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庶犧牲56年無法被評為烈士，中顧委同學出面：要給他一個公道

1930年初春，贛北的江風仍帶著寒意。九江四號碼頭邊上一家不起眼的米店，白天生意冷清，夜里卻燈光微暗、人影閃動。門口挑米的伙計，壓低聲音問了一句：“葉書記，張書記他們還在里頭嗎？”對方只回了一句：“人在，事多，你少打聽。”誰也沒有想到，藏在這家米店里的，是根植江西全省的中共省委機關；更沒有想到，這座秘密機關，很快就會在一場突如其來的大搜捕中毀于一旦，牽出一個犧牲半個多世紀都遲遲得不到公正評價的名字——張國庶。

有意思的是，這個名字，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并不是因為革命而被記起，而是被某種“陰影”所籠罩：張國燾的弟弟，身份敏感，情況復雜，烈士資格難以認定。直到1980年代，一位已是中顧委委員的老同學站出來，反復“打抱不平”，事情才慢慢有了轉(zhuǎn)機。

一、安源風起：兩個少年的起點

回到更早的時候，時間要撥到1923年。那一年，安源煤礦工人運動風起云涌，成千上萬的礦工在黨的領導下走上街頭，要求改善待遇、爭取人身權(quán)利。對當?shù)氐那嗄陮W生來說，這場運動就像忽然推開的一扇門，讓人看到另一種世界。

1905年出生的張國庶，出身江西萍鄉(xiāng)一個殷實人家，從小讀書順利，家境優(yōu)渥。照常理說，這樣的孩子完全可以走“讀書、做官、養(yǎng)老”的路子。然而安源工人運動燒到萍鄉(xiāng)之后，局面就變了。萍鄉(xiāng)中學的年輕學生很難對礦工的遭遇無動于衷，更何況張國庶身邊，還有一位經(jīng)常從外地寄書回來的哥哥張國燾，那些進步書刊里充滿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火種。

大約同一時期，出身截然不同的孔原，也在安源一帶成長。和張國庶的優(yōu)渥家庭相比，孔原的童年就顯得有些清苦：父親是手藝人，常年在外奔走，社會地位又不高，他小小年紀就學會了受氣、忍氣。后來被送到姑父家生活，姑父是安源煤礦工人，他便從十一二歲起在雜貨店學徒，跟著姑父進礦區(qū)，看得多、聽得多，對礦工的暗無天日有了切身感受。

試想一下，一個是看到工人被欺壓而心生不平的手藝人之子，一個是從書本和現(xiàn)實中同時接觸新思想的富家子弟，兩人在安源工人運動的影響下，走進了同一所萍鄉(xiāng)中學，走入同一個互助社，成為同路人，這背后既有時代的推力，也有個人性格的選擇。

在萍鄉(xiāng)中學，一群有志的學生和少數(shù)手工業(yè)工人組織起“互助社”，后來改名“策群社”，作為青年團的外圍組織。這個小小的社團，為當?shù)刈钤缫慌R克思主義青年提供了聚集的平臺。張國庶和孔原在其中表現(xiàn)非常活躍，宣傳、組織、聯(lián)絡都干得有板有眼，引起了上級組織的注意。

1924年12月，兩人同時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又轉(zhuǎn)為中共黨員。1925年，中共萍鄉(xiāng)支部建立，五六個黨員幾乎都是從團員中發(fā)展而來。張國庶先后擔任團萍鄉(xiāng)特支宣傳委員、萍鄉(xiāng)黨小組組長，孔原則在萍鄉(xiāng)縣總工會出任糾察部長。兩個人在實際斗爭中并肩磨礪，友情越結(jié)越深。

不久，國共合作局面展開，他們在組織介紹下又加入國民黨，共同參與建立國民黨萍鄉(xiāng)縣黨部。1926年北伐軍打到萍鄉(xiāng)，縣黨部公開成立，兩人又被推選為常務委員，繼續(xù)并肩工作。一文一武，一動一靜，這對年輕搭檔慢慢在江西地方上的革命隊伍里站穩(wěn)了腳跟。

二、從莫斯科到九江：省委書記的三個月

1927年初，黨組織作出一個重要決定：選派一批骨干去蘇聯(lián)接受系統(tǒng)訓練。張國庶被中共湖南省委選中，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從此暫別萍鄉(xiāng)戰(zhàn)友。那一年，他22歲，前面的路看上去還很長。

留學蘇聯(lián)期間，他不僅學習理論，還組織政治考察團，去歐洲多國實地考察。對于一個出身縣城的中國青年來說，這段經(jīng)歷無疑開拓了眼界，也在一定程度上鍛煉了組織協(xié)調(diào)能力。不得不說，這種復合背景，為他后來擔任地方省委負責人埋下了基礎。

1929年春，他以“周之德”的化名回到國內(nèi)，按照中央安排到上海工作，擔任各區(qū)巡視員。上海當時是中共地下工作的中心，也是各路勢力交織的漩渦，工運、情報、暗殺、策反都集中于此，任何一點疏忽都有可能付出生命代價。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他結(jié)識并與某紗廠女工晏碧芳結(jié)婚，兩人從此攜手投身隱蔽戰(zhàn)線。

1930年初，上海的一個接頭機關突然遭到外國巡捕闖入索錢，這個蹊蹺的插曲，很快暴露出更深層的問題。原來，在英租界召開的工會會議被破壞，參會的王明等人被捕，英方巡捕為勒索錢財，竟順藤摸瓜找上了秘密機關。雖然王明獲釋后受到中央批評，但對地下工作的警示卻非常刺耳。張國庶也因此意識到，敵情環(huán)伺，上海形勢愈發(fā)復雜。

就在他在上海四處奔走之時，江西方面?zhèn)鱽碡模涸泄步魇∥慌淹匠鲑u，組織遭嚴重破壞，多名骨干犧牲，一些幸存者趕赴上海向中央?yún)R報，強烈建議盡快組建新省委，以免全省工作陷入癱瘓。

中共中央召開第112次常委會討論江西問題。根據(jù)李立三、羅登賢等人的提議，中央決定：重建中共江西省委，由張國庶出任省委書記。這一任命，既看重他的地方工作經(jīng)驗，也看重他在莫斯科受過系統(tǒng)訓練，更重要的是，希望通過派出中央信任的干部，統(tǒng)一領導江西蘇區(qū)和各地黨組織。

1930年3月，新省委在九江秘密組建，機關就設在那家看似平常的米店。張國庶任省委書記，葉守信任組織部主任兼工委書記，徐荷云任秘書長，許少杰任團省委書記。表面上，碼頭邊生意清淡的米店，實則承擔著聯(lián)絡全省、統(tǒng)籌工農(nóng)運動、對接各蘇區(qū)的重任。

關于這段時間新省委的具體日常工作，文獻資料的確不算豐富，但從零散的檔案、回憶中，仍能看到一些明確的脈絡。新省委對江西境內(nèi)的湘贛、贛西南、贛東北等蘇區(qū)的武裝割據(jù)格局十分關注，陸續(xù)派出至少十余名軍事干部前往贛東北蘇區(qū)，加強基層建設；批準贛西、贛南兩特委合并，以利統(tǒng)一領導；贊同毛澤東提出的成立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的設想；并通過各種渠道向各蘇區(qū)輸送情報和軍事地圖。

這些看似細碎的工作，實質(zhì)上是在幫中央蘇區(qū)更好地站穩(wěn)腳跟。僅用三個月時間，江西各地革命形勢明顯好轉(zhuǎn)，“星星之火”在多處連成燎原之勢。也正因為如此，國民黨方面敏銳地感到威脅，開始把目光死死盯在“周之德”這個名字上。

三、獄中不屈：被遮蔽的烈士身份

1930年5月中旬，國民黨第十八師訓練處的某特務在九江執(zhí)行偵察任務時，發(fā)現(xiàn)有共產(chǎn)黨人在米店一帶活動，隨即上報。消息傳到南昌衛(wèi)戍司令部司令張輝瓚那里，他立即下令行動：由執(zhí)法處處長率數(shù)十名武裝便衣特務，帶上叛徒龐云飛、王立生，直撲九江，準備一網(wǎng)打盡。

5月下旬，九江的秘密機關遭到突然襲擊，中共江西省委再一次被破壞。張國庶、徐荷云等50余名同志先后被捕，押入監(jiān)獄。短短三個月的新省委工作戛然而止，江西黨組織再受重創(chuàng)。遺憾的是，營救準備尚未成熟，敵人的殺戮卻來的太快，很多設想根本來不及實施。

面對嚴刑，省委內(nèi)部出現(xiàn)了截然不同的兩種選擇。葉守信、許少杰等9人扛不住酷刑和威逼，走上了叛變道路；而張國庶、晏碧芳等人，則選擇了另一條路。

在敵人眼中，張國庶有兩重“價值”：一是省委書記的職位，掌握江西黨組織的情況；二是張國燾的弟弟，牽連甚廣。國民黨方面起初并不急于動刑，而是擺出“懷柔”姿態(tài)，開出條件：只要公開宣布脫離共產(chǎn)黨，不但可以免除夫妻刑責，還可以得到高官厚祿和重金賞賜。

據(jù)當時一些回憶材料記載，在談話時，張國庶聽完敵人的許諾，只冷冷回了一句：“這種小計謀，就不要浪費心思了。”短短幾句話，態(tài)度已經(jīng)非常清楚。

軟的不行，敵人就換硬的路子。叛徒龐云飛、王立生被帶著酒菜進牢房，對他苦勸利誘，希望借“同道”身份打動他的心思。誰料一見面，他反而破口大罵：“沒骨氣的家伙，可恥的叛徒，給我滾出去！革命不會放過你們。”這種場景，在今天看似戲劇化，當時卻是真刀真槍下的性命抉擇。

威逼利誘全部落空，國民黨當局開始動用酷刑。手銬腳鐐加身，長期逼審，肉體折磨和精神摧殘疊加在一起，意圖從他口中撬開江西黨組織的秘密。但從現(xiàn)有材料看，他始終沒有吐露黨內(nèi)情報，這一點，后來多位當事人都予以印證。

與他一同被捕的晏碧芳，同樣經(jīng)歷了嚴酷審訊，也沒有屈服。在那個環(huán)境下，一對地下工作夫婦能守住底線并不容易，這一點也許在很長時間里沒有被足夠重視，卻在多年后成為還其清白的重要依據(jù)。

最終，國民黨當局下令由張輝瓚秘密處決張國庶夫婦。行刑地點、細節(jié)已難以完全還原，但時間大致在1930年下半年。這一年，他僅25歲左右。

令人唏噓的是，幾年之后，形勢發(fā)生了微妙的反轉(zhuǎn)。1930年下半年起，蔣介石調(diào)集十萬大軍，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第一次大規(guī)模“圍剿”。在1930年12月30日的寧都龍崗戰(zhàn)斗中，中央紅軍殲滅國民黨第十八師約九千人，前線總指揮張輝瓚被俘。

1931年1月，蔣介石提出用釋放大批“政治犯”和巨額現(xiàn)款，換回張輝瓚的性命。然而當?shù)厝罕妼@位曾經(jīng)血債累累的軍官怨氣極深，公審大會上一致要求嚴懲。1月28日，張輝瓚被依法槍決。可以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付出了代價，其中也包括對張國庶夫婦的迫害。

1938年秋，張國庶犧牲已近八年。那時，張國燾在漢口接母親團聚，小弟張國杰陪同。一家人在客廳閑談，當話題轉(zhuǎn)到二哥犧牲的情形時，老母親默默流淚，屋里沉默了很久。這一幕，在親友回憶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對一個家庭來說，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本已是難以承受之痛，更何況噩耗來得倉促，細節(jié)多有不明。

照理說，以他的經(jīng)歷和犧牲，很早就應被列為革命烈士。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從1930年犧牲算起，直到1986年被正式追認為烈士，中間整整隔了56年。這種漫長的“缺位”，背后有其復雜的歷史背景。

萍鄉(xiāng)市檔案館保存的《萍鄉(xiāng)革命殉難烈士記略》中，對這一情況有過簡要說明：一方面因為他是張國燾的弟弟，身份敏感；另一方面，曾有“叛變”的說法流傳在一些材料中。這兩點疊加，使得有關部門在審定烈士資格時始終有所顧慮。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所謂“叛變”的依據(jù)，多出自敵特材料，存在明顯矛盾和漏洞。但在特定歷史階段，有些東西一旦被貼上標簽，就很難輕易翻案。于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關于張國庶的評價處于一種模糊、尷尬的狀態(tài)：有犧牲的記載，卻遲遲無法完成烈士認證。

四、老同學的堅持：一封信后的改變

時間來到1980年代中期。1984年，萍鄉(xiāng)革命烈士紀念館的工作人員赴京，請時任中顧委委員的孔原為紀念館題寫?zhàn)^名并審查陳列大綱。這位昔日的萍鄉(xiāng)中學校友，如今已是經(jīng)歷長征戰(zhàn)火、解放戰(zhàn)爭、建國后多次重大斗爭考驗的老革命干部。

當他翻看備選名單時，突然發(fā)現(xiàn)一個空缺：張國庶的名字不在其列。了解過往的人都明白，這個“缺位”，絕不是簡單的疏忽。他放下材料，情緒明顯有些激動，對工作人員直言：“張國庶是為革命犧牲的，這樣的人不在烈士名單里，說不過去，活著的人總要替他們說句公道話。”

這句話，既是老戰(zhàn)友的感情流露，也是對歷史態(tài)度的一種提醒。孔原對張國庶的經(jīng)歷并不陌生，少年同窗，青年同路，共同走過安源、萍鄉(xiāng)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此后雖然各奔戰(zhàn)場，但對于江西省委那段遭破壞的經(jīng)歷，他在中央機關工作時也有所掌握。

1985年9月26日，他在北京京西賓館約見時任江西省委書記萬紹芬，專門談萍鄉(xiāng)幾位歷史人物宣傳和評價的問題，其中重點提到張國庶。他明確指出：不能因為張國燾后來的問題，就簡單把弟弟也視為有問題的人；兩人政治道路的轉(zhuǎn)折完全不同，應該分開看。

這番話，既點明了問題的癥結(jié)，也表明了他的態(tài)度。會后，他沒有停下來，而是繼續(xù)查找資料，訪談當年的知情者，試圖把散落各處的線索拼合起來。他找到程子華、楊尚昆等老同志了解情況，這兩位當年都與張國庶有過交集：一個在革命根據(jù)地共事，一個在蘇聯(lián)時期就是同學，對于他在江西被捕犧牲、不曾出賣組織的情況，都記得相當清楚。

多次求證之后，孔原心里已有比較明確的判斷。1986年，他寫信給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系統(tǒng)陳述自己掌握的情況和判斷。信中提到，他在三十年代初曾在中央組織部工作，對張國庶的實際表現(xiàn)有一定了解，自覺有責任幫助組織把問題搞清楚。他強調(diào)，當時黨組織掌握的情況是：張國庶在江西被捕犧牲，沒有破壞組織的行為，應按革命烈士對待；那些指稱其“叛變”的所謂證據(jù)，僅來自敵特材料，而且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完全不足以成為否定其烈士資格的依據(jù)。

這封信語言并不夸張，卻相當堅定。馮文彬收到信后，予以重視。經(jīng)進一步調(diào)查考證，結(jié)合楊尚昆等人的證言，他認為孔原的分析合理、有據(jù)。與此同時，中共江西省委也重新審視相關檔案材料和地方記載，對當年省委機關被破壞的前后過程作了補充梳理。

多方印證下，一個較為清晰的事實輪廓逐漸顯現(xiàn)：張國庶確是在任省委書記期間因工作暴露被捕；在獄中遭遇重刑且拒不妥協(xié)；并無利用職務便利破壞黨組織或出賣同志的行為。既然如此，他的犧牲性質(zhì)就不難判斷。

1986年11月20日，經(jīng)江西省人民政府批準，正式追認張國庶、晏碧芳為革命烈士。自1930年被秘密處決至此，已經(jīng)過去了五十六年。遲到的公認，多少帶著些無奈，卻總算給這段被遮蔽很久的歷史一個比較清楚的交代。

從某個角度看，這件事值得細細琢磨。一個在年輕時就投身工運、接受系統(tǒng)培訓、承擔重任、為革命犧牲的地方省委書記，竟因為親屬的政治“陰影”和未經(jīng)嚴謹甄別的敵特材料，而長期得不到應有評價，說明歷史留下的“空白”，并不只是文字上的空格。有時候，需要后來的研究者和親歷者，花費大量心力，去補全、去辨析。

而更有意思的是，推動這一翻轉(zhuǎn)的關鍵人物，不是專職史學家，而是當年的同學和戰(zhàn)友。若沒有孔原持之以恒地奔走、反復求證、不斷寫信，這件事不見得會在那幾年內(nèi)得到解決。正因為有人記得當年的少年同伴，記得他在危急關頭的選擇，一些被遮掩的事實才有機會重新浮現(xiàn)。

歷史的輪廓，往往是在這種一推一證、一問一答之間逐漸清晰起來的。張國庶從被捕、就義，到半個多世紀后被追認為烈士，經(jīng)歷了一個不算短的曲折過程。過程中有誤解，也有偏見，但也有不肯放棄的求證和較真。對于已經(jīng)寫進名冊的那一行字來說，這些周折可能只是一段注腳；對經(jīng)歷過那個時代的人而言，卻是壓在心里的一個結(jié)，遲早要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