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中東戰火連天,全球金融和大宗商品加劇波動之際,華盛頓的政治裂痕也在悄然浮現。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特朗普第二任期進入第二年,關于2028年接班人的競爭已經白熱化。盡管萬斯作為副總統一直是“法定”和“民調”的雙重領跑者,但萬斯已經在內部私下表達了對參選的猶豫。
報道披露,萬斯近期在白宮內部會議中表現得愈發沉默,尤其是在涉及對伊朗軍事行動及擴大中東戰事的決策上。他的盟友透露,萬斯正陷入一場“忠誠與信仰”的拉鋸戰。本周,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主任喬·肯特因不滿戰爭,公開批評特朗普并辭職,這凸顯了萬斯處境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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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肯特和他的上司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都是MAGA派的代表人物,與同樣反對對外軍事擴張的萬斯理念相符。在白宮會晤期間,肯特向萬斯遞交了一份辭職信副本,信中猛烈抨擊了總統發動戰爭的決定,稱伊朗“不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特朗普是“迫于以色列及其強大的美國游說集團的壓力”才卷入這場沖突的。一位知情的美國官員透露,萬斯告訴肯特要他“悄悄離開”,不要把事情鬧大。肯特的上司、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也出席了此次會晤。
肯特卻在第二天早上在網上公開發表辭職信,指責特朗普背棄了他競選時所宣揚的原則,并剝奪了美國“愛國者的寶貴生命”和“國家的財富與繁榮”。這無疑讓萬斯在特朗普政府內處境尷尬。
特朗普近期多次在公開場合稱贊魯比奧“深受喜愛”,在委內瑞拉和伊朗局勢中,魯比奧也出盡了風頭,特朗普甚至私下詢問助手“馬克還是JD更合適?”這種平衡術也削弱了萬斯作為“唯一繼承人”的地位。如果萬斯預感到無法獲得特朗普的全心背書,放棄參選以保全政治名譽也是一種策略。
華盛頓有傳聞稱,萬斯可能在2026年中期選舉后宣布不謀求2028年的提名,轉而支持小特朗普等特朗普家族成員或回歸經濟民粹主義的學術與社會活動。同時,也有萬斯身邊人提到,萬斯的第4個孩子將于今年夏天出生。萬斯一直將家庭生活放在首位,他和妻子烏莎在清楚了解新生命對他們生活的影響之前,不太可能做出最終決定。
萬斯猶豫是否參選,反映出MAGA里面在全面執政后,與美國現實政治的內在沖突。
第一,是外交理想和現實政治利益的沖突。
MAGA的核心承諾之一,是結束美國的“帝國式過度擴張”,將資源回歸國內。但現實卻是,在現實政治利益的誘惑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重新卷入中東沖突,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這種政策轉向,意味著特朗普政府正在從“反干預”滑向“選擇性干預”,甚至在某些議題上回歸傳統鷹派邏輯。
對于萬斯而言,這不僅是政策分歧,更是“身份危機”。如果他支持戰爭,他將背叛自身的政治起點;如果反對,他則失去在政府中的立足之地。
第二,是共和黨內部權力結構的再分配。
特朗普開始在萬斯與魯比奧之間進行某種“平衡”。這背后反映的,是共和黨內部路線之爭的制度化:一邊是以萬斯為代表的“民粹孤立主義”,另一邊是以魯比奧為代表的“新干預主義+建制派復歸”。
這種權力平衡,實質上削弱了萬斯的“唯一繼承人”地位。一旦特朗普不再明確站隊,萬斯的政治前景就從“確定性收益”變成“高風險博弈”。在這種情況下,主動退出反而成為一種理性選擇——既避免失敗,也保留未來空間。特別是萬斯比魯比奧小13歲,2028年以退為進,未來還有足夠的時間施展政治抱負。
第三,是副總統的“繼承困境”。
美國政治史已經反復證明,副總統并不是一個理想的總統跳板。自1804年美國現代選舉制度確立以來,僅有 2 位在任副總統成功競選總統,其余多數在任 / 卸任副總統參選均以失敗告終。最為典型的就是尼克松,同樣是作為一名年輕的共和黨政治新星,39歲就出任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但在總統選舉中未能得到總統的充分支持,最終輸給民主黨的肯尼迪。
尤其是在一個充滿爭議的政府中,副總統往往成為替罪羊,而非繼承者。一旦特朗普第二任期后期因戰爭、經濟或社會問題遭遇民意反彈,面對紐森這樣的民主黨政治明星時,萬斯能否勝選,仍存在懸念。一旦失利,政治上再想爬起來,還要經歷艱苦的斗爭。因此,從風險收益比來看,2028并不是一個“穩贏的局”。
但如果萬斯最終選擇不參選總統,MAGA運動必然將遭遇重大挫折。
首先是MAGA運動的繼承問題,可能會迅速演化為一場路線之爭。從目前的結構看,至少存在三種可能路徑:一種是家族化轉型,由小特朗普接棒,強化個人忠誠與品牌延續,但犧牲政策深度;第二種是是建制融合路徑,以魯比奧為代表,將MAGA元素吸納進傳統共和黨框架,逐漸將MAGA運動吸收;其三是碎片化路徑,不同派系各自為戰,MAGA從一個相對統一的運動,退化為多個競爭性敘事的集合體,但喪失了作為運動的整體性和統一性。
這三種路徑中,沒有一種能夠完整繼承萬斯所代表的那種“理念+敘事+社會基礎”的綜合形態。尤其是在基層動員層面,萬斯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他不僅僅是一個政治人物,更是“鐵銹地帶”敘事的具象化。他的成長背景、社會經驗與政治語言,使他能夠與藍領階層形成真實連接。這種連接,是特朗普個人魅力之外,MAGA最重要的結構性資產之一。一旦這一環節削弱,共和黨在關鍵搖擺州的動員能力將面臨不確定性。畢竟,國內政治才是美國政治的基礎。
從對外政策的角度看,如果萬斯退出,可能意味著美國可能加速回歸傳統的全球干預模式。萬斯在特朗普政府內部實際上起到了“軟約束”的作用。即使不公開反對,也通過存在本身,使外交鷹派在推動政策時需要考慮MAGA基本盤的反應。這一約束消失,以魯比奧為代表的政策路線將更容易主導決策,美國對外政策出現更加系統性和持續性的強硬化,這與美國近年來的戰略調整顯然背道而馳。
萬斯從“MAGA太子”、“天選接班人”,到如今的猶豫是否參選,既是當前美國政治亂局的體現,也反映出特朗普其實并沒有明確的政治理念。從政治的角度看,這是個人政治風險管理,也是MAGA理念與現實之間矛盾激化的突出表現。政治理念如何與現實政治和利益誘惑實現自洽,看來是古今中外面臨的普遍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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