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到安理會狀告伊朗，再次詮釋了權力越大，國際法約束力越小

前兩天，以色列跑到安理會告狀，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譴責伊朗使用違反了國際法的集束炸彈，安理會應給予伊朗相應制裁。

其實，伊朗并不是《國際禁止集束炸彈公約》的締約國，不受這個國際法約束。

而以色列也不是這個公約的締約國，同樣不受此公約約束，況且以色列過去也在巴勒斯坦地區使用過集束炸彈和白磷彈。

也就是說，以色列在用一個對伊朗沒有約束力的國際法狀告伊朗，但是如果以這個國際法為標準，以色列自己也存在這種違法行為，且比伊朗更早。

那么是什么讓以色列這個本身就是違法者的國家去告另一個違法者，還是在明知對方不受這個法律約束的情況下告得這么理直氣壯。

在此抨擊甚至咒罵以色列蠻不講理、臭不要臉，除了能發泄發泄口舌之快外毫無意義，因為他但凡對批判的武器有所忌憚，懷有羞恥心，那他就不會這么干了。

之所以敢這么干，是因為他很清楚，所謂的國際法，法律層面和具體執行層面根本就不是一個東西。關于這個，沒有人比以色列或者猶太人更懂，因此在告狀這事上，他們總是那個贏家。

為什么以色列總能告贏，那是因為在聯合國安理會，美國是其死心塌地的支持者，1956年至今，美國在安理會使用過的83次一票否決權中，有53次是為了偏袒以色列而投下的。

雖然其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會行使否決權否決以色列狀告他人，從這個結果上看，以色列也不是總贏。但因為有美國在，以色列可以保證不輸，現實意義上看，他就是那個實際上的大贏家。

以色列的贏，往往不是贏在法條本身，而是贏在對法條的解釋及之后的執行層面上。

善良的人往往認為法律就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畢竟法律存在的終極意義就是守護公平，但是很容易被忽略的是，法律其實更是權力本身，而權力更傾向于維護保障這個權力的秩序。

所以法律的成文規則只是實現正義的素材和工具，只有經過科學嚴謹的解釋與公正的適用，法律才能真正守護公平、實現正義。

而美國恰恰掌握著國際法的解釋權和適用范圍。支持以色列，不過是美國利用他的這種權力，強化對其有利的現有國際秩序的手段。

再說通俗點就是，只要有美國在背后支持以色列，就沒有哪個國家能在國際官司上打贏以色列，美國的絕對權力決定了以色列必須贏，因為以色列不能輸的中東乃至國際秩序對美國最有利。

那么以色列，或者將這個范圍擴大到美國猶太人，他們為什么能讓美國動用權力無視規則來保護他們呢？

這么說吧，除了人類基于本能的比如別人不能殺你這種天賦人權，其余的權力都是被標好了價格的，一個絕對公平的社會，這個價格就絕對公平，比如只要你承擔義務，理論上你的人權就和他人是一樣的。

除義務之外，每個人的社會價值往往又是不一樣的，那么社會價值高的人，權力就必然向這種人傾斜。而社會價值又沒有一個統一的衡量標準，最終往往簡單轉化為用錢來衡量，特別是在物欲占主導，所有的愛都傾向用金錢來表達的時代。

猶太人就是用錢與權力建立起了緊密的關系，從而讓權力傾向于為他們爭取利益。

很多人詬病猶太人以放高利貸起家，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如果這種行為沒有權力介入，他們可能連本錢都收不回來。

也就是說，是權力保證了放高利貸有利可圖。如今的猶太金融資本集團只是把這種所謂的生意做得更大，獲得權力的保護更多罷了。以色列作為一個猶太人國家，自然會受美國的權力庇護。

從國家再細化到個人，我們應該就能理解為什么美國有錢人官司不容易輸，最有名的比如當年的辛普森案，最近的愛潑斯坦案。法律本身或許是公平的，但對于美國有錢人而言，就利用法律的能力，他們和普通人的差距是巨大的，這本質上是權力的差距，或者可以在俗一點，就是金錢的差距。

那怎么才能做到盡量公平？那就是盡可能減少錢在權利中的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