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苦勸姚雪垠：不要過于美化李自成，小說只寫三卷就夠了！

半夜三更，一個電話打到出版社，把接線員嚇一跳。

電話那頭，是當時研究明朝歷史的大拿，吳晗。

他聲音都抖了，透著一股子壓不住的興奮勁兒：“這部小說寫絕了！

我看比《三國演義》都厲害！”

這話的分量，擱在北京城里砸個坑都響半天。

能讓吳晗這么說的，是作家姚雪垠剛剛寫完的《李自成》第一卷。

可邪門兒的是，沒過多久，還是這位吳晗，對著姚雪垠，冷不丁撂下一句勸告，話里有話：“李自成這個人，你不要把他寫得太好，小說出個三卷，打住就行了。”

一個先是往天上捧，一個又往地上拽。

一個搞歷史的，一個寫小說的，倆巨頭這葫蘆里到底賣的什么藥？

這事兒背后，不光是寫書和寫真事的掰腕子，還牽著一個作家從土匪窩里滾出來，又在槍林彈雨里爬出來的傳奇過往。

1957年，姚雪垠的日子過得那叫一個憋屈。

他本想寫一套叫“長河”的大書，把從辛亥革命到那會兒的中國都寫進去，攤子鋪得老大。

可那年頭，寫東西條條框框多，他一個有自己想法的“老”作家，寫的稿子總是不對路子，再加上他管不住嘴，寫文章說要“廣開言路”，批評文藝界的一些死板做法，一下子就被打發到一邊涼快去了，連寫現實的資格都沒了。

筆桿子差點被人撅了。

人被逼到墻角，啥念頭都能出來。

就在這死胡同里，姚雪垠心里一棵埋了二十多年的老樹根，愣是發了新芽。

他決定，不寫眼前的了，回頭，去寫三百多年前那個把大明朝天捅了個窟窿的農民頭領——李自成。

這可不是他臨時抱佛腳。

早在1933年，他還是個小年輕，在河南的圖書館里翻那些發黃的老書，看到一本《守汴日志》，寫的是明末的慘狀，當時就看得他心里翻江倒海。

到了抗戰那會兒，他又一頭扎進去研究崇禎皇帝為什么會亡國，研究那人的性格。

可以說，李自成這個名字，在他腦子里已經轉悠了小半輩子。

現在，路被堵死了，反而逼著他一猛子扎回了歷史的深水里。

他這不是在寫小說，是在用筆桿子給自己殺出一條活路。

一般寫歷史小說的，都是坐書房里啃故紙堆。

姚雪垠不一樣，他筆下的東西，帶著活人的血腥味兒和土腥味兒。

這都得虧他有兩段拿命換來的經歷。

頭一段，是當“賊娃”。

1924年，軍閥打得一團糟，14歲的姚雪垠回家路上，被一伙土匪給綁了。

在關“票子”（人質）的黑屋子里，老天爺跟他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一個土匪頭子瞅著他順眼，居然認他當了“干兒子”。

他就這么成了個雙面人，前腳還是隨時可能被撕票的“肉票”，后腳就成了土匪堆里的一員，一個“賊娃”。

在土匪窩里那一百多天，他算是把那個灰色世界看了個底兒掉。

他見過土匪殺人放火不眨眼，也見過這幫刀口上舔血的漢子，怎么拜把子、怎么論規矩，怎么在今天不知明日事的日子里又哭又笑。

那幫人自稱“蹚將”，他們說的黑話，干仗的套路，心里的愛恨，全跟刻刀一樣，一筆一劃刻進了姚雪垠的骨頭里。

所以后來他寫《李自成》，寫農民軍是怎么湊起來的，隊伍里的人怎么過日子，那些頭領是什么脾氣，寫得活靈活現，那不是史書上幾行干巴巴的字能給的，那是他用少年時代的一百多天驚心動魄換來的。

他早年寫過一本叫《長夜》的書，講的就是這段事，跟后來《李自成》里好多細節都能對上號。

第二段，是在抗日戰場上當“筆征”戰士。

抗戰一打響，姚雪垠就去了第五戰區，沒拿槍，拿的是筆，跟著部隊跑。

這回他不是旁觀者了，是親身在戰爭里頭。

隨棗會戰，他們被日本人團團圍住，最后九死一生才沖出來。

那種感覺，姚雪垠一輩子都忘不了。

炮彈在耳邊炸開，地都在抖；幾萬人的大兵團怎么調度，怎么亂成一鍋粥；當兵的在生死線上是啥樣的，是哆嗦還是往前沖…

這些都不是聽來的，是他親眼看、親身?的。

所以他寫《李自成》里的“潼關南原大戰”，寫李自成敗退商洛山，那筆下的哪是文字，簡直就是嗖嗖的箭矢、震天的喊殺聲和嗆人的硝煙味。

他對大場面戰爭的描寫能力，是一般文人坐在屋里想不出來的。

就這兩段經歷，一段是跟社會最底層的亡命徒混，一段是跟正規軍在國破家亡時打仗，給姚雪垠的筆頭里，灌滿了別人沒有的“真東西”。

所以，當《李自成》第一卷出來的時候，一下子就把人給鎮住了。

書里從皇帝上朝的排場，到街頭老百姓的吃穿用度，甚至連朝廷的奏章、廟里的對聯，好多都是姚雪垠自己琢磨著編的，但編得跟真的一樣，那功夫，真是下了死力氣。

吳晗是搞歷史的，最懂這里頭的門道，一看就服了，才說出“超過《三國演義》”那么高的評價。

可是，吳晗畢竟是史學家，骨子里對“真”字看得比天大。

隨著姚雪垠越寫越深，吳晗覺出味兒來了：姚雪垠這是要把李自成往“神”的道上寫啊。

在吳晗研究的史料里，李自成這個人復雜得很。

他鬧革命，是官逼民反，順應了民心，這是大節。

但他的隊伍，問題也一大堆。

早期紀律差，殺人如麻的記錄史書里到處都是。

好不容易打進北京，手下那幫將領立馬就昏了頭，大搞“追贓助餉”，把明朝的舊官抓來往死里打，就為了敲錢，搞得北京城人心惶惶，民心丟了個精光。

戰略上，更是個睜眼瞎，一門心思跟南邊的明朝殘余勢力較勁，壓根沒把山海關外虎視眈眈的滿清當回事，最后讓人家撿了個大便宜，一敗涂地。

吳晗的警告，根子就在這些史實上。

他跟姚雪垠說“不要過于美化”，是希望他別光寫李自成好的一面，也得寫寫農民起義本身的局限性，寫寫那悲劇的結局是怎么一步步來的。

他說“寫三卷就夠了”，那話說得很有水平。

意思可能是讓小說在李自成事業最頂峰、剛進北京那會兒就打住，別去碰后面那段迅速腐化、兵敗如山的爛事，這樣既保全了英雄形象，也算對歷史有個交代。

可姚雪垠不干。

他寫這部書，有他自己的執念。

他自己就說過，寫《李自成》，就是要“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占領歷史題材這一角文學陣地”。

在他那兒，李自成不是一個人，是一個符號，是農民革命的旗幟。

要是把他寫得渾身毛病，那不等于說農民革命本身就有問題嗎？

所以，他寧可被人說不符合歷史，也絕不能給自個兒心里的英雄抹黑。

這么一來，他筆下的李自成，就成了一個近乎完美的人。

有“均田免賦”的政治理想，打仗跟神仙一樣厲害，對自己要求嚴，對老百姓跟親人似的。

就算兵敗躲進商洛山，部隊都快餓死了，他還能開倉放糧救濟災民。

他手下的高夫人，為了保住“闖王”的大旗，帶著幾百人去送死，拖住官軍主力，寫得那叫一個壯烈。

姚雪垠這么堅持，不光是他自己的想法，當時像郭沫若、夏衍這些文化界的大人物，也都很支持他。

他就這么選了一條路：文學的理想，時代的需要，排在了歷史考證的前面。

姚雪垠埋頭寫了一輩子，到死也沒把計劃里的五卷《李自成》寫完。

而當年提醒他的吳晗，卻在一場風暴里先他而去，再也看不到這部書的結局了。

更有意思的是，等時間到了八十年代，風氣變了，《李自成》這部曾經被捧上天的經典，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出來挑毛病。

批評的人說，這書把農民領袖寫得太高大上了，對起義軍的破壞性避而不談，有點“虎頭蛇尾”，甚至覺得姚雪垠對農民的理解，其實有偏差。

這些話，兜兜轉轉，竟然跟幾十年前吳晗的擔心對上了。

書最終寫出來了大半，人也走了，紙上那個完美的“闖王”留了下來，影響了好幾代人。

而史書里那個進了北京就昏了頭、最后不知所蹤的李自成，也還在那兒，一頁都沒翻過去。

參考資料：

姚雪垠. 《姚雪垠自傳》.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姚雪垠. 《李自成》（第一卷至第五卷）.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3-1999.

吳晗. 《讀史札記》. 三聯書店, 1956.

周溯源. 《吳晗與〈李自成〉小說》. 《北京黨史》, 2004(6).

計六奇. 《明季北略》. 中華書局,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