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喬冠華被撤職，韓素音回國后寫道：或許他一直身不由己？

1976年10月的北京，天安門廣場紅旗招展，空氣里都是激動的情緒。

廣場上，人們自發聚集，歌聲此起彼伏，很多人都覺得，一個時代的陰霾正在被吹散。就在同一時間，從紐約趕回來的喬冠華，卻悄悄離開了熱鬧人群，走進自己的院子，關上門，很少再開口多說一句話。

消息傳得不算快，但終究傳開了：這位曾經在聯合國叱咤風云的外交部長，被撤職了。

很多人不理解，更多人不敢議論。而遠在國外的老朋友韓素音，在獲知這一切后，在自己的記述中寫下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也許他總是被迫的。”

喬冠華的一生，從風華正茂到失勢養病，轉折幾乎都與“時勢”二字糾纏不清。他當然有主動的選擇，但也不止一次，被潮流裹挾著走上前臺或退到角落。要看懂他1976年的那次“跌落”，還得把時間往前撥，撥回到1970年前后那個對他來說生死攸關的關口。

一、從喪妻之痛到聯大“高光”：一個人的外冷內裂

1970年9月20日，56歲的龔澎在北京去世。這位新中國第一代外交戰線上的女戰將，走得很突然，也走得非常疲憊。

1969年，韓素音獲準再度來華探訪，那時她見到龔澎，就已經大吃一驚。她回憶說，當年的那位干練有力的女外交家，瘦得幾乎認不出來，臉色蒼白，整個人支撐在一種堅強的意志上。可是目光仍然溫和，這一點讓她格外心酸。

在熟悉的人眼里，喬冠華與龔澎，簡直像是兩種風格的化身。喬冠華鋒芒太露，說話不留情面，批評起人來，哪怕是自己人，也常常言辭尖銳，聽者臉上掛不住。而龔澎性子穩、氣質柔，人緣極好，很多棘手場面，都被她悄悄地圓了過去。

有意思的是，正因為如此，有一陣子，喬冠華還悄悄吃過“飛醋”。同在一個系統，自己愛人各方面都太出眾，難免心里有點不服氣。嘴上不說，心里打鼓，這是周圍人都能感覺得到的小小波瀾。

龔澎去世，對他來說，不只是家庭破碎那么簡單，更像是精神支柱突然斷裂。那年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喬冠華在家里習慣做一件事：工作結束，關上門，拿出放大鏡，一張張看龔澎以前的照片。邊看邊掉淚，情緒控制不住，時不時驚動鄰居上門敲門問一句：“老喬，你還好吧？”

眼淚是有代價的。長期的悲傷、勞累，再加上本就不算好的身體，很快出了問題。1971年夏天，喬冠華因肺結核住進醫院。同一時段，已經被免職的陳毅也在這里養病。這兩位老友，算是“病友”兼“難友”，每天有說不完的話，既聊外交，也談身世。

9月13日這天，周總理把喬冠華叫去，安排他和《人民日報》的崔奇起草一份重要聲明。具體內容有嚴格保密紀律，但從當時的政治氣候和隨后發生的事情看，大致不難推斷。處理完工作，喬冠華來不及多休息，立刻趕到301醫院找陳毅。

他一進病房，眼睛都在發光。陳毅看出不對，問：“老喬，有什么喜事？”喬冠華壓低聲音，卻忍不住帶著興奮：“老總，你不是常說‘好有好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嗎？現在，時候到了。但因紀律所限，還不能細說，先讓你高興高興。”

陳毅盯著他看了很久，從這股久違的喜悅里，已經猜出了一大半。沉吟片刻，壓低聲音追問：“真的？”喬冠華只是笑，“我只能說到這兒，不能回答。”

幾天之后，文件下達，陳毅在病床上正式得知消息，確認了自己此前的判斷。喬冠華又趕去醫院，兩人說話時，久違的爽朗大笑在病房里回蕩。那一陣子，有人調侃說，喬冠華像吃了“靈丹妙藥”，精神頭往上躥，身體反而恢復得快了。

同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秘密來華。釣魚臺的會晤中，喬冠華全程陪同。談判結束，在去機場的車上，他半開玩笑地問了句：“中國進聯合國的事，你們打算拖到什么時候？”基辛格回答得很謹慎，說大概要等尼克松訪華之后再說。喬冠華聽完，笑著甩下一句：“我看，不見得吧。”

這句話沒過多久，就有了回響。

外交部內部圍繞“要不要去聯大”“誰來帶隊”等問題，爭論頗為激烈。喬冠華從醫院出來，主動請戰，態度強硬。有人在背后嘀咕，說“好事總讓他占了”，心里不太服氣。爭不出結果，方案最終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一句定音：“派個代表團去，讓‘喬老爺’做團長。”

就這么一句話，把喬冠華推上了個人職業生涯的頂點。

二、“喬的微笑”：從聯合國講壇到中美公報

1971年11月，代表團自北京飛往紐約。臨行那天的首都機場，規格極高：周總理、葉劍英等領導都來送行，江青、張春橋也在場，再加上幾千名首都群眾列隊歡送。這樣的場面，在當時屬于頭等大事的級別。

代表團抵達紐約后，喬冠華沒怎么休息，就拜訪了大會主席，又走訪了提案國代表以及養病中的聯合國秘書長。在一些外國工作人員眼里，這位中國代表團團長似乎總是掛著笑臉，有司機說：“來紐約這幾年，從沒見過他皺眉頭。”

11月15日，中國代表團首次以合法席位出現在聯大會議大廳。開會前，美國代表布什主動過來寒暄幾句，氣氛尚算客氣。會議開始，很多國家代表輪番發言，歡迎中國回到聯合國大家庭。美、日代表講話簡短，措辭規矩。法國代表的表述則更加直接，說中國終于坐在了屬于她的位置上，那種“不公正和荒謬的狀態”應該結束了。

輪到喬冠華上臺，整個會場明顯安靜下來。他的發言，字里行間火藥味十足：批評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行徑，指責前美國、日本政府鼓吹“兩個中國”的圖謀，在裁軍、發展等問題上，則刻意強調第三世界國家的權益和立場。語氣堅定，邏輯清楚，態度非常鮮明。

演講結束時，會場爆發出長時間的掌聲。路透社當天就發稿，說喬冠華的發言“震動了聯合國”。

這一屆聯大開了兩個多月，喬冠華在會上給人的印象，不僅是“會說話”，還在于那種出人意料的笑法。有一次，他當場駁斥蘇聯關于裁軍的一份提案，批得對方有些掛不住臉。蘇聯代表回到講臺，略顯尷尬地揮舞手臂反駁。臺下的喬冠華，突然發出一陣忍不住的哈哈大笑。那笑聲不算粗魯，卻相當刺耳，蘇聯代表一時間有些愣住，不知道該接哪一句。

大笑是一種策略，更多時候，他選擇微笑。美國媒體捕捉到這個細節，有家報紙干脆寫了一篇文，題為《喬的微笑》，琢磨他亮相背后的意味。報道未必完全懂中國政治，卻多少說明一點：這位中國代表，以自己的方式，把“形象”打了出去。

1971年到1976年，中國參加的歷屆聯大，幾乎都讓喬冠華掛帥。他回國后，周總理當眾肯定他的工作，外交部內部亦多有贊譽。江青等人那段時間也頻頻夸獎他，甚至在一些場合，把他當作“樣板”來講。

不見得人人都高興。喬冠華的兒子喬宗淮，當時悄悄對一位老同志說了一句頗有分量的話：“別看他現在這么紅，他早晚要犯錯誤。”這句話聽上去有些冷，但有其敏銳之處。在一個風向瞬息萬變的年代，走得太前的那撥人，很少有沿著同一條路走到頭的。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這一幕注定寫進世界外交史。中美雙方聯合公報的醞釀，被普遍認為是那次會晤中最難啃的一塊骨頭。喬冠華和基辛格在釣魚臺反復推敲措辭，細到每一個詞、每一處逗號。

喬冠華跟美國人打交道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他在重慶就接觸過美國記者、政客；抗美援朝停戰談判，他是板門店談判代表團里的高級顧問；1971年的聯大，他又在全世界面前跟美國代表交鋒。這樣一路走下來，談判中有一種“不怵”的底氣。

2月22日，“基喬會談”工作階段正式開始。雙方代表你來我往，唇槍舌劍。每到僵持時刻，他們也學會了換個話題、緩一緩情緒。有一次，基辛格在紙上劃拉半天，抬頭看著喬冠華半嘆半笑：“有些字眼，我們也不好交代。”喬冠華回了一句：“我們這里交代也不容易。”氛圍不那么劍拔弩張，卻又各自守住底線。

關于臺灣的表述，是整份公報的重點。喬冠華在措辭上提出，把“前提”改成“前景”。他解釋道：“用‘前景’，強調雙方有共同愿望，語氣更積極。用‘前提’，就像是你們單方面定條件。”基辛格明白其中弦外之音，也知道，對北京而言，這幾處文字絕不是形式問題。公報最后采用的表述，就是在這種一推一讓之間定下來的。

2月28日，《中美聯合公報》（上海公報）發表，影響一直延伸到今日的國際格局。這段時間里，喬冠華極度疲憊，又興奮異常。事業在短時間里連上臺階，從聯大到公報，他幾乎站在了中國外交舞臺的中央。

可是在晚上，他一個人回到房間，總還是繞不過那個永遠空著的位置。身邊人回憶，這段時期，他時常感嘆：“她要是在就好了。”那句“她”，指的自然是已經離世的龔澎。大型會議上的縱橫捭闔，再風光，也不能填上那個缺口。

就在這種狀態下，章含之走進了他的生活。章含之出身特殊，受過系統教育，英語流利，又在外事場合經常出現，人也爽朗。與喬冠華長期共事下來，兩人關系迅速拉近。

1973年12月31日，兩人登記結婚，不久搬進新居。1974年，喬冠華正式出任外交部長，年過六旬，迎來職業上的最高職務。

三、酒杯里的煩悶：撤職前后的沉默與病榻

表面看，1974年前后，是喬冠華“揚眉吐氣”的階段。可一些老同事去他家串門時，看到的，卻是另一幅畫面。

某個晚上，一位老同事進門，發現喬冠華一個人在屋里喝酒。桌子上沒酒菜，只有白酒和花生米，人卻已經喝到臉上掛著淚痕。對方勸他兩句：“怎么喝成這樣？”喬冠華只是搖頭，聲音含糊，不愿多談。那一刻，熱鬧的部長形象收了起來，留下的是不太好對外說的人生疲憊。

那段時間，朋友們普遍感覺，喬冠華的人情味淡了。很多從前三天兩頭往來的老友，現在不大容易見到他。有人解釋，說他身居要職，事務繁忙；有人則多想一步，認為這種“距離感”，也可能是出于某種自我保護。他本人則很少解釋，只是愈發把心事壓在心里。

即便如此，在專業層面，他的鋒芒并沒有完全收斂。1975年，他第5次率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那一次，他有一段近乎即興的發言，照樣把一些大國代表說得面色不太好看。外媒報道時，都提到“中國代表語速很快、態度很硬”，這也是他多年來形成的一種風格。

真正的轉折點，在1976年。那年10月，喬冠華第6次前往紐約，出席第三十一屆聯大。會議尚未完全展開，他就收到國內電訊，內容之重大，不可能置之不理，他立即決定提前回國。

回到北京，看到的，是全國上下沉浸在一片振奮之中的景象。廣場上紅旗招展，廣播里傳出激昂的聲音，到處都透著一種“新氣象”的意味。與這種熱烈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個人仕途上的驟然轉折——不久之后，他被宣布撤銷外交部長職務，由黃華接任。

黃華當時正在國外執行任務，接到調令后匆匆回國。一下飛機，他看到迎接的，竟是李先念等幾位高級干部，心里多少有些不安。按照后來的回憶，黃華試探著問：“到底怎么回事？”李先念只是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并不細說。這個略顯含糊的動作，反倒讓人揣測更多，也讓黃華不再追問。

喬冠華對這次變動，表面上沒有任何爭辯。回國后，他變得格外沉默，少出門，少見人，很少公開表態。在不少人印象里，昔日那個在大會上大笑的人，突然閉上了嘴。

1976年10月20日左右，韓素音提出申請，希望赴華訪問。她記得很清楚，駐外使館的工作人員那時個個眉開眼笑，談起國內局勢時，壓抑了多年的緊張情緒似乎一下子釋放出來。但她心里一直惦記著一個問題：“喬冠華怎么樣了？”

她后來在記述中寫道，自己納悶的是：“他怎么會在4月份參加那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示威游行呢？”這句話背后，是一種看不透、也有些不愿苛責的復雜情緒。她試著為老友解釋：“也許他總是被迫的，這種一時的閃失應該是可以被原諒的。”話不多，卻把她的判斷、惋惜都壓在了這句“被迫”上。

等她到了北京，才發現喬冠華的處境“不妙”。職位不再，身邊人的態度變了，往日的光環迅速褪去。更要命的是，他的身體也早已亮起了紅燈。

長期吸煙、嗜酒，再加上常年高強度用腦，喬冠華的健康狀況一直不算好。1977年3月，他突發心肌梗塞，被急送醫院搶救。剛從鬼門關走一遭，身體尚未恢復，1978年8月又被確診為肺癌。這個診斷，對一個剛剛跌出權力中心的人來說，幾乎等于雙重打擊。

聽到確診結果，他也有過一陣愣神。但沒過多久，他的態度慢慢轉向了某種“看開”。住院期間，他堅持散步，一天三次，風雨無阻。醫護人員說，這位曾經在國際舞臺上咄咄逼人的部長，此時在病房走廊里倒顯得很安靜。

散步時，他喜歡背詞，尤其愛念蘇軾那首《赤壁懷古》：“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對照他自己的人生軌跡，這幾句詞實在有些諷刺又有些貼切。年輕時，他也曾在政治與外交的風口浪尖上“談笑間”，而后來的命運，卻讓人很難說出“英發”二字。

四、未寫完的回憶錄：一段人生的“空白檔案”

擺脫不了病痛，喬冠華卻沒放下“看世界”的習慣。1980年秋天，經過幾輪化療，他回家休養。從前應接不暇的會晤、電報，都離他遠去，生活一下子安靜下來。他的老朋友來探望時，眼前看到的是明顯消瘦的身影，神情卻不算頹唐，只是精氣神不同于當年。

那時，組織上安排他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擔任顧問性質的工作。職務不重，卻讓他仍能接觸到一些國際材料。有人問他：“現在可以歇歇了。”他搖搖頭，說：“搞了一輩子外交，外面的風云不能不看，如果落下太多情況，是要被人笑話的。”這話半真半玩笑，但能看出，他依然把國際局勢當成本職所在。

在這種狀態下，一個心愿慢慢清晰起來——寫回憶錄。他曾參與許多重大外交事件，掌握大量第一手細節，如果寫出來，對研究那段歷史，絕對是重要的資料。他知道這一點，也格外上心，開始一點點收集、整理過去的材料。

問題很現實：早年作品散佚嚴重，很多文稿流落各處，難以集中。有些手稿在此前的政治風浪中被毀，有些則不知所終。每當翻舊紙堆，卻找不到重要線索時，他都會流露出明顯的懊惱。

值得一提的是，老友馮亦代后來幫他找到了一本久違的舊作——他27歲時出版的文集《爭民主的浪潮》。這本書從1930年代算起，已失散多年。馮亦代把書送到他手上時，喬冠華打開一看，竟然紅了眼眶。

聽說，他當時只說了一句：“有這個，就有個頭緒了。”回憶錄怎么寫，他大概已經在心里有了一個大致架構——從青年時期的思想變化，到戰時的宣傳工作，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外交布局，這是一條完整的線索。

1982年春天，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再次入院。躺在病床上，他提到最多的是幾位老友和前輩：周總理、陳毅，還有許多并肩打過仗、后來又各奔東西的同志。當然，提得最多的，還是前妻龔澎。知根知底的伴侶去世多年，到病重時想起這些，心理的落差，自然難以言表。

秋天，他暫時出院。那年歲末，他強撐著身體，為《喬冠華國際述評集》寫了一篇一千多字的序言。文字里看得出力不從心，卻也看得出他仍然珍惜文字的機會。同時，他已經開始系統構思自己的回憶錄，收集的材料初步成堆，開篇的幾章在腦海里反復演練。

遺憾的是，身體并沒有給他太長“緩沖期”。病情發展比預料快得多，不等文集正式出版，他的狀況就雪崩式惡化。在病床上，他曾試著拿筆寫字，可手抖得厲害，一行字寫得很慢。后來，干脆只能口述零星記憶給身邊人聽，卻來不及形成完整文本。

1983年9月22日上午10點40分，喬冠華在北京去世，終年70歲。第二天，《人民日報》在第四版中間位置刊出訃告，文字短得出奇：“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顧問喬冠華同志因患肺癌，于今日上午10時40分在北京逝世，終年70歲。”不帶任何經歷回顧，也沒有更長篇幅的生平介紹。

對于一個曾在聯大上被稱作“震動聯合國”的外交官，這樣的訃告確實顯得格外簡潔。有人說，這種簡潔里，有一種“冷淡”的意味；也有人看得更淡，認為這恰好反映了一個時代處理“曾經風云人物”的慣常方式——不刻意拔高，也不多做渲染，讓他在字縫間隱去。

喬冠華這一生，很難用簡單的“成敗”“好壞”來概括。前半生銳利、張揚，在國際場合敢說敢笑；中段人生被推上高位，又在風向轉變時驟然跌落；晚年一邊翻譯世界，一邊回頭看自己，卻再也來不及把那些親歷、親見的故事寫成系統文字。那部未完成的回憶錄，就這么成了他留給后人的一個空白檔案。

回到韓素音的那句話：“也許他總是被迫的。”這句話當然有感情在，也未必適用于他人生中的每一個選擇。只是，在那個政治與個體緊緊纏繞的年代，一個人既是參與者，也是承受者，這恐怕是喬冠華命運起落中，一個最難繞開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