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領袖陳永貴大膽開墾梯田，糧食收成翻番，晚年：沒辜負毛主席

1950年深秋，山西昔陽縣的大寨村，山風又冷又硬，吹在臉上像刀子。坡地瘦，石頭多，地里刨半天，糧食裝不滿一筐。村里有老人嘆氣說：“這山，這地，一輩子就這樣了。”誰也沒想到，十幾年后，這個窮得出名的小山村，會因為一個農民的敢想敢干，被寫進全國的報紙，也被寫進新中國的農業史。

說到大寨，就繞不開一個人——1915年出生的陳永貴。這個從小吃盡苦頭的“莊稼漢”，沒有念過幾年書，卻把一面“農民自己能把命運翻過來”的旗子，高高舉了幾十年。他敢打主意，也能扛擔子，更愿意為別人吃虧一點。正是這種看似“憨厚”的勁頭，讓大寨在全國農業戰線上，成了一面特別醒目的旗幟。

有意思的是，陳永貴一生最重要的兩個臺階，一個在山坡上——開墾梯田，一個在人民大會堂——走上國家領導崗位。前者讓他在村里站穩腳跟，后者則讓他有機會把大寨經驗推向全國，而這兩者，中間串的那條線始終沒變：農民、土地和糧食。

一、從窮孩子到“老少組”帶頭人

1915年農歷年底，陳永貴出生在昔陽縣一個貧苦人家。父親早亡，家里揭不開鍋，他十二三歲就得下地干活。后來被大寨村一位名叫穩周的老人收養，總算有了個安身之處，但日子也談不上寬裕，只是能勉強活下去。

穩周老人去世后，留下一些簡單家產。按當時的習慣，陳永貴是養子，把這些東西留下，也沒人說什么。可他想得很直白：這是養父一輩子的辛苦，自己不該占這個便宜。于是，他把遺產全部還給了養母的娘家。村里人都看在眼里，心里有數：這個年輕人，雖然窮，可心不黑，值得信任。

抗日戰爭勝利后，土地改革在各地展開。大寨村也不例外，互助組、勞動競賽逐步推開。陳永貴抓住了這個機會，主動參加互助組干活，整天泡在地里，不怕臟不怕累。時間長了，大家發現，這個小伙子不僅肯出力，腦子還活絡，遇到分工、算工分、安排農時這些麻煩事，總能想出比較合適的主意。

當時的村支書賈進才，對人看得比較準，慢慢地就開始有意鍛煉陳永貴。有一次，陳永貴在地里，看見一個十六歲的少年邊干活邊抹眼淚，就過去問怎么回事。少年憋著勁說，自己想參加互助組，可人還小，干不過大人，被婉拒了。陳永貴聽完，順勢想到村里的老人也是同樣的情況：力氣不夠，可經驗豐富，卻被排除在高強度勞動之外。

“這樣下去不行。”他心里有個念頭慢慢成形。再這么分，人少地多，既辛苦又粗放，還改變不了貧困面貌。陳永貴就去找賈進才商量，提議成立一個專門把老人、少年組織起來的互助組。兩人一拍即合，很快定下名字——“老少組”。

“老人腦子里有辦法，少年有力氣，只是還沒長足。擱一塊兒，用得上。”動員會上，陳永貴對鄉親們干脆地說，“只要跟著黨走，咱就不會走錯路。”

老少組一成立，問題馬上來了：壯勞力只有他一個。大多數重活、累活，全砸在他身上。按說，工分可以多記一些，可他堅持平均分配。別人出三分力，他出十分力，但在賬上跟大家一樣。這種“吃虧式”帶頭，很樸素，卻特別管用。

沒過幾年，效果擺在那兒：老少組的糧食產量逐步提高，最多的時候，每畝達到一百五十斤，比周邊互助組多出三十斤左右。這個差距，在當時的山村里很扎眼。村里不少人看在眼里，心里明白：跟著陳永貴干，是有盼頭的。

到了1949年前后，老少組的畝產進一步升到一百六十九斤。人越聚越多，隊伍越干越旺，陳永貴在鄉親中間的威信，水到渠成地樹起來。對他們來說，“陳永貴”三個字，不再只是一個名字，而是“能領著大家往好日子走”的標記。

二、十年造地與梯田上的“賭注”

新中國成立后，全國農業生產逐步走上正軌。1952年，三十七歲的陳永貴被推選為大寨村黨支部書記。他對這個職務很清楚：不是坐在屋里分工分糧，而是得把村里的窮根一點點挖掉。

大寨的問題，擺在那里：坡陡、溝深、石頭多。雨一下大，地里的水全往山下跑，帶著泥沙一起沖走，土層薄得嚇人。刮風一來，土又被卷走一層。莊稼好不容易長起來，一場暴雨就能折騰個干干凈凈。長年累月，糧食上不去，貧困下不來。

1953年，在成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陳永貴拋出一個想法：“十年造地”。換句話說，就是用十年時間，把這亂七八糟的山坡，硬生生變成能穩產高產的地。說起來簡單，干起來難得要命。

當時有不少人疑惑：山是坡的，地是薄的，哪那么容易造？陳永貴盯著那些山溝，看得很仔細。他心里慢慢有了一條路：既然水老往下跑，那就把坡切成一層一層的，讓水留下來，讓土穩在那兒。梯田的念頭，在那個時候算是基本定了下來。

開墾梯田，是一次不小的“賭注”。一旦干不好，山體滑坡、塌方、毀地，后果很麻煩。但如果不干，靠原來的方式，畝產很難大幅提高。陳永貴決定冒這個險。他對鄉親們說：“咱們現在這點地，年年招呼，年年不長好。再這么下去，孩子們還得餓肚子。山挖一挖，地改一改，難是難，可有出路。”

那幾年，大寨的山上，最常見的景象，就是一條條人影在坡上移動，鋤頭、鐵鍬、扁擔，一趟趟往山上抬土、運石、打埂。有人累得蹲在田埂邊喘氣，有人看著剛修好的小埂被雨水沖塌，心里直發酸。也有人偷偷嘀咕，“這么折騰，真能有結果嗎？”

陳永貴不怎么會說漂亮話，但他有個特點：只要別人還沒扛不住，他先不上氣不接下氣。他不是站在上面喊，而是跟著一起干。塌一段，就帶著大家補一段。土不夠，就再從遠一點的地方運。他知道，山里人信的是眼見為實，不是嘴上功夫。

梯田慢慢鋪開，蓄水工程也一起上。大寨一邊修田埂，一邊修小水庫和蓄水池，讓雨水留下來，在關鍵時候能澆上地。工程一項接著一項，干起來又累又瑣碎。但不得不說，效果日漸顯出：土不再輕易被沖走，地里水分有了保障，糧食的長勢一年比一年好。

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大寨糧食產量已經達到并超過當地平均水平。老少組里，有十五戶農民每畝產量突破五百斤。這在當時是很有分量的數字，也引起了省里的關注。陳永貴作為勞動模范，受邀到太原參加全省農業豐產勞動模范大會，正式走上了更大的舞臺。

會議上，他講得還是那些事：造地、梯田、蓄水、評工記分。但底下坐著的，已經不僅僅是周邊幾個鄉的干部，而是全省各地的代表。臺上臺下都能感覺到，大寨，不再是那個“偏僻的小山村”，而是被當成一個樣板來研究、來學習的地方。

三、“大寨精神”走出山溝：毛主席的目光

時間來到1963年，這一年對大寨來說，是個坎。夏天的一場暴雨，整整下一周，把大寨多年修起來的許多工程沖得七零八落。大壩被沖垮，坡上的土被撕開，莊稼倒了一片又一片。許多村民看著眼前的慘狀，心里一股涼氣直往上冒。

有人紅著眼眶問：“這幾年白干了嗎？”也有人嘆氣：“天不幫忙，人再怎么干也白費。”情緒最容易在這種時候出現波動。

陳永貴站出來，把鄉親們往一起招呼。他說話不繞彎：“壩沖了，可以修；地塌了，可以補；莊稼沒了，來年再種。只要人沒散，勁沒泄，咱就不算輸。”這話不算激動，卻穩當。村里的骨干也跟著挨家挨戶做工作，把那些想放棄的念頭一點點壓下去。

省、市很快打電話了解情況，提出可以給大寨一定的援助。按理說，這種時候，誰都希望有一把外力幫一下。但陳永貴和村里幾位干部反復一商量，最后作出一個很多人都沒想到的選擇：謝絕援助，自己扛。

他們的理由挺簡單：國家剛建立不久，受災的地方很多，有的比大寨還困難。既然大寨還有人、有基礎，就不想給國家添更多負擔。這個選擇，在當時看，有點“固執”，但也正是這種堅持，讓大寨的做法顯得格外突出。

幾個月后，大寨在沒有國家專項援助的情況下，硬是把沖垮的大壩、房屋一點點修起來，重新把梯田整好。這個消息，被層層往上匯報。到了1963年底，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李一清親自到大寨視察，看完之后評價頗高，直說這種精神值得全國各地學習。

也是從這一年開始，“大寨”兩個字，從地圖上的一個小地名，變成了報紙和文件里頻繁出現的典型。陳永貴這個普通農民的名字，也逐漸被更多人聽到。

1964年1月19日，陳永貴受北京市委和市人民代表大會邀請，走上了人民大會堂的講臺。面對人山人海的聽眾，他沒有什么華麗辭藻，只是把自己多年的經驗，一條條講出來：怎么造地，怎么評工記分，怎么發動群眾，怎么應對自然災害。

同年3月，毛主席在南方視察期間，聽取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茄的匯報。陶魯茄談到大寨情況時，提到陳永貴：“他是個很出色的農民。”毛主席聽到這里，來了興趣，問：“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字嗎？”

陶魯茄在紙上寫出“陳永貴”，又解釋說：“他四十二歲開始認字，今年五十歲了，看報紙沒問題，還懂得邏輯。”毛主席笑了，說道：“陳永貴，雖然識字不多，做的事情不少嘛。”

自那以后，毛主席在不同場合談到農業問題時，常常提到大寨和“陳永貴”。他對干部說，要向大寨學習那種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勁頭。大寨精神，從一個山村里的實踐，變成了一面被廣泛宣傳的旗幟。

1964年12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結束后，陳永貴隨著人群往外走，突然聽見背后有人叫：“永貴同志，請等一下。”回頭一看，是周恩來總理。

周總理走到他身邊，笑著說：“今天晚上是毛主席的生日，主席特意請你去一道，你就不用去大灶吃飯了，跟我走吧。”這對一個農民出身的代表來說，是一次完全意想不到的安排。

那天晚上的場景，后來在不少回憶里被提起。毛主席在宴會上舉起酒杯，說明白：請大家來，不是為了給他個人祝壽，而是用自己的稿費請不同行業的人坐在一起吃頓飯、說說話。工人、農民、科學家、解放軍代表，一個個都是來自基層和戰線的骨干。

陳永貴在席間明顯拘謹，筷子動得很少。毛主席看在眼里，笑著招呼：“永貴同志，多吃點菜。”說完，還親自給他夾菜，又說：“這個菜就不錯，多吃點，不要客氣。”一句句話，把席間的距離拉近了不少。

毛主席知道他五十歲了，便半帶肯定地說：“你這五十知天命了，能帶著大寨擺脫貧困，很好。”這樣一種評價，對一個農民來說，無疑是極高的肯定。

第二天，毛主席與陳永貴握手的照片登上了報紙。照片中的陳永貴，表情略顯拘謹，但眼神很亮。這張照片，讓他真正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而在他心里，大概也加深了一層責任感：不光是為大寨干活了，還要為更大范圍的農業生產出主意。

四、從釘在山坡的鋤頭，到釣魚臺的決定

1967年5月，天安門前檢閱紅衛兵的場面宏大。人們記住的，是毛主席站在城樓上的身影，也有人注意到了站在他身邊的農民出身的代表——陳永貴。當時，毛主席握著他的手，再次問候：“永貴同志好啊。”這一幕，被許多人視作“大寨經驗”受到高度肯定的象征。

這些年里，陳永貴沒有離開自己熟悉的領域。他進城開會，回村還下地。既平反了一些歷史遺留的冤案，也為鄉親們爭取減免了糧食債。在不少農民眼中，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干部”，更像是從村里走出去，又替村里說話的人。

1975年年初，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在緊張的會議安排中，周恩來總理身體已經很疲憊，但對人事安排仍然親自抓。當會議結束，周總理回到醫院后，特意讓人通知陳永貴來一趟。

兩人見面時，氣氛不再像宴席那樣輕松。周總理開門見山，語氣嚴肅：“這次急著找你，是為了人大的事情。你要有個準備，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把大寨精神推廣到全國各地，你意下如何？”

陳永貴一聽，幾乎是條件反射般說：“總理，這可不行。我文化低，怕干不好這個副總理。”在他看來，當個村支書、干些具體事情，心里有底。可坐在國務院副總理的位置上，要面對的是全國性的工作，他擔心自己擔不起。

周總理看得出他的顧慮，再次強調：“永貴同志，你是共產黨員，要服從黨的安排。”這句話力度很大，也是組織對他的信任和要求。經過這番談話，陳永貴最終接受了這個職務，住進了釣魚臺三號樓，開始承擔國家層面的領導工作。

住進釣魚臺后，他的適應過程并不輕松。國事繁多，各類文件紛至沓來，高層會議的節奏與他熟悉的生產隊完全不同。陳永貴有個很實在的想法：人住在城里，心還惦記著地里的事。不久后，他就向毛主席提出，希望下基層搞社會調查，多接觸農民和土地，而不是長期困在高墻深院里。

毛主席對這個請求十分重視，親自批示：“下去搞社會調查，是我黨的優良傳統。所有能下去的政治局委員，都要下去。”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握著陳永貴的手，帶點玩笑地說：“永貴，搬出釣魚臺，這很好。釣魚臺，無魚可釣嘛！”

這句半真半玩笑的話里，有對他愿意下基層的肯定，也有對某些脫離實際傾向的提醒。陳永貴聽得明白，對他來說，最舒服的地方，仍然是田間地頭。

值得一提的是，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后，按照當時的規定，他完全可以把戶口從大寨遷到北京，享受國家工資待遇。可他堅持不遷戶口，也不拿國家的那份工資，只領大寨記給他的工分——每天折合一塊五毛錢。以他的出差和工作頻率，這點收入遠遠不夠日常開銷。

山西省委考慮到實際情況，每月給他發一百元補助。國務院方面也增加每天一塊二毛錢的補助。可陳永貴思量一番后，把大寨每天記給他的那一塊五毛錢又推了回去。他的邏輯很樸素：在國家已經為自己的工作付薪的情況下，不想再從集體拿錢。

在北京工作期間，他仍然保持著節儉的習慣。穿戴簡單，吃飯不講究，每月省下的錢，還拿出來招待來訪的基層干部。有一次，炊事員想改善他伙食，特意買了一只雞。陳永貴看到后，擺擺手：“別整這些，吃面就行。”這些細節，不算驚天動地，卻能看出他對“艱苦樸素”的堅持。

五、主動退下臺階，落葉歸向黃土

時間來到1980年。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接受了陳永貴提出的解除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卸任后，他被安排到北京郊區擔任生產顧問，再次離土地近了一步。

在外人看來，從國家領導崗位退下來，是一個不小的落差。但對陳永貴來說，這反而讓他心里輕松不少。他曾坦言，文化水平有限，擔任副總理期間，最怕的就是改文件。很多文件用字講究，邏輯嚴密，他得一字一句琢磨，生怕改錯、看漏。時間久了，壓力可想而知。

離開高位后，他又拿起鋤頭，走進地里。周圍的人看見都有點不忍心，勸他別再親自干活，畢竟年齡大了，身體也大不如前。陳永貴反倒笑著說：“我就是個農民，不下地干什么？”對于他來說，身份的定義，從頭到尾沒有改變。

然而，歲月不放過任何人。進入八十年代中期，他的身體每況愈下。例行檢查時，醫生明確告知已患上肺癌。家人聽到這個消息，心情很沉重，想盡辦法打聽治療方案。而陳永貴的態度，卻出乎很多人意料。

他對兒子說：“別在我身上費太多時間、精力了。我這一生，沒有辜負毛主席對我的信任，就很滿足。”這句話，聽上去平淡，卻道出了他心里的那條主線：從接受關注、肩負重任，到幾十年后回望這一生，他更在意的是有沒有對得起那份信任，對得起農民出身的本分。

1986年，七十一歲的陳永貴因病去世。按照他的遺愿，沒有安葬在北京的八寶山革命公墓，而是回到他土生土長的大寨。對他來說，那片山坡，那些梯田，那些他用一生力氣去改造的土地，比什么象征性的墓地更有意義。

從窮孩子到村支書，從開墾梯田到走上人民大會堂，從普通農民到國務院副總理，再到主動退下來做生產顧問，最后回到黃土，他的軌跡不算曲折玄妙，卻很樸實清晰。每一個轉折點，都繞不開兩件事：農民的生活，土地上的糧食。

大寨的梯田如今依舊在山坡上延伸，那些當年修筑時留下的土埂與石塊，還在地里默默承受風吹雨打。陳永貴留在那里的，不只是當年的汗水，更是一種不怕難、不怕苦、認準了就干到底的勁頭。這種勁頭，未必轟轟烈烈，卻在很多普通人的記憶里，占據了一個不小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