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現場 | 王諾諾：AI時代，寫作的意義是什么？

AI時代，寫作的意義是什么？

What Is Writing For in the Age of AI?

文 | 王諾諾

圖 | 吳忠平

如今，當你隨意打開一個大語言模型，或支付19.99元的訂閱費，或申請免費試用，都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獲得一項曾經具有相當稀缺性的技能——寫作。

人工智能把“寫作”這件事變得前所未有地容易：幾秒鐘，一段像樣的抒情文段、一則順滑的故事、一個看似完整的觀點，就能被生成出來。它甚至能替我們梳理邏輯、潤色語言、提供比喻和結構，讓文本達到可讀、工整的門檻。于是，曾被視為知識階級的寫作者忽然站到了一個新的門檻前：當通順不再稀缺，當AI定制的文字可以去嘗試貼合每個讀者心中最隱秘的閱讀快感，那我們人類，到底還需要什么樣的寫作？

王諾諾

寫作的終極目的：傳達信息

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文字的第一目的都是傳遞信息

語言是點對點的即時傳輸。我曾到訪古希臘聲學工程設計最精妙的劇場，那里能容納下近一萬人。在沒有電子擴音器的前提下，一萬人，就是單次語言傳播信息的最高節點數。而將文字固定在紙上，傳送信息這一過程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局限，也打破了點對點，一點對一萬點的桎梏。就像刻在金字塔深處的王名圈，還能告訴現代人4500年前埃及某位法老名字的準確拼寫方式。

但非常可惜，世間的所有信息并不都和法老名字的拼寫方式一樣，有著絕對、客觀、簡單的標準。大多我們想用書寫傳達的信息，會因受眾不同、時代限制等，在傳播中失真

每念及此，我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古希臘的“智者”高爾吉亞曾用過的一套詭辯理論，將人推到懸浮在空中的絕對虛無境地，即1.無物存在；2.即使存在，也無法認識；3.即使認識，也無法言說。

關于這套悖論的第三條——是因為我們在彼此之間傳遞的，常常不是事物本身，而是logos——言說、理性、某種近似東方哲學中“道”的理念。而任何述說者與表達對象之間，天然地隔著一道縫。世界上任何最精準、最凝練的語言，都無法將此時此刻表述者頭腦中的意象，高清無損地傳達到彼時彼刻接收者的頭腦中。

我們的感官太過于復雜，腦海中產生的念頭瞬息萬變又精巧微妙，寫作—閱讀這一形式的帶寬極低，從來都無法完成高保真的傳輸

比如，你寫“母親”。你想說的也許不是一個社會角色，而是一連串只有你知道的細節：她會悄悄給你賬上打錢；她生氣時不罵人，只把碗放得格外重；她在電話里說“挺好的”時，其實是在抹眼淚。可“母親”這個詞太大、太公共，讀者會立刻把自己的母親帶進來：有人想到溫柔，有人想到控制，有人想到缺席。

于是，你明明在寫一個具體的人，卻被讀者解讀成一種關系、一種原型、一種他們熟悉的情感模式。你寫得越克制，讀者填得越多；你寫得再明確，讀者也仍然會在某個關節點把它拐向自己。文字沒有辦法像光纖那樣校驗“對方收到的是否與我發出的完全一致”，它只能以重復、節奏、暗示、留白這些手段，盡量把讀者引到相近的方向。

何況，語言作為一套線性的邏輯系統，用它來描述非線性的客觀世界，自然有天生的缺憾。我在短篇科幻小說《奧山》中曾經舉例：很多誤會并非來自信息不足，而來自語言的線性與排他性。你說“蘋果真好吃”，本意只是此刻的偏愛，卻在句式上自動把世界切成二元：好吃/不好吃、蘋果/非蘋果。于是總會有人追問“那香蕉呢？”——仿佛未被提及就等于被否定。語言無法同時把“蘋果好吃，但香蕉也不錯，西瓜草莓各有其甜”一并呈現；它每說出一部分，就必然會遮蔽另一部分，這正是表達不精確的結構性來源。

所以我說寫作—閱讀的帶寬極低，并不是貶低文學，恰恰是在解釋它為何珍貴：在信息傳輸這條路上，文字天生不占優勢，卻仍然能穿越時間，靠的是另一種能力——它允許誤差，甚至利用誤差。作者把經驗壓縮成符號，嘗試去描寫經驗范圍內的某一種體驗、某一種意象的“最大公約數”。而文字流轉到讀者手中，讀者會用自己的生命體驗去解壓，讀取最大公約數，表達與接受存在著差異，而那個“差出來的部分”，有時正是文學發生的地方。

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這意味著語言是我們理解世界和自身存在的根本方式。

通過語言，我們能夠將內心的感受和對世界的理解表達出來，從而形成對存在的認知。只是當AI把“通順、完整、像樣”的文本生產得太快，我們反而更需要保持清醒：AI對文本的建構更像是撿拾人類語言片段的瓦礫進行二次加工，并非發自任何一次體悟。不要把流暢當作抵達，不要把圓滿當作真實。寫作者要做的，或許是愿意重新撿起最原初的創作沖動，不再堆砌看似應該出現在此處實則空洞無物的辭藻（這一點AI做得比所有人類作者都要好），將當下稍縱即逝的感觸捕捉，化為文字。哪怕通過紙張、屏幕傳遞，寫作的盡頭還可能有誤解，我們仍然愿意走向這個終點。在誤解徹底覆蓋共識之前，只要能讓兩個人在某一刻共享同一束光，哪怕只是一瞬，就已經足夠

寫作的最大趣味：編織與游戲的快樂

如果說寫作永遠無法精準無誤地傳遞信息，那么它至少得完成它的次要目的——在作者和讀者之間搭建一場精彩的游戲，讓讀寫的雙方都通過文本游戲，獲得智識上的愉悅

是的，愉悅，就我所知，目前AI尚未展現出產生愉悅、憎惡等情感的跡象。所以我說的“愉悅”，可能是人工智能時代，寫作對人類讀者與作者（尤其是作者）來說，一項不可或缺的附加產物。

我曾經刷到過一則視頻，瑞士的一位老人熟練地編織蕾絲。她把繞著白色絲線的木梭飛速排布：絲線被挑起、壓下、回扣，再用手輕輕一拉緊。木梭一左一右交叉，線被分開又合攏，結點落在幾乎看不見的位置。她偶爾停一下，用指腹抹平凸起的紋路，再繼續把空白一格格填滿。半小時后，一朵細小的花從網眼里浮出來。

這個過程像極了寫作。

我與不少寫作者交流過寫作時的心境。往往在最開始的時候，驅動他們落筆的，都不是一個精細的大綱，更不可能是一篇已經成型的腹稿。往往就是一個精巧的點子，或是一種催他行動的情緒，而在寫作過程中，人物關系逐漸明朗，人物的性格也在沖突中生長出來。情節像線頭一樣從某個不起眼的角落被牽出來，繞過指尖，打一個結，再被拉緊。你以為自己在“寫故事”，其實是在一點點確認：這根線該和哪根線交叉，這個結該落在誰的身上，這個空白該留給讀者還是必須由作者填滿。寫作最迷人的地方，正是這種邊走邊織的秩序感：它不是先有一張完整的圖紙，再按部就班地執行；更多時候，它是在一次次試探中，把雜亂的經驗、情緒和記憶碎片，編成一個暫時能夠自洽的紋樣

蕾絲之所以好看，不是因為線本身昂貴，而是因為它把“空”也編進了結構里。網眼、縫隙、重復的花邊，決定了花紋最后的呼吸感。寫作亦然，一個好故事在于敢不敢承認某些地方無法說明，敢不敢把沉默和停頓留在句子之間——讓讀者完成自己的參與

作者寫作之初并未知故事的全貌，而在讀者讀完全文本之后，這場編織才算完成最后一環。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文本游戲”貫穿整個寫作與閱讀活動。讀者跟隨作者穿線、繞線、拆線、重織，在某個段落突然意識到，哦，原來這條線早在前面就埋下了。在發出驚嘆或一拍大腿的此刻，閱讀與寫作最原始，同時也是最可貴的快感才在讀寫二者之間噴薄而出。這是獨屬于人類之間的游戲，是二人之間近似競技體育的一場游戲。

寫作帶來的意外之喜：擴展意識的外沿

我曾聽說過一個理論：

生命的誕生源于細胞膜的誕生。

而人意識的最初生成也與包裹著我們肉體的那薄薄的一層膜——皮膚密切相關。

皮膚代表著邊界。邊界一旦出現，“我”和“世界”才第一次被分開：皮膚以內是自我——溫度、脈搏、饑餓、快感；皮膚以外是外界——風、雨、他人、秩序與危險。更重要的是，這層邊界并不是一堵墻，而是一張布滿傳感器的膜。觸覺神經把壓力、摩擦、刺痛、溫熱一股腦送進中樞，讓我們不斷確認“這是我正在承受的”“這是我正在被影響的”。嬰兒最先學會的不是概念，而是冷熱與飽餓；自我是在無數次“外界觸到我”的反饋里被雕刻出來的。

如果沿著這個思路往前走，寫作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新的邊界。

我從小很喜歡坐在火邊，看著火苗高低起伏的樣子。在南方城市里見到燃燒著的，自然成型的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清明、中元節用鐵桶燒紙錢是一個契機，春節獲準在家里升起炭盆子也是一個契機，其他時間如果要看火焰慢慢燃燒，都要冒挨揍的風險。

在有限的，珍貴的與火共處的時間里，我都細心呵護著火，把它從透明的苗頭培養長大，直到成為滾燙又強壯的一簇簇能量。這個時候我會把過年吃剩的糖紙、花生殼、橘子皮、紅色利是封撕成一小條一小條，扔進火焰里。

火就像某種不太挑食的寵物，喂它吃什么，只要不是太離譜的，都照單全收。橘子皮帶一點水，會讓火焰進入一會兒低谷，隨即又發出橘子烤煳的焦香味兒；塑料糖紙一邊燒一邊像蠟滴一樣熔化；而紅色利是封則因為油墨印刷的緣故，在接觸到火舌的那一瞬間蜷縮枯萎，同時又讓火焰沾上青黃發白的顏色。

赫拉克利特說世界是“永恒活火”。

“……永遠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一團永恒活著的火，按尺度燃起，按尺度熄滅。”

在他這里，“火”不是壁爐里的火，而是變化本身：燃起，熄滅就是世界的節律

世界是“永恒活火”，那么生命更像一場緩慢的燃燒。從科學的角度來說，一呼一吸之間身體里進行的氧化還原反應，與燃燒本就是同根同源。

與包裹生命的那層膜恰恰相反，火的意義和動作是消滅生命與非生命之間的界限，它是另一種邊界，活著的邊界。它吞噬掉山芋、木炭、瓜子皮和花生殼，將它們轉化為新一輪的光和熱。這與寫作的過程又何其相似——生活向你扔來種種事件，沒有特定的順序，也沒有特定的因果。活著的個體如果想繼續活著，能做的只有無條件吸納這些隨機事件，將它點燃，轉化成日后的火焰。

如果這簇火焰來自一個人類作家，那么事件本身在進入火之前，往往只是濕的、重的、難以下咽的碎片；可一旦被點燃，它就開始改換形態——像木頭從堅硬變成炭，再從炭變成灰，最后只剩一種更輕的東西：光、熱、氣味和能夠被看見的形狀。

自古以來，人們迷戀故事，是因為人們對因果律癡迷。事實上，因果律是人類理解科學、解析世界的唯一方式。大語言模型善用因果律，甚至自身的存在就緊緊依托于嚴密的因果邏輯之上。但也因此，人工智能再擅長生成“像樣”的文本，也很難替代上文所描述的具有隨機性的“燃燒”本身。

對于AI時代的寫作者，我并不是一個絕對的樂觀者。

我跟不少朋友立下賭約，賭第一篇徹底超過人類寫作水平的AI長篇小說將于何時出現。AI始終是懸在所有寫作者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但即便如此，在AI尚不通人性的今天，在新老時代交替的今天，我們還有一點時間。寫作該回到它的三種人類性——傳達不精準但真實的信息；在讀者與作者之間構建一次精彩的智識游戲；像火焰一樣吸納真實世界的信息，在筆尖或者鍵盤帽上轉化成具有輕盈價值的美好東西

一座城市的文化說明書

（來源：書都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