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思路,其實和鄭功成的判斷高度一致。鄭功成明確說,普遍提高居民養老金待遇的同時,還應分年齡差別化調整:對高齡農民,提標步伐要快、幅度要大,主要通過提高福利性基礎養老金來實現;對中低齡農民,則可以更穩妥地推進,由國家財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個人合理分擔責任。這種辦法的好處就在于,不空喊公平,而是把有限的財政火力先集中到最需要的地方。
當然,另一邊也有更積極的主張。李實在接受《財經》采訪時建議,農民養老金可以考慮每年漲200元到300元,三年漲到接近1000元;張學武也提出過2026年至2030年逐步把農民養老金提高到月均1000元,并嘗試從國資收益、專項稅等渠道籌資。不同方案的力度不同、節奏不同,但它們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共識:農民養老金不能再按照過去那種“象征性挪一步”的方式慢慢磨了,必須更快、更大、更明確。
所以,真正成熟的政策,不是“要么一步到位,要么原地不動”,而是先把高齡農民托起來,再把整體待遇抬上去;先做小切口,再完成大修補;先讓最老的人不用為活著發愁,再讓更年輕的農民工對自己的老年有一點像樣的預期。
這不叫保守。這叫真正的改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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