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洞察?| 雄安的戰略使命已進入“兌現期”

文/陳治剛（識局智庫創始人兼首席戰略專家）

3月23日至27日，五天之內，核心高層主持召開深入推進雄安新區高質量建設和發展座談會，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專題學習貫徹核心高層重要講話精神。

這種"雙會"節奏在雄安新區建設史上尚屬首次，相當不同尋常。淺見以為，這標志著雄安從"規劃藍圖期"正式進入"戰略兌現期"——到了必須拿出實效的關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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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重大戰略的實施都有其內在節奏，雄安新區的建設也不例外。

回望過去九年，雄安經歷了從"紙上規劃"到"拔地而起"的奇跡，而2026年3月的"雙會"則宣告了一個更為關鍵的轉折：戰略使命進入了兌現的窗口期。

2017年，核心高層站在田埂上展開規劃圖，強調"把每一寸土地都規劃得清清楚楚再開工建設"，這一階段的核心是戰略定力與歷史耐心。

2023年，核心高層評價"從無到有、從藍圖到實景，一座高水平現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堪稱奇跡"，此時重點是建設速度與發展質量并重。

而到了2026年，當首批疏解單位已經入駐、首批高校即將招生、首批產業平臺已經運營，檢驗的標準不再是"建得怎么樣"，而是"能不能留住人、能不能長出產業、能不能成為樣板"。

這種階段轉換的壓力，直接體現在兩次會議的通稿文本中。這次座談會上"努力建設新時代創新高地和推動高質量發展樣板"的提法，以及國常會"既要有戰略定力和歷史耐心，又要有只爭朝夕的緊迫感和干勁"的表述，共同指向一個現實：時間窗口已經打開，兌現承諾的時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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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戰略的推進，既需要高層的方向指引，也需要執行層的機制保障。2026年3月的"雙會"恰好形成了這種上下協同：核心高層座談會負責戰略定標，國常會負責戰術攻堅，五天之內完成從戰略到戰術的閉環。

在3月23日的座談會上，首先完成了對雄安功能定位的再確認與再升華。

這次座談會重申了雄安新區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的首要功能定位，同時提出了更具前瞻性的目標——努力建設新時代創新高地和推動高質量發展樣板。

這一表述將雄安的定位從單純的"疏解承接地"升級為"新時代樣板"，意味著雄安不僅要完成承接任務，更要創造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成為驗證中國式現代化城市路徑的試驗田。

在發展動力機制上，座談會提出了關鍵轉向，指出要以改革創新為引領增強內生發展動力，以要素資源合理集聚為重點激發新區活力。

這顯示出的深層戰略意圖或許是：雄安不能長期依賴外部輸血，必須形成自我造血能力。這里的"要素資源合理集聚"并非簡單的要素堆積，而是強調化學反應式的優化配置，通過制度創新讓各類要素在雄安產生乘數效應。

關于產業路徑，核心高層在座談會的講話表述更加精準化，提出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培育符合新區實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首次將"新質生產力"與"符合新區實際"并置，避免了概念泛化，強調產業選擇必須基于雄安的現實條件。

具體抓手包括高水平建設雄安中關村科技園、推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集群式發展、積極發展生產性服務業，這些部署既呼應了國家戰略，又緊扣雄安的實際承載能力。

如果說座談會負責在戰略層面定標，那么3月27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則專注于在執行層面攻堅。國常會的核心任務是學習貫徹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其價值在于將戰略語言轉化為可執行的政策框架。

國常會通稿中那句看似矛盾的表述值得細品：既要保持戰略定力和歷史耐心，又要有只爭朝夕的緊迫感和干勁。

這種辯證的提法實則針對當前雄安面臨的"空窗期焦慮"——首批疏解項目已進入實質運營階段，2026至2027年成為效果驗證的關鍵窗口，時間窗口的緊迫性前所未有。

這不是對戰略定力的否定，而是對執行效率的強調：藍圖已經繪就，現在必須拿出實效。

在疏解機制上，國常會首次將"動力"與"引力"并列表述，提出增強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動力和承接引力。

這承認了當前存在的現實困境：疏解不是單向的行政命令，而是需要雙向激勵機制。市場主體會用腳投票，只有當雄安的綜合成本低于北京，疏解才能真正持續。

國常會的解決方案是集聚京津冀等各方面優勢培育現代化產業體系，通過整合三地資源創造比原址更優質的產業生態，從根本上解決"為什么要來"的問題。

相比座談會的戰略指引，國常會明確了三大政策支持抓手：政策制度創新、重大平臺布局、區域經濟合作。這些表述更具操作指向性，直接對應著正在推進的京雄同城化改革、雄安中關村科技園建設、京津冀要素流動機制等具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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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華社通稿看，這兩次會議的內容既有一脈相承之處，也存在值得細品的差異。這些差異不是疏漏，而是不同層級會議的功能分工使然，仔細辨析這些差異，能更準確地把握當前雄安工作的重點與節奏。

關于"新質生產力"的表述差異就是一個典型例證。座談會上明確提出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但在國常會通稿中，這一概念完全未出現，代之以培育現代化產業體系。

淺見以為，這種差異并非疏忽，而是功能分工的體現：座談會負責理論定調與方向指引，國常會則側重近期可落地的產業培育。國常會通稿沒有出現"新質生產力"這一概念性表述，可能暗示當前階段更強調實際產業落地而非概念標簽化，這與座談會明確提出的"因地制宜"的邏輯其實一脈相承。

從疏解策略的表述演進來看，也能發現認識深化的軌跡。

2019年1月，核心高層曾提出疏解是雙向發力，雄安新區是外向發力，北京是內向調整，當時側重機制設計。

2023年5月，強調高標準高質量推進建設，側重建設質量。

到2026年3月23日，提出更加有力有序推進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積極穩妥分批推進，側重推進節奏。

而3月27日的國常會，則明確要增強疏解動力和承接引力，側重激勵機制。

從"雙向發力"到"動力與引力"，表述演進反映了對疏解難度的認識深化——早期的"雙向發力"側重機制設計，現在的"動力與引力"則直面市場主體的選擇邏輯。

在區域協同的表述上同樣可見升級。座談會強調引導支持疏解項目輻射帶動新區及周邊區域發展，國常會則提出集聚京津冀等各方面優勢和區域經濟合作。

這一升級意味著雄安的角色從"北京疏解地"轉向"京津冀黏合劑"。正如核心高層在考察中所言，雄安在京津冀中起一個黏合作用，各方面相關的產業補鏈強鏈串聯起來，把京津冀整體效益、整體功能發揮出來。這種角色轉換，將重塑京津冀的空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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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的考察行程從來不是隨意的安排，每一個考察點的選擇、每一次互動的細節，都承載著特定的政治意涵。在"兌現期"的關鍵節點，這些符號更值得關注。

核心高層3月23日的雄安考察路線極具象征意義。

在中國華能集團總部，考察了這家2025年10月首批遷駐雄安的央企總部，1000多名員工已在此穩定運營，強調要以遷入雄安新區為契機，激發企業干部職工創新創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并同疏解單位干部職工代表親切交流，詢問工作生活情況。

這傳遞的信號十分明確：關注人的體驗，解決實際問題，讓疏解群體從"周末回北京"轉變為"家人來雄安"。華能作為首家全面遷駐的央企，其運營狀態具有標桿意義，考察選擇此處，意在證明疏解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持續的。

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區，考察同樣意味深長。這所2023年8月投入使用的學校現有學生380多人，核心高層走進教室、察看食堂，叮囑確保學生飲食的安全和營養，并勉勵學生與雄安新區一起成長，與中國式現代化同步發展。這強調了優質公共服務是疏解吸引力的核心要素——對于疏解單位的職工而言，子女教育是最現實的關切，只有解決好后顧之憂，才能真正安心扎根。

座談會的發言順序也暗含政治學意涵。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河北省委書記、雄安新區黨工委書記先后發言，北京市、天津市、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提交書面發言。

這一安排體現了責任層級：國家發改委負責頂層設計，河北省承擔屬地責任，雄安新區是執行主體，形成三級責任鏈。而北京、天津及中央部門的"書面發言"則暗示協同配合但非主角，雄安建設的主體責任已明確下沉至河北及新區層面，這既是對地方積極性的調動，也是對執行效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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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兌現期"，雄安新區的戰略價值與潛在風險都更加凸顯。這不僅僅是一座新城的建設，更是一場關于中國式現代化路徑的深層實驗，其成敗影響深遠。

雄安模式的終極價值，在于驗證"新型舉國體制"的城市化路徑。

座談會指出，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經過各方共同努力，雄安新區建設和發展取得重大階段性成果，實踐充分證明，黨中央關于建設雄安新區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各方面工作是扎實有效的。

重要論斷背后，是雄安作為"新時代樣板"的理論使命。雄安要回答的根本問題是：在中國現行體制下，能否通過頂層設計、市場機制、技術賦能的有機結合，在一張白紙上畫出比既有城市更優的現代化圖景？如果成功，這將為中國乃至全球的城市化提供非西方模式的替代方案，其意義遠超一座城市本身。

但"兌現期"也意味著風險的集中暴露。國常會"只爭朝夕的緊迫感和干勁"的表述，結合首批疏解單位已進入實質運營階段的現實，意味著2026至2027年成為首批疏解項目效果驗證的關鍵期。

中國星網、中國中化、中國華能、中國礦產四家央企總部，以及北京交通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林業大學、中國地質大學四所高校，它們的運營狀態將直接決定疏解模式的可持續性。如果首批疏解單位不能快速形成產業集聚效應和人才吸引力，可能出現"紙面疏解""變相回流"的風險。

國常會強調的"及時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正是針對這一風險的預警機制，要求建立動態調整的問題響應體系。

制度創新的實驗場價值同樣不可忽視。國常會強調政策制度創新，其現實基礎是已啟動的京雄同城化改革：278項政務服務"同城化"辦理、209項資質資格互認、"雄安一卡通"多場景互通、公積金繳存標準與北京同步。這些措施表面是便民，實則是探索"非行政區劃一體化"的城市治理新模式。

如果雄安與北京能突破體制壁壘實現要素自由流動，這種模式可復制到長三角、大灣區等區域，解決長期困擾中國的"行政區劃阻礙經濟一體化"難題，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提供制度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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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雄安新區的建設歷程，2026年3月的"雙會"標志著一個明確的階段轉換。

從2017年到2023年的規劃筑基期，核心是"把每一寸土地都規劃得清清楚楚再開工建設"，強調的是戰略定力和歷史耐心。

從2023年到2025年的建設加速期，核心是"兩個并重"，即大規模建設與承接疏解并重，強調的是推進節奏和工程進度。

而從2026年起，雄安正式進入戰略兌現期，核心是"努力建設新時代創新高地和推動高質量發展樣板"，強調的是示范價值和內生動力。

這一轉變的本質是從"建設得怎么樣"轉向"示范價值在哪里"，從"物理新城"轉向"化學聚合"，從"承接疏解"轉向"創造優勢"。

雄安不再只是做北京的"分廠"，而要成為某些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總指揮部"；不再只是要素的物理轉移，而要追求要素的化學反應；不再只是完成疏解任務，而要創造可復制的制度經驗。

中國經濟三個主要引擎，這些年都有很大飛躍。過去的珠三角，現在的粵港澳；過去的滬蘇浙，現在的長三角；還有京津冀，都有了新的增長空間。

雄安的崛起，正在重塑京津冀的空間結構，使其從"一核兩翼"轉向"雙核驅動"，最終形成中國式現代化城市群的"新三角"。在這個新三角中，北京聚焦首都核心功能，雄安承載創新高地功能，天津和河北提供產業配套和生態支撐，三者相互賦能、共同進化。

2026年的春天，雄安新區的白洋淀畔，一場關于未來城市的實驗正在進入最關鍵的驗證階段。這里的成敗，不僅關乎一座城市的命運，更關乎一種發展模式的命運，一種制度文明的命運。戰略兌現的時刻已經到來，雄安必須拿出經得起檢驗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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