

摘 要

王堯在長篇小說《桃花塢》中的抗戰書寫，深入日常生活的細部，在情感共振中，牽引出戰火紛飛歲月里人們的真實情狀，透過青年學生赴往昆明求學西南聯大的個體記憶，展現了彼時學人的風骨與信念。在戰時流動的敘述場域中，王堯以“生活真實”為原點，通過細膩動情的“在地深描”，賦予想象中的桃花塢大街以真切的“在場感”，既呈現了許多被湮沒在“大歷史”中的“小故事”，也鉤沉出諸多在困境中堅守初心的命運畫像。在《民謠》《桃花塢》的寫作中，王堯延續了“以小見大”的書寫范式，憑借對先輩記憶與史料的熟稔，將地域文化、回憶空間與個體命運融通起來，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了學者小說的敘述維度，復歸了“五四”時期文人士氣“桃花灼灼”的精神風貌。

關 鍵 詞

《桃花塢》；學者小說；西南聯大；戰時流動；在場感

《桃花塢》

王 堯 著

作家出版社

幾年前，王堯在自己第一部長篇小說《民謠》的題記中寫道：“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轉眼間，四五年的光景過去，正值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王堯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桃花塢》也付梓成書。與《民謠》相似，《桃花塢》“引子”中的第一句話，依然帶著讀者回溯到那個坐在橋上四處張望的少年的視線里。只是這一次，他將目光錨定在了抗戰前后蘇州老家的桃花塢大街。從某種意義上看，王堯選擇《民謠》中的“十七年”和《桃花塢》里的抗戰十四年作為敘事的時間向度，不僅源于他對歷史和文學史的熟稔與志趣，也是在向那個時代自己的故鄉與親人、戰火紛飛中西南聯大的學者們致敬，飽含著深厚的情感和文化底蘊。王堯采取一貫的“于細微處顯宏大”的敘事策略，讓歷史的發展脈絡從日常生活的肌理中自然浮現，又用生活的細部修辭為文本籠罩上一層詩意的光暈，使得文本呈現出唯美的品質與獨特的審美特質。

如果說《民謠》的審美情態更偏重民間的質樸直白，那么《桃花塢》則將審美意蘊體現為“溫潤深沉”的特質。它透過個體命運的變遷，勾陳起家鄉的變化與民族彼時所處的困境，讓戰爭創傷、文化流失等問題都包蘊在江南水鄉的溫潤風情之中。可以說，王堯在小說《桃花塢》中，通過“大歷史”與“小故事”的聯動，革命史與精神成長史的相伴相生，在歷史的褶皺里呈現情感與精神的隱秘波動，構建起兼具厚重感與人文底蘊的個性化敘事。

李洱曾說：“歷史并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故事的意義就在于建立情感的鏈接”。這似乎為我們理解王堯創作《桃花塢》的初衷帶來某種啟發。當他決定創作這部文本的時候，蘇州早已沒有戰火紛飛的情狀，可為何我們在初讀小說后，便能瞬間進入那個戰火不斷、人們奔走相忙卻又充滿頹唐詩意的敘述場域呢？或許，這就是情感與想象共同體的魅力，也是寫作與現實之間的“桃花灼灼”。

讀者與作者之間的理想狀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建立了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以及讀者是否充分理解文本中所呈現的“應有之義”，而非面對作品涉及的歷史時代背景時，輕易陷入略過、跳過的閱讀慣性。我們踏著歷史的轍印走向今天，戰事風云似乎已經煙消云散，唯有人們的血肉和情感挽留住了消逝的記憶，讓我們知道那些過往是真實存在過的。王堯通過戰火即將來臨或已經來臨之際，蘇州的“慢”與人們心境、生活細部的落寞凄涼相對照，形成了某種緊實的張力。可以說，王堯在文本中呈現了蘇州歷史的“在場感”，在他的筆下，一切鮮活的生命都隨著太湖湖水輕輕搖晃。在煙波浩渺的太湖上，作為敘述者“代言人”的方后樂，也隨著時間生出無限的蒼茫感。面對如此宏闊的水域，每一個人都如同一葉扁舟——那么，在面對未知的生活時，個體的生存是否也如螻蟻一般渺小？蘇州的街巷、流水、小橋、戲班子、傳習所、圖書室、古文獻，人們看戲吃茶、賞荷撫琴的日常，這些元素都構成了無法復制的蘇州生活。然而，富于變化的是，戰前這里的日常生活平靜舒適，如今卻退守為清冷低沉。王堯通過戰前與戰后的生活細節，展現了諸多鮮明的變化，無論是生活秩序、老街格調，還是人們的心緒，都出現了很大的差異。當我們跟隨作者的筆端回望桃花塢大街，試圖理解上個世紀戰時的風起云涌，不禁慨嘆，眼前的“煙火人間”似乎較之戰爭來襲之前沒有太多的變化，然而，腥風血雨的過往卻曾真實地發生過。

小說中，蘇州淪陷之前，桃花塢儼然是一幅小橋流水、粉墻黛瓦的江南景象，整座城市浸潤著安寧恬淡的生活氣息。然而，隨著戰事來襲，炮火炸毀了街巷與民宅，道路上一片狼藉，粉墻上寫著黑色大字“奠”，小城的氣息明顯轉變，往日的寧靜與詩意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戰爭帶來的壓抑感。我們知道，要毀掉一個民族，便要先毀掉它的文化，以此為前提，王堯在寫作中更想追問的是：如若蘇州文化沒有被毀掉，文脈的遺存有幸被保存下來，鮮活的記憶和傷痛是否也被妥善安放？小說中，人們在街上行走的神色，以及出門喝茶聽戲的習慣，都曾悄然發生過轉變，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人離世、失蹤，甚至常是白發人送黑發人。這些同樣值得被記錄的極端且真實的生存狀態，無聲訴說著戰爭的無情。王堯在小說《桃花塢》中所復刻的這些細節，不僅還原了一段兵荒馬亂的歲月，也在不斷地提醒讀者存在與遺忘之間的某種悖論。他并未將這些內容視為歷史遠景，而是融匯于自己的寫作之中，將親人的生活與歷史碎片交織集結，從而對當下生發出一定的啟示意義。在斷裂和延續的韻律之中，他著眼于“人情味”的細部，讓煙火氣息充盈于《桃花塢》的敘事空間。

就這樣，日常生活所包蘊的溫情與詩意悄然沖淡了戰爭帶來的壓迫感，文本的終極意義由此指向“人”本身，指向個體在極端環境中秉持的生存信念，以及使“人之所以為人”的日常倫理。小說中，王堯描繪了諸多極為細小卻觸動人心的生活片段，比如描寫周惠之挑選、腌制雪里蕻菜的過程，腌制冬菜的重復性動作仿佛是人們在不確定的日子里，努力延續著可確定的生活節奏的一種嘗試。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細節，恰恰映照出桃花塢人以樸素的生活方式守護自己“活著”的生命尊嚴。同樣地，對于經歷逃荒的人們和接收逃荒者的村民而言，生活也迎來了巨大的變動。淳樸的村民沒有因城里人急需生活用品而哄抬物價，反而是將生活用品一并放進籃子、水桶，等待著過客前來。這些選擇，皆需要極強的堅韌與耐力。在戰亂不斷的年代，江南水鄉的“家族倫理”也彰顯出極為厚重的倫理品質。方后樂一家情感深厚，父親方梅初與母親周惠之兩人在桃花橋上定情，深厚的感情并未隨著時間的消磨而減退；方后樂與黃青梅之間那份青澀而不言明的彼此傾慕，也始終支撐著兩人一起走過西南聯大求學的艱難歲月。

小說中，王堯設置了一個頗有深意的情節：在方后樂和黃青梅放學回來的一個傍晚，他們發現方母周惠之不見蹤影。在此前，周惠之的精神狀態便已出現了恍惚和失意的跡象，從此這位溫柔堅毅的女性便杳無音信。似乎也是在這時，周惠之的形象才漸漸明晰了起來。她與方梅初相濡以沫，也接受過新式的教育，相夫教子，為人又極開明和善。這樣的女性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其實并不少見，但她們的名字卻往往潛藏或隱匿于她們的丈夫和更多被傳頌的“大先生”的背后。正如王堯在《日常的弦歌：西南聯大的回響》中所言：“在教育界、知識界，我們或許都曾感慨過，校長不再有梅貽琦，教授不再有聞一多、朱自清，在他們身后，關于他們的敘述不斷放大他們的身影，而他們的身影幾乎遮蔽了韓詠華、趙瑞云這樣的知識女性。且不說她們在那個時期的作為，這些在‘五四’以后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知識女性，橫跨家庭與社會之間的心路歷程，也是我們可以考察的歷史。”由此，或許只有寫出“周惠之們”的“不在場”，才能夠引發我們的覺察和重視。可以說，王堯懷揣著深厚的情感，將敘事目光投向戰爭背景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呈現生命個體戰時的生存狀態與精神信仰。《桃花塢》訴說了那些真正的“大先生”舉步維艱卻依然堅持辦學的決心，也關注到了被遮蔽或遺忘的同樣值得銘記的“新青年”與“新女性”。王堯以溫情脈脈的筆觸，將蘇州百姓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瑣碎的生活片段織入敘事，在文本中還原人們的性情與生活的本然樣貌。

“桃花塢”不僅是小說故事展開的地理背景，更承載著人物的精神品質，映射出知識分子的精神成長的鏡像。敘述空間與人物個性的交互，使文本充滿寬廣而深遠的象征意味。王堯將寫作觸角探向歷史的縱深之處，借助抗戰的歷史背景，依托蘇州地域文化的豐富底蘊，將歷史文化、地域空間與個體命運融為一體，以溫潤的筆觸與唯美的格調，呈現出人們的精神變遷、心靈渴望與理想追求。當歷史的現場逐漸遠去，“方后樂們”的故事似乎也隨著時間被掩蓋，王堯透過《桃花塢》提出了“在場之問”：我們該如何延續與堅守那份“先憂后樂”的精神？這或許也是小說留下的綿長而富有現實意義的回響。

“五四”以來，研究界對“學者小說”概念的界定是比較寬泛的，文化工作者、“文化人”等身份皆被納入考察范疇。從民國時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出現了很多既是優秀學者，又是著名詩人、作家的創作者，如劉半農、魯迅、錢鐘書、聞一多、馮文炳、陳夢家、俞平伯、施蟄存、孫大雨、胡風、林庚、鄭敏等，他們的文化人身份為作品內涵帶來更開闊的視角。也就是說，在這一階段，學者型作家的概念并非限定于高等教育的學歷背景或是精英化趨勢的群體，而是指具備學問素養及學者風范、主體意識的作家。同時，學界較為認可的“學者小說”要素大體包括：“首先，創作主體必須是學者身份；其次，學者小說應該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社會歷史內涵；再次，學者小說文體建構自覺性強；第四，讀者定位主要在知識層和文化群體。”就上述關于學者小說的界定而言，王堯創作的小說較之普遍意義上的學者小說創作是有所“逸出”的，他的小說創作似乎更接近于“五四”時代“士夫”的風貌，“知識”附著在真實的生命體驗上并生發出新的意義。王堯沒有陷入“知識性”或大學素材的寫作慣性，而是通過情感的共振和學者的人間情懷，為讀者還原了時代的樣貌。他實現了學者與作家雙重身份的貫通，建立起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之間的精神通道，走出了一條融學問、思想與文學為一體的寫作道路。

王堯在學術研究中長期關注“知識分子”這一“關鍵詞”，并在多篇隨筆與散文中對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的艱辛經歷與心路歷程，進行了深入勘探與“再造”。這種扎實的學術功底為《桃花塢》的寫作積累了豐厚的史料素材，使小說敘事獲得了進入歷史現場的現實依據，也使其在《桃花塢》的書寫中，流露出其來有自的氣定神閑、沉潛堅韌的學者情懷與美學凝望。因而，《桃花塢》不僅是一部關于抗戰與個體成長的小說，也是構建身份與文化認同，在敘事中探尋精神出路的創作實踐。小說中，作者對章太炎、聞一多、朱自清、梅貽琦等一批歷史人物的敘述都根植于嚴謹的歷史考據之上，用史料重構知識分子的生活與精神世界，通過層層疊疊的細節搭建起特定的“歷史現場”。王堯也十分擅長于互文手法的運用。在《民謠》出版前，他曾在《雨花》雜志上開設的專欄“時代與肖像”中發表多篇散文，后集結成冊。從內容上看，這組散文不僅是他對于過往歲月的回望，也是對小說《民謠》的一種呼應。同樣地，在《桃花塢》之前，王堯也有《日常的弦歌：西南聯大的回響》等關于這一時期的文化隨筆出版。從這些散文中，我們亦能夠更為深入地體會到王堯將記憶“變為”故事的過程和方式。同時，《浣紗記》《劫后之蘇州》《桃花塢賦》等諸多互文性文本與作者、敘述主體、小說人物的精神史軌跡交相輝映，生成了極具情感質地的文體自覺性。這些豐厚翔實的歷史細節將知識分子的精神品格在文本中鋪陳開來，王堯以細膩、樸實、詩意的筆觸呈現極端環境下知識分子群體的尊嚴、責任與道德關懷。這種虛實相生的敘事資源整合，既得益于王堯學者身份的學識積淀，也源于作家本人對知識分子精神與命運的深切關懷，體現出蓬勃的創作生命力。

面對超越個人經驗的創作，該以何種敘事視角與敘事倫理切入文本，尤其是在兼顧歷史真實的前提下讓想象“貼地飛翔”，這構成了一個極具難度的敘事挑戰。身為學者的作家王堯，在《桃花塢》中，自然而然地將敘述內容靠向對知識分子的關注，感同身受地將敘事重心聚焦于抗戰“大后方”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與精神操守，書寫這一群體以文化實踐參與民族抗戰的自覺努力。王堯圍繞主人公方后樂從“關心但不參與政治”的“中道”，到“積極融入與參與”的精神蛻變展開敘事，勾勒出歷史洪流下知識分子的精神成長軌跡。每一次戰事的轉機與危機，都成為知識分子思想與精神演變的內驅力，他們的精神狀態在歷史的脈絡中持續演變，焦慮與痛苦，理性與感性，理想與信念交織其中。可以說，在時間的經緯里，方后樂投身于革命道路的人生選擇，不僅是從猶豫到堅定的精神嬗變，他也由此完成了從青澀學生到成熟知識分子的轉變。歷史進程與精神成長雙線并行，形成一種國家“大歷史”與個人“精神史”的呼應。由此，我們看到，知識分子的人生選擇，已然超越了對個人命運的思索與考量，更成為他們在國家危難之際對理想與信念的堅守，凝鑄為一道具有家國情懷的“學人風景”。

整體上，王堯的“學者小說”“逸出”了原本的敘述范式，不僅囊括了對于知識分子精神成長的關注，對于家與國的文化認同和身份體認；同時，他透過互文性的描述，穿越了歷史與現實的邊界，展現了知識分子在戰時狀態下較為完整且更為豐富的情感游絲，彰顯出更具包容性的“人間情懷”。從《民謠》到《桃花塢》，王堯始終展現出高度的敘事自覺以及敘寫歷史的熱情。或許《桃花塢》很難被稱為是恢弘的史詩，但王堯的歷史書寫呈現出一種抒情氣質與詩學追求，專注于打撈那些被宏大敘事所遮蔽的個體經驗與心靈顫動。他將歷史譜寫成一首動情的民歌，將記憶、文化、精神、詩意化作音符，其中既涌動著寫作主體的情緒與情感，也貫穿著理性的思辨。正是這種“有情”的觀照，使得歷史在王堯筆下褪去了生硬的“史實”外殼，在時間洪流中彰顯那些曾經靜默的人心與世事，飽含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干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

讀罷小說《桃花塢》，我們大抵都會記住那句“桃花塢的妙處就在沒有桃花，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這是方離子在向兒子方梅初解釋為何此地并沒有盛開的桃花時，所說的一句話。方離子這樣回答方梅初，方梅初也就這樣回答方后樂。這份家族記憶所傳遞的戰時情感體驗，在王堯內心反復發酵，積蓄起一股強烈的敘述沖動與激情，于是，故事“恰到好處”地發生了。可以說，王堯通過對“戰時”的資料爬梳與對親人記憶的重組，繪制、還原了戰時大后方的“漂流生活”。在小說中，王堯設置了方后樂三處明顯的空間轉換：1937年，方后樂離開自幼生活的桃花塢，舉家前往明月灣避難；1938年，方家重返劫后的蘇州；1941年，方后樂和黃青梅前往昆明，進入西南聯大求學。當然，后面還包括青梅赴美深造，方后樂在國家臨危之際，從北平前往哈爾濱求學任教等變動。可以說，小說中的方后樂和黃青梅的地域變動，與現實中西南聯大學人的生存狀態、辦學行動、精神行跡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結。

“‘戰時流動’無疑構成了作家戰時遷徙與實踐歷程中最重要的問題視野與文學想象展開的現實基礎，它既具有社會史意義上的事件性，又具有心靈史意義上的經驗性，更具有文學史意義上的形式感。更重要的是，戰時流動將城市與鄉村、中央與地方、國家與民族、政黨與基層、個與群、人與我等一系列結構性視野帶入了戰時作家文學實踐的經驗結構與問題意識當中。”雖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作家蕭紅、巴金、老舍的小說中均對此已多有呈現，但王堯依然選擇躬身實踐，身體力行地在小說寫作中復刻了戰時的蒼茫與奮進。在抗日戰爭最激烈的時期，在1938年到1946年的八年時間里，云南省昆明市設立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這所集合了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和天津的私立南開大學三所學校。在此之前，西南聯大在長沙設立的臨時大學授課還不到三個月，由于南京淪陷后即將面臨戰火，學校決定遷往昆明。自此，長沙臨時大學組織了二百余人參加旅行團，歷時將近兩個月，行程近兩千公里，穿越了湖南、貴州、云南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區，完成了三所高校的長征之路。也許身處當下的我們難以想象，從長沙奔往昆明，以及從北平、天津等地赴往昆明的學子們，究竟經歷了何種程度的艱難。他們要面對的不僅有疾病、走失，還有經費的拮據與對家人的思念，這些都唯有極強的信念才能克服。

如若沒有對西南聯大生活的共情，或許就無法體察王堯在對這段歲月的書寫中運筆、用情、用功至深之處。為求學計，方后樂和黃青梅也“浩浩蕩蕩”地奔赴昆明，開啟了“難于上青天的跋涉”。由他們開始，王堯向我們呈現了由親歷者所“還原”的時空。方后樂和黃青梅相依為命，在奔赴昆明途中饑寒困苦、疾病纏身。從兩人前往昆明的路線上可以看出，他們從華東抵達皖南、皖北，再至閩中、閩西，最后經西南段的贛縣到達昆明。值得深思的是，在這一個多月艱難險阻的旅途當中，他們即便有親友的扶持和幫助，尚且如此困苦。而在他們之外，更有許許多多孤立無援的學生，他們幾乎沒有什么路費，卻依然在饑寒交迫中心懷熱望，忍受著病痛的折磨，有的甚至從海路行至香港再迂回至昆明。我們依稀可以看到，青年學人各種各樣的行旅路線，共同繪就了報國的燎原之途。

方后樂與黃青梅抵達昆明之后，王堯通過他們的切身生活，為我們掀開了西南聯大生活的一隅。在《桃花塢》中，他不僅深入剖析了戰時大后方昆明的物價狀況、學校與政府之間的緊張關系，也展現了這段歲月對人們的心態、行為上的影響。“在經濟的壓力之外，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也在城鄉、階層、地域文化等方面催生出大量嚴峻的社會問題。曾經生活在政治、文化中心及城市空間中的知識者在遷徙途中，開始與地方基層社會及底層民眾的生活發生各種交集乃至激烈的碰撞，同時，其個人生活也面臨著通貨膨脹帶來的普遍的貧困，以及政府職能的失效導致的行政人員的腐敗、戰時應急機制的缺乏、社會分配的兩極化等問題。”時任西南聯大校長的梅貽琦，面對杯水車薪的教工薪資，即便奮力爭取，舉步維艱的狀態也難于有實質的改善。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里，西南聯大也涌現出朱自清、聞一多等知名學者、教育家。這些大先生們非但沒有放棄對學術和知識的追求，反而心懷家國熱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學術歷險，也將教育的薪火傳至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子。“當我們今天回溯這段歷史時，會發現大學精神，大學制度和知識分子人格是融合在一起的。五四催生了中國現代大學的制度革新，而這個過程是由許多親歷五四或受五四洗禮的知識分子完成的。就像我們今天常常說到知識分子有沒有經歷過八十年代一樣，那一代知識分子是不是五四之子，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后來的政治和學術生涯，也影響了中國現代大學的面貌。”

戰爭或多或少地改變著人們的行為范式，也在影響著人們的情感體認狀態。我們不由得想到，《桃花塢》中的方后樂前往昆明考學的時段，與現實生活中就讀于西南聯大的汪曾祺有著時間上的某些重疊。而汪曾祺也十分擅于透過自己的生活志趣來“以小觀大”。他在多篇隨筆中記述的西南聯大讀書生活，基于真實體驗寫就的文本，都匯聚成立體、鮮活的歷史畫面，與小說中的想象虛構彼此映照，成為可供思考的路徑。在汪曾祺一篇舊文《食道尋舊》中，他談及西南聯大學人的飲食習慣：抗日戰爭以前，學人的生活是相當優裕的，大學教授一月可以拿到三四百元，有的教授家里是有廚子的；抗戰以后，學人生活便一落千丈。在文中，他記述了一處細節，即學生在校外兼職，不時有微薄的收入，但往往會將這些收益“一頓吃光”。汪曾祺的四川同學家里寄來一件棉袍，他便當場和汪曾祺等同學一同把棉袍賣了，轉身鉆進一家小館子，風卷殘云，“一會兒的工夫就把這件里面三新的棉袍吃掉了。教授們有家有妻兒，老小當然不能這樣放誕”。而老師們的生活遠不如學生那樣瀟灑，卻葆有文人的風骨與教師的素樸。家中若來了賓客，他們一定會熱情地將最為素樸卻又極為真摯的一頓菜肴贈與來客，歡歡笑笑地吃罷晚餐后，又會在日記中記下自己招待不周的“愧疚”與“適意”。巴金在《懷念從文》中提到：“我還記得在昆明一家小飯食店里幾次同他相遇，一兩碗米線作為晚餐，有西紅柿，還有雞蛋，我們就滿足了。”梅貽琦則在日記中寫道：“晚約人在家便飯，食炮羊牛肉，既省錢，且可稍變花樣。”“菜系自做，尚好，仍嫌稍多耳。”西南聯大的先生們“愛吃”，但在戰爭結束后，他們中的很多人回到北京，卻不會去昂貴的菜館，反而去物美價廉、人情味濃的家常菜館。于他們而言，文人的風骨氣節、對于生活的熱愛以及學術的熱忱未曾消減分毫，反而在那段灰白與鮮紅交織的記憶里歷久彌堅，情意拳拳。對于親歷者而言，痛徹心扉之感更為深刻，身為感知者的我們，也應當一同踏上覺醒之途。

十四載抗戰之路令所有的中國人付出了沉重代價，《桃花塢》里的“方后樂們”從江南故里出發，在聯大的弦歌中聆聽前輩的教誨，將書生意氣與家國情懷相融合，完成了從迷茫少年到責任擔當者的蛻變。王堯用少年視角回望并體察著父輩、“同時代人”的悠悠歲月，從《民謠》到《桃花塢》中，他通過視角轉換來想象“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如果說《民謠》中的王厚平是時間的“感癥者”，那么，《桃花塢》中的方后樂則是還原時間的親歷者。王堯以虔誠的敘述之心將我們的思緒牽引至應當被珍視的歷史歲月。王堯通過文字搭建起對話時空的橋梁，讓當代讀者得以觸摸歷史的溫度，體悟家國情懷的靈魂深度。其創作不僅豐富了抗戰小說的敘事譜系，更啟示我們珍視個體記憶中的歷史碎片，回溯民族精神的源流，夯實當下與未來的精神根脈。

（作者單位：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遼寧師范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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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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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當代文壇》2026年第2期

作者：張學昕、傅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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