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通”何以成“通”?一部小城的“爭氣”奮斗史。
張謇故里南通:近代實業精神在改革開放中的回響。
上海之北的突圍:南通“爭”來的開放與自建的跑道。
被戲稱“難通”的它,如何憑三句話和一個相冊“借”來一座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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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從上海到南通,高鐵飛馳不過一小時。但時光倒流四十年,這段路程意味著六個小時的輪船顛簸。“南通難通”,曾是它最無奈的標簽。
改變始于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1984年,中央決定進一步開放沿海港口城市。消息傳來,南通沸騰了。可初步名單里,并沒有它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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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急,成了那段時間南通主政者們最真實的心情。他們連夜準備材料,反復陳述理由:我們有張謇留下的近代工業基礎,我們濱江臨海,我們能分擔上海港的壓力。核心只有一句:請給南通一個機會。
江蘇省的領導親自赴京陳情。努力沒有白費,南通與連云港一起,被增補進開放名單。歡呼之后,壓力巨大。政策給了,舞臺搭了,戲唱不好,可就真成了笑話。
最大的短板擺在眼前:交通。說南通靠近上海,可當時從上海過來只能坐船,一趟半天。外商抱怨,從日本飛上海兩小時,從上海到南通又要半天,這怎么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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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富,先修路”是硬道理。陸路,他們全力推動建設通沙汽渡,把上海到南通的車程縮短到三個多小時。鐵路,更是跑了無數趟北京,反復陳情蘇北人民對鐵路的渴求,最終讓新長鐵路落地。
最難的,是機場。南通只有一個小型軍用機場,完全不夠用。建民航機場的念頭,從開放之初就在醞釀。報告打上去,回復往往是“財政困難,項目要緩”。轉機出現在一次特別的拜訪。新任的市領導赴京,設法見到了當時國家計委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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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談時間很短,領導只說了三句話。第一,有中央領導視察時曾說過,沒有機場怎么開放。第二,外商反映交通不便,影響投資信心。第三,如果國家實在困難,南通愿意自籌資金建設。說完,他們嚴格遵守不超過五分鐘的承諾,起身告辭。
臨走前,他們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一本相冊。里面是那位負責人父親早年在南通工作時的老照片。這份充滿人情味的禮物,打動了人心。機場項目,終于獲得了“準生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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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文有了,錢從哪來?當初“自籌資金”的承諾,必須兌現。省里明確表示支持,但資金需要地方自己想辦法。一場全民動員的籌資開始了。機關干部、企業職工、普通市民,紛紛解囊。一位市領導甚至“賣”字籌款。一位新加坡客商看到領導捐款名單后說,我出三萬,請你為我的企業題寫店名。領導從未賣過字,但為了機場,他提筆寫下了“三德興”。一字萬金,傳為美談。
1992年底,南通興東機場通航。從上海飛來,只需二十分鐘。交通瓶頸被一舉打破。與此同時,第一座中外合資的涉外賓館“南通大飯店”拔地而起,讓風塵仆仆的外商有了體面的落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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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在改善,軟件的“招商引資”更需用心。在特殊時期后,外商信心受挫。南通卻在深圳舉辦的聯誼會上,收獲了意外之喜。請柬發出220份,竟來了234位客商。這份在低谷時期的信任,讓南通人倍感溫暖,也更堅定了開放的決心。
回望這段歷程,南通的故事沒有太多戲劇性的“特批”,更多是務實甚至帶著點笨拙的“爭取”。它告訴我們,機遇有時是“爭”來的。在宏觀政策的大盤子里,積極爭取才能進入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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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更證明,真正的主動權,往往掌握在“自力更生”者手中。等不來資金,就全民籌資;沒有條件,就創造條件。那種“寧可苦干、不愿苦熬”的精氣神,是比任何政策都寶貴的財富。
從“難通”到“好通”,再到如今融入上海大都市圈,南通的命運轉折始于那個春天的大膽爭取,成于其后數年如一日的苦干實干。它的經歷,是改革開放宏大敘事中一個具體而生動的注腳,詮釋了“事在人為”的樸素道理。這種不等不靠、抓住機遇、用雙手創造未來的精神,在任何時代,都閃爍著動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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