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殺了宋教仁？一百年了，還在吵！唯一留下的孩子最終結局如何？

1913年，宋教仁中槍倒地，奄奄一息。

臨終前，他給袁世凱發了一封電報：“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

他至死都相信，那個可能下令殺他的人，還能用議會和選票來約束。

31歲，一個本來要當總理的人，死在了上海火車站。他死之后，中國第一次民主實驗宣告失敗，袁世凱稱帝，軍閥割據，血流成河。

有人說，他是民國史上最讓人惋惜的人，沒有之一。不是因為他是天才，不是因為他是英雄，而是因為——他本來可以，讓這個國家不走那條最慘的路。

今天，咱們就聊聊這個湖南人，和他那個沒來得及實現的夢。

1882年，宋教仁出生于湖南桃源的一個山溝溝里。他家本是書香門第，自小愛書成癡，卻從不死記硬背。老輩人說他“不務章句”，整日琢磨些經世致用的學問，喜歡與人談論天下大事，分析中西政治的得失。

說實話，年輕時的宋教仁，也像許多熱血青年一樣，認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為了推翻滿清。但慢慢地，他開始琢磨一個問題：推翻之后呢？總不能為推翻而推翻吧？總得有個東西頂上去。那時他讀了不少書，尤其是去了日本以后，在法政大學和早稻田大學浸淫數年，才算是把“憲政”這兩個字真正琢磨透徹了。

在日本那幾年，是他思想成型的關鍵時期。很多人以為宋教仁只是個搞組織的，其實他骨子里是個讀書人，是個喜歡琢磨制度的人。他翻譯了大量西方和日本的法律著作，潛心研究他們的憲法、議會制度、內閣運作。那時他曾對蔡元培說，革命不能光靠熱情，得有一批真正懂政治的人，不然就算把滿清推翻了，換上來的人說不定比他們還壞。這話后來被章太炎聽去，還到處跟人說他有“相才”。

1905年，孫中山來到日本。宋教仁與他見了面，加入了同盟會。說實話，他與孫先生的理念從一開始就不太一樣。孫中山更看重革命本身，覺得先把清朝推翻再說；而宋教仁總認為，革命只是手段，建立一套好的制度才是目的。這個分歧后來一直存在，甚至越來越明顯。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宋教仁與黃興趕到武昌時，革命已經亂成一鍋粥了。各省紛紛獨立，卻誰也不服誰，黎元洪是被逼著當的都督，北洋那邊袁世凱還虎視眈眈。宋教仁當時心急如焚——眼看革命就要成功，但若沒有一個統一的制度，沒有一個大家都認可的規矩，這勝利轉眼就會變成一場混戰。

那時他干了一件自己頗為得意的事：起草了《鄂州臨時約法》。這是他第一次將腦子里想了那么多年的東西落到紙面上。他規定實行責任內閣制，限制都督的權力，確立三權分立的框架。很多人不理解，說仗還沒打完，你搞這些條條框框做什么？他說，仗總有一天會打完，打完了總得有個章程，總不能今天你說了算，明天他拳頭大就他說了算吧？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宋教仁被任命為法制局局長。那段時間，他像打了雞血似的，整天琢磨憲法、琢磨政府組織法。他心里清楚，這個新生的共和國就像剛落地的娃娃，能否活下來、能否長好，全看能否有一套好制度。

可是問題很快就來了。孫中山主張總統制，認為革命剛成功，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宋教仁卻堅持內閣制。他向胡漢民等人解釋得很明白：總統制下，總統若干得不好，你拿他沒辦法，除非造反；內閣制就不一樣，內閣不行，國會可以換人，國家照樣穩定。他這話是沖著誰說的？說實話，當時他心里最擔心的就是袁世凱。這個人早晚要上臺，到時候若他當了總統，權力還沒人管得住，那還得了？

1912年3月，袁世凱如愿以償當了臨時大總統。宋教仁知道攔不住，但他覺得可以把他圈在籠子里。那一年制定的《臨時約法》，將總統制改成了責任內閣制，這里面有他的功勞。有人說他對袁世凱妥協了，甚至有人說他是“親袁派”。這話他不認。他與之打交道，是沒辦法的辦法。但袁世凱若以為他會老老實實聽他擺布，那是做夢。

那年夏天，宋教仁辭去了農林總長的職務，專心搞一件事：把同盟會改組成一個能打仗的政黨。他聯絡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等幾個團體，在8月正式成立了國民黨。

有人問他，為什么把“男女平等”從黨綱里刪了？為什么把“平均地權”改成“注意民生政策”？他說，這不是退步，是策略。要爭取多數，就得說大家都能聽懂的話。唐群英當時就急了，沖上臺揪著他的頭發扇耳光。他認了，搞政治有時候就得挨打。

從1912年底到1913年初，宋教仁跑了半個中國，到處演講。有人說他鋒芒畢露，罵袁世凱政府“自掘墳墓”，揚言要搞“清一色的國民黨內閣”。他是說過這些話，但不是為了顯擺。他是想讓老百姓明白，什么叫憲政，什么叫責任內閣，什么叫政黨政治。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大勝，在參眾兩院獲得392席，比另外三個黨加起來還多。看著選舉結果，他覺得這條路走對了。

說實話，他也并非沒聽到風聲。有人提醒他，有人想對他不利。他沒太當回事。他跟人說：

——如今回想這句話，連他自己都覺得那時太天真了。

1913年3月20日晚上，宋教仁帶著幾個朋友在上海火車站準備上車。十點四十五分，剛走到檢票口，就聽見“砰”的一聲，腰間一陣劇痛。他倒下去的時候還在想：是誰？是袁世凱的人？還是別的什么人？

在醫院病床上，他躺了兩天。疼是真的疼，但腦子一直清醒。他給于右任交代了三件事：一是他那些書，都捐給南京圖書館；二是他老母親，請他們幫忙照顧；三是他們該做什么還做什么，別因為他死了就耽誤了事。

他還讓黃興幫他擬了封電報給袁世凱。他知道很多人不理解，為何臨死還要給袁世凱發電報。他說：“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這話是真心的。他恨不恨殺他的人？當然恨。但他更怕自己這一死，把好不容易搭起來的憲政框架給毀了。他給袁世凱發電報，是想再提醒他一次：規矩比人重要，憲法比權力重要。

3月22日凌晨四點四十八分，宋教仁走了。那年他三十一歲。

后來，兇手武士英被抓了，主謀應桂馨也被抓了，搜出來的電報、信件一大堆，牽扯到國務院秘書洪述祖，牽扯到總理趙秉鈞，最后都指向袁世凱。章太炎為他寫墓志銘，孫中山為他寫挽聯：

這話他愛聽，卻也不完全愛聽。他愛聽的是“為憲法流血”這五個字，說明他這一輩子沒白活；他不愛聽的是“第一人”——他希望自己是最后一個。

他死后沒幾個月，二次革命就爆發了，緊接著是護國戰爭、護法戰爭、軍閥混戰，你打我我打你，十幾年沒消停。國會解散了，約法廢除了，內閣成了擺設，他辛辛苦苦搭起來的那個架子，嘩啦啦全塌了。

袁世凱當了洪憲皇帝，沒過足癮就死了。趙秉鈞也死了，應桂馨、武士英都死了，洪述祖后來被處決。死的死，逃的逃，當年的那些人，一個接一個退出歷史舞臺。他走的時候，他們以為他輸了；如今回頭看，誰輸誰贏還真不好說。

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就是關于他究竟是誰殺的。袁世凱？趙秉鈞？還是陳其美？這事兒爭論了一百多年，至今尚無定論。

有人說搜出來的電報能證明是袁世凱、趙秉鈞主使；有人說是洪述祖揣摩上意自作主張；還有人說是國民黨內訌，陳其美下的手。說實話，他在醫院那兩天，自己也琢磨過。但后來他想明白了：誰動的手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何當時會有人覺得，殺了他比與他競爭更劃算？為何那個政治生態，容不下一個只想靠選票、靠制度、靠和平手段爭取權力的書生？

其實，宋教仁的性格，說好聽是執著，說不好聽就是軸。他這輩子就認一個理：搞政治得有規矩，搞革命得想好后路。有人勸他別太認真，說中國這地方不適合搞這套，老百姓不懂，軍閥不認，外國人不幫忙。他不信這個邪。他說，規矩不是天生的，是人立的；憲政不是等來的，是爭來的。

就算這一代人不成，下一代人呢？再下一代人呢？

他父親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一輩子沒出過桃源縣。他母親也是。他兒子振呂后來去了上海讀書，又去了日本留學，最后在監察院做事，三十六歲就沒了。他的女兒奇璋后來怎么樣，不太清楚。這一脈，人丁不算興旺，但他沒什么遺憾。

他死后葬在上海閘北，那個地方后來叫宋園。墓碑上刻著“宋教仁先生之墓”，字是集孫中山的墨寶拼起來的。墓頂上有一只雄鷹，腳踩著蛇，展翅欲飛。這個設計他一定會喜歡——鷹是他，蛇是那些見不得人的東西。一百多年了，蛇還在不在，不好說；鷹還在飛，飛得不高，但沒掉下來。

說實話，有時會想：若當年他沒死，跟著孫中山他們一起走下去，會是什么樣子？他會不會也變成那種為了權力不擇手段的人？他會不會也被歷史裹挾著，做出自己年輕時最看不起的事？不敢保證。但有一點可以保證：只要他活著一天，他就一天不會放棄那個念頭——就是讓中國人學會用規矩管人，而不是人管人。

他這輩子最遺憾的事，不是死得早，不是兒子沒養大，不是黨垮了，不是約法廢了，而是臨終前給于右任說的那三件事里，有一件沒辦成——他說他們該做什么還做什么，別因為他死了就放棄責任心。后來呢？后來該做什么的都沒做，都忙著打仗去了。這責任，誰都沒擔起來。

那年他走的時候，三月的上海，天還挺涼的。車站里人來人往，沒幾個人認得他。一個月后，滿世界都在議論他的名字。

這些虛名，他活著的時候不在乎，死了更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