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大行“雙增”光環下，交通銀行為何“比上不足”

導讀

國有大行“雙增”光環下，交通銀行何以陷入“比上不足”的困局？

2025年財報季，國有大行交出了一份整體穩健的答卷。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郵儲銀行四家國有大行全部實現營業收入與歸母凈利潤的“雙增長”，在宏觀經濟承壓、利率市場化深入推進的背景下，這份成績單殊為不易。

在看似皆大歡喜的成績單背后，各家銀行的發展軌跡卻呈現出明顯分化。其中，交通銀行雖然實現了營收2.02%、歸母凈利潤2.18%的同比增長，增速在四家大行中頗為亮眼，但深入剖析其各項經營指標，這家國有大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局——凈息差已降至1.2%，在四家大行中墊底；資產規模增速僅為4.35%，遠低于同業水平；而個人信貸風險持續承壓，更為其未來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

營收增速背后的隱憂

交行規模與盈利雙重受壓

從表面數據來看，交通銀行2025年的業績表現似乎并不遜色。年報顯示，該行實現營業收入2651億元，同比增長2.02%；歸母凈利潤956億元，同比增長2.18%。在四家大行中，交行與工商銀行是僅有的兩家營收增速超過2%的銀行，其凈利潤增速更是位居四行之首。

然而，這些看似亮眼的數據掩蓋不了交行面臨的深層次問題。截至2025年末，交通銀行總資產為15.55萬億元，同比增長4.35%。這一增速在四家大行中墊底，遠低于建設銀行的12%、工商銀行的9%和郵儲銀行的9%。而年均約9%的復合增長率在近兩年已明顯放緩。

更值得關注的是規模增長的相對差距。2025年，工商銀行總資產突破50萬億元大關，達到53.48萬億元，成為全球首家突破50萬億元的銀行；建設銀行也站上45萬億元臺階；郵儲銀行突破18萬億元。相比之下，交通銀行仍停留在15萬億元量級，與工行、建行的差距正在拉大，甚至被郵儲銀行緊追不舍。

這種規模的差距意味著什么？在銀行業，規模不僅代表著市場地位和話語權，更直接關系到資源稟賦、風險分散能力和盈利基礎。當工行、建行借助規模優勢在各項業務中攻城略地時，交行卻因體量相對有限，在競爭中逐漸失去先機。

更令人擔憂的是，交行的盈利能力正面臨嚴峻考驗。2025年末，交行凈息差降至1.2%，在四家大行中排名墊底。相比之下，工行為1.28%，建行為1.34%，郵儲銀行雖然下降較多，但也維持在1.66%的水平。凈息差是衡量銀行核心盈利能力的關鍵指標，交行在這一指標上的落后，意味著其最基礎的存貸款業務盈利空間已被嚴重擠壓。

交通銀行面臨的發展困局，本質上是戰略定位的尷尬。

作為國有大行之一，交行擁有全國性經營網絡和政策性資源的支持，這是其發展的基礎優勢。但與此同時，交行在規模和市場份額上，與工行、建行等“第一梯隊”存在明顯差距。

這種“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輕松”的中間狀態，讓交行的戰略選擇變得異常艱難。是繼續做大資產規模，力爭縮小與頭部大行的差距？還是深耕特色業務，尋求差異化突圍？

規模的擴張確實帶來了營收的增長，但也帶來了資本消耗的壓力。在凈息差持續收窄的背景下，規模的擴張能否轉化為利潤的增長？這個問題，交行需要用未來的業績來回答。

凈息差持續收窄

交行盈利核心遭受侵蝕

凈息差的持續下降已成為整個銀行業面臨的共同挑戰，但交行的情況尤為嚴峻。根據年報解釋，交行凈息差下降主要是資產端收益率下降較多，其中受LPR調降、供強需弱下行業競爭激烈等因素影響，客戶貸款收益率同比下降58個基點；同時市場利率中樞整體下行帶動證券投資收益率下降25個基點。

這些宏觀因素確實對所有銀行都造成了影響，但交行的凈息差水平遠低于同行，則反映了其業務結構和定價能力存在的問題。在利率市場化背景下，銀行的凈息差取決于資產端收益率與負債端成本率的差額。交行資產端收益率下降幅度較大，而負債端成本控制又未能有效彌補這一缺口，導致凈息差水平持續走低。

交行副行長周萬阜在業績發布會上表示，凈息差管理是關于商業銀行持續穩定發展以及業績提升的關鍵問題，去年以來交行通過多方面努力，實現了基本上的平穩。展望全年，凈息差能夠保持企穩向好的態勢。

然而，在利率市場化深入推進、行業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凈息差的企穩向好并非易事。交行需要面對的不僅是宏觀環境的變化，更有來自同行的激烈競爭。工行憑借規模優勢可以在貸款定價上擁有更多話語權，郵儲銀行依托獨特的網點布局和零售客戶基礎維持相對較高的凈息差，而交行在這兩方面都不具備明顯優勢。

零售風險抬頭

資產質量壓力從何而來？

如果說凈息差是盈利端的壓力，那么資產質量就是風險端的考驗。2025年，交行在資產質量方面的表現呈現出矛盾信號。

從不良率指標看，交行實現了不良貸款率的下降，截至去年末較上年末下降0.03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則上升至208.38%，風險抵補能力有所增強。

然而，零售貸款領域的風險正在積聚。

交行消費貸和經營貸的不良有所抬頭，兩類產品期限較短，疊加外部市場環境影響，“資產質量有所承壓”。但這并非交行獨有的問題。工行副行長王景武也表示，普惠和個人貸款方面的資產質量管控壓力有所上升，“此為當下全行業的共性”。建行副行長李建江同樣指出，“零售領域的風險管控仍是工作重點”。

零售風險集體抬頭，背后是宏觀經濟的真實投射。當居民收入增長放緩、資產負債表修復緩慢，消費貸和經營貸的違約風險自然上升。對于零售業務占比較高的銀行而言，這意味著新一輪資產質量周期的壓力正在到來。

交行零售貸款風險的壓力，與其客戶結構和風控能力密切相關。在零售業務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下，交行能否在下沉市場獲取優質客戶？能否在風險識別和貸后管理上做到精細化？這些問題的答案，將直接決定交行未來幾年的資產質量走勢。

當傳統利息收入的空間被不斷壓縮，新的增長點尚未成熟，銀行如何在風險與收益之間找到平衡點？畢竟，對于一家國有大行而言，短期的增長固然重要，長期的競爭力才是安身立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