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軍：科學史隨筆四章

《散文》2024年第1期｜鄭軍：科學史隨筆四章

01

科技也是文化遺產

提到科學，人們總把它當成現代的事物，和歷史文化遺產沾不上邊。但如果我們采用廣義的科學概念，把所有人類技術進步成果都稱為科學，那么它顯然與人類文明共始終。這樣解釋當然沒問題，否則，“科學技術史”這門學問就不必存在了。

世界文化遺產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是古跡評定的最高標準。在古代，皇室和教會最有錢，大部分世界文化遺產都是宮廷建筑，或者宗教建筑。不過，里面仍然能找到反映科技史的遺產。

按年代而論，比利時斯皮耶納燧石礦可能是人類最早的科技文化遺產。六千年前，新石器時代的古人便在這里開采燧石，打造石刀石斧販賣到周圍地區。難以想象，在沒有國家和文字的時代，人們已經開辦了發達的手工業。

菲律賓科迪勒拉水稻田也至少有兩千年歷史。同樣是沒有國家和文字的史前時代，先民們一代代削山開田，并耕作到今天。

西班牙人進入新大陸后，在瓜納托城建立一座銀礦，采出銀兩甚至遠播明王朝，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這座銀礦自然有資格入圍世界遺產。

鹽在古代是戰略物資，開采于一千年前的波蘭維利奇卡鹽礦入選世界遺產。同在名錄中的法國阿爾克-塞南皇家鹽場建于1775年，擁有歷史上第一座近代工業建筑。

工業革命開啟了全新時代，像芬蘭韋爾拉磨木紙板廠這樣的遺址便有了紀念價值。德國曾是工業文明主力，留下了弗爾克林根鐵工廠、埃森礦業同盟景觀等多處科技遺址。鐵路成為工業象征，世界文化遺產因此也有兩條鐵路，分別是印度大吉嶺鐵路和奧地利塞默靈鐵路，它們都興建于十九世紀。

所有文化遺產中最年輕的，是巴西首都巴西利亞，一座1956年才開建的城市。建城前這里還是荒野，沒有任何古跡。教科文組織給出的入選理由是：“在城市規模上代表了現代主義運動所提倡的原則和理想的鮮活表達。”它也因此成為現代建設技術的代表作。

這些遺產都是技術，目前還沒有科學內容的世界遺產。近代科學都是“小科學”，近代科學家都是“個體戶”，牛頓的書房或者拉瓦錫的化學實驗室都很難保存。不過，既然巴西利亞都能入選，拜科努爾發射基地或者卡納維拉爾角，未來也有機會入選這個名單。

最近，中國壓倒意大利，成為擁有世界文化遺產最多的國家。然而，絕大部分都是宗教或者宮廷建筑，僅有大運河、絲綢之路和泉州世界海洋商貿中心與科技有關。

世界文化遺產要由各國主動申報，這樣的申報傾向反映出了有關部門對科技史的輕視。諸如水利、冶金、造紙、天然氣開采等，中國在古代都曾領先世界，相關遺址完全有資格申報。最近，景德鎮御窯廠遺址已經提出申報，有可能改變這個局面。

當然，我更希望能單獨設置一個“世界科技文化遺產”，更好地從科學角度重新評估歷史。

02

活的科技史

各地都在挖掘本土名人，打造旅游資源，江西奉新縣也不例外。他們修建了宋應星紀念館。與其他名人館稍有不同，宋應星是明末清初的科學家，以創作《天工開物》著稱，奉新的這座館，是科技史內容的紀念館。

無獨有偶，山東省滕州市也為魯班建立了紀念館。這位“百工圣祖”就是兩千年前的愛迪生，代表著當時的科技水平。

科學技術史如今風頭正勁，很多人希望打破以帝王將相為主角的傳統史學，從生產勞動這些底層技術上重新解讀歷史。科技史愛好者除了讀書之外，還希望看到科技史的遺址。或者是科學家生前活動的場景，或者是重大科技進步產生時的場景。它們不同于生產類遺址，紀念對象都是有名有姓的前輩。

這方面自然不如人文遺址那么豐富，但已經開始有所建樹。科技名人故居是最容易找到的科技遺址，當然，找到歸找到，還需要把它們保護起來，這就需要進行專門的工作。在國外，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麥克斯韋、諾貝爾等人的故居已經成為旅游目標。在國內，錢學森、李四光、鄧稼先、華羅庚、袁隆平等人的故居也都得到了保護。

比故居規模更大的，就是紀念館。愛迪生和諾貝爾的紀念館就在他們的故居旁邊。居里夫人在法國取得事業成功，故鄉波蘭在華沙給她建起紀念館。

科技史上一些名人同時參與了政治、經濟或者軍事活動，他們的紀念館不是單一的科技紀念館，但會突出科技內容。富蘭克林紀念館就是代表，里面既有他研究雷電的成果，也有他參與美國獨立戰爭的事跡。

對于另外一些人，大家會忽略他的其他活動，只紀念他們為科技史做出的貢獻。蔡倫生前主要精力并不是用于發明造紙術，而是作為大太監參與宮廷斗爭。湖南耒陽縣是蔡倫的故里，當地建設的蔡倫紀念園就過濾掉后者，只記載他對造紙術的貢獻。

科技進步未必都需要顯得那么“高大上”。如今，人類一年要吃掉數百億包方便面，這項改變生活方式的重大技術，由安藤百福創造。1999年，日本大阪專門為他建立起了博物館。

科技史上重大發現或者發明的產生地，有時也會成為紀念場所。1942年12月2日，費米在芝加哥大學建立的反應堆發生鏈式反應，標志著人類進入核時代。這個名叫“芝加哥一號”的反應堆，現在就是紀念場所，外面還有一座名叫“核能”的塑像，已經成為當地的地標性建筑。

1994年4月，中科院網絡信息中心接入國際互聯網，成為中國進入互聯網時代的標志。現在，那里有一座紀念碑來紀念這一事件。

2022年，中國科協等七部委聯合開啟了“科學家精神教育基地”認定工作，入選的基本都是中國科學家故居，或者他們生前工作過的地方。挖掘保護科技史遺址的工作，在中國邁上了一個臺階。

03

探險不僅在野外

2018年，一部名叫《昆池巖》的韓國電影在恐怖片界引發熱潮。電影用偽紀錄片的形式，講述了一群青年到廢棄的昆池巖精神病院探險的故事。作為恐怖片，情節不免要朝靈異事件方向走，但《昆池巖》也關涉了正日漸勃興的城市探險活動，簡稱“城探”。

1793年，法國人阿斯貝鉆入巴黎地下，探索人骨洞穴，這是公認的“城探”運動的開端。由于城市廢棄建筑增加，到了二十世紀，“城探”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始成為民間運動。還出版了專業圖書，更有刊物助推，變成組織“城探”愛好者的紐帶。

2005年，“城探運動”在中國興起，迅速在中文網絡世界形成群組。作為“基建狂魔”，中國也留下了大量廢棄建筑，為“城探”運動提供了豐富的目標。只要鍵入“城市探險”，就能在網絡上搜索到不少愛好者拍攝的視頻。

城市不是郊外，每個墻角、每段地洞都是人工建筑，“城探”對象就是歷史所遺留的人工建筑物，但又不是被列入文物保護范疇、有專人看管的建筑。在《昆池巖》里，“城探”目標，就是廢棄的公用建筑物。

一座工廠如果停止生產，要么拆掉后改變土地用途，要么改建為工業遺址公園。但是，總還有一些殘留設施變成了“城探”的對象。中國大規模“三線建設”時期形成的舊廠區，現在就是“城探”的熱點。這些地方不光有生產設施，往往還有宿舍、醫院、托兒所等附屬生活設施。一旦搬遷就會整體廢棄，頗有“末日廢土”的感覺。

還有一個“城探”資源就是爛尾樓，它們是經濟高速發展留下的副產品。每到夜晚，這些區域漆黑一團，頗有神秘之感。上海東海曼德利海濱別墅，就受到當地“城探”愛好者的熱情追捧。

另外，由于在經營中遇到障礙，又無法轉售，有些大型建筑也被廢棄多年。重慶南坪工貿大廈曾經是該市首座超過百米的建筑，輝煌一時，2008年停止使用，如今既無人跡，又未拆除，也成了當地“城探”愛好者的目標。

“城探”發展至今，已經初步形成了規則，其中一條就是“除了影像，什么都不能帶走”。“城探”的唯一收獲就是探險者拍攝的影像資料。雖然其間會遇到很多被遺棄的物品，但是不允許帶走或者轉售。這樣做，是為了盡力保持其歷史原貌。

說是探險，其實“城探”目標周邊總是普通街區，人們面對的危險遠不如野外探險。更多是為滿足好奇心，而不是挑戰體能。而滿足好奇心與科學興趣一脈相承，這是我把它列入有潛力的科技旅游項目的原因。

“城探”的目標不是生產設施就是公用設施，并不包含歷史文化名人故居之類的建筑，它們與當代普通人的生活更加接近，可以成為城市當代史的有益補充。

由于“城探運動”來自民間，參加者往往沒有接受過當代史、建筑學和城市規劃等方面的專業訓練，他們看到了很多，卻往往并不知看到的是什么。解決這個問題，是提升“城探運動”質量的關鍵。

04

嵌入地名的科學

提起“星光大道”，人們可能立刻聯想到那個制造明星的節目。重慶北部新區也有一條星光大道，完全是因兩邊有以行星命名的地標建筑如“火星產業大廈”“海王星科技大廈”等而得名。當年規劃這個區域，功能就是吸引和培養高科技企業。

生活中不乏用自然現象命名的地名，如“四面山”“雨城區”等，但是天王星、海王星這些天體，卻不是普通人憑感官就能察覺的，完全是科學認識。

地名不僅用以指稱地理位置，也寄托著價值觀。以科學內容和價值觀命名地名，本身就是科學文化進入公眾視野的重要體現。世界上已經有很多城市用科學家的名字命名。美國有愛迪生市和牛頓市，德國有愛因斯坦市，澳大利亞有達爾文市。

中國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地名莫過于合肥科學島。這里原來叫董鋪島，因為興建物質科學研究院而改用現名，當地有很多大型科學裝置。朝鮮平壤也有一條“未來科學家大道”，兩邊有很多為科學工作者建造的住宅。

創新，是科學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廣州黃浦區有條“創新大道”，連接當地的生物島、科學城和知識城。廣東肇慶高新區也有一條“創新大街”，是當地打造大灣區科技工業新城的舉措之一。成都科學城則有“創意路”，最初曾有人提議命名為“霍金路”，總之都沒有離開科學文化的范疇。

與這些宏觀概念不同，中國杭州濱江區有條“物聯網街”，這名稱非常具體地指向了某個技術領域。街道兩邊云集著很多與物聯網有關的企業。龍羊峽、青銅峽和三門峽都是傳統地名，青島市以它們命名的“三門峽路”“龍羊峽路”和“青銅峽路”，則意在紀念在這些地方興修的大型水利工程。

用科學家的名字命名社區或者街道，也體現了對科學精神的推崇。澳大利亞有個“達爾文港”，就是為紀念生物學家達爾文。地質學奠基人洪堡則在全球留下很多以他名字命名的海洋、冰川和山峰。

上海浦東張江區有牛頓路、祖沖之路、愛迪生路、伽利略路、蔡倫路、李冰路……中外科學家用了個遍，以體現此地是中國三大科學基地之一。類似的新興工業城市深圳也有隆平路、稼先路、張衡路、貝爾路、沖之大道和居里夫人大道。

在鄧稼先的老家安慶市懷寧縣，當地以“稼先路”作為紀念。旁邊還有條“振寧路”，名稱來源于楊振寧。鄧稼先長期工作的四川綿陽與安徽合肥，亦分別有“稼先大道”和“鄧稼先路”以示紀念。

誠然，進入地名的科學家，在數量上還遠不如政治家與傳統文化人物，但用科學家命名地名已經漸漸成為風潮。杭州市余杭區“錢學森路”，武漢“李時珍路”都是最近這些年誕生的。

為什么沒列舉“硅谷”呢？因為它只是一個別稱而已，其真正的地名叫圣塔克拉拉谷。我也沒列舉北京中關村，它雖然是國內最著名的科技社區，本身卻沿用了原有舊地名。上海有個“徐匯區”，地名來源于明末科學家徐光啟，然而，這個地名本身并沒有科學成分。因為徐家后人在此買地置業，當地便把這片地方稱作“徐家匯”了。

鄭軍，未來學家、科幻作家、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科幻文學委員會委員，中國未來研究會科幻藝術分會會長，曾獲華語科幻星云獎年度中篇科幻小說銀獎、年度最佳長篇科幻小說銀獎等獎項，累計創作千萬字。出版長篇科幻小說《災難群島》《生命之網》《決戰同溫層》等多部作品。

來源：《散文》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