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亞·伍爾夫98年前說,“女性寫作需要每年500鎊收入和一間自己的房間”。
乍看像正確的廢話:畢竟男性寫作也需要錢和自己的房間。
一百年前海明威在巴黎寫《太陽照常升起》時認為,“身體健康,經濟寬裕,對寫作有幫助。”海明威那時要么早起在全樓人都還睡著時寫,要么跑咖啡館寫,也無非是為了有一個自己的房間。他后來有錢了,但還得逃到古巴去寫東西,就為了“可以在電話上蓋一塊布”,有自己的空間。跟海明威同時的TS艾略特想寫他的《荒原》,但因為沒錢,必須在銀行上班,所以艾茲拉·龐德還試圖募捐為他從銀行贖身。福克納一度手頭緊,所以得寫劇本賺錢養自己寫小說。村上春樹早年還開爵士樂酒吧時,只能在吧臺寫東西;后來關店寫東西,還得凌晨起床寫,以求有自己的獨立事件和空間。
但伍爾夫的話道出了一種普遍困境:
我覺得需要難受的,包括但不限于一百年前的英國女人。
還有一切沒私人空間和時間的人們。
伍爾夫自己因為母親早逝及其他因素,有雙相情緒障礙。所以她格外需要一個單獨的房間——但這個房間只是個虛指。
宏觀說,她那時代,英國女的普遍沒獨立財產權,想受教育而未必能得,想上班而不可得,私人空間都不太有:“單獨的房間”相當奢侈。空間與時間,都缺。
同樣是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得更細:
一個家庭婦女創作者最大的麻煩是,她沒有“整塊的時間”。上個世代沒機會上班的女人,在家會被預設是隨時待命的:也許你并不做事,但你隨時得準備做事。孩子哭、客人來、家務要處理——那是個沒有家用電器的時代。她們除了需要時間、空間和錢,還有“女人要像個女人照料所有人,但沒有自己獨立空間”的處境,所以有一筆錢+自己的房間,都顯得有點奢侈。
大概,伍爾夫時代,“每年500鎊收入+一間鎖得上門的房間”≈當下的寫作者說“我有個出租房,還有筆積蓄,可以寫東西”。
我覺得一百年前伍爾夫描述的女作者困境,其實也是后來每個人的困境:
每個人都想做點自己的事,但時間、空間、錢都緊缺。
于是需要犧牲時間去工作來換錢,于是沒有屬于自己的整塊時間。
大概對一百年前的伍爾夫而言,女人也能上班掙錢,也能自己獨住的時代,是個好時代:無論你寫不寫東西。
而對今時今日的大家而言,大家都希望有一個自己的空間,有一筆小積蓄于是不用時間換錢。
我因為不上班只寫東西,之前有位長輩問我,為什么不找份工作呢?
我:那寫東西呢?
長輩:你可以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寫東西啊。
當然,這位長輩日常思維也常是“你不要寫東西/看書/這個那個了,先來做這個!做完了再說!”
畢竟,許多長輩是默認“你的時間與事情都可以隨時打斷”的 。
說到這里,多少人小時候有這種體驗?
家里沒自己的房間,或者,哪怕是自己的房間,但并不全是:關了門,爸媽會問“干嘛關門?你一個人在房里要干嘛?”
多少人是自己租了房子獨居時,才有一個“自己的房間”?
至于“得了筆橫財,從此不用上這破班,可以有時間做點自己想做的事”,更是每個人夢寐以求吧?
這也是我一直以來說的:哪怕減少一點欲望與需求,也要盡量給自己找一點時間(不一定都拿來換錢)與空間(哪怕窄小但自己可以做主),好做一點自己喜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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